1912年7月30日清晨，东京皇居内外弥漫着肃穆气息。明治天皇驾崩的消息尚未完全传播，宫门已悄悄换上了新主人的旗号——三十岁的嘉仁被推上皇位，史称“大正天皇”。对于外界而言，这是日本由“明治”迈向“大正”的象征；可在知情的大臣眼里，这位新君其实是个难以启齿的隐忧。
明治时代的光环可观。四十五年间，铁路、电报、宪法、议会，一环接一环；甲午与日俄两场战争，让东京摇身一变，进入列强俱乐部。然而明治天皇的子嗣运气不佳，五个儿子中四个早夭，独剩三子嘉仁。嘉仁出生于1879年，幼时患脑膜炎，命是捡回来的。御医们把他救回来，却无法阻止后遗症潜伏。外表看不出异样，可稍留意就能捕捉到他握笔不稳、走路踉跄的细节。
1900年，嘉仁迎娶良子女王，连生四子，算是稳住了皇室香火。长子裕仁日后成为著名的昭和天皇。宫内省官员这下松了口气，以为只要礼节动作练熟，嘉仁守着现成的制度，多少能混过一生。然而现实很快教他们什么叫“打脸”。
1913年秋，青山练兵场大阅兵。士官们正昂首阔步，忽听身后人声嘈杂。众目睽睽之下，大正天皇竟从御座跑下来，蹲在士兵背包旁掏来掏去，嘴里嘟囔着“这东西真好玩”。负责护驾的侍从惊得面如土色，只能硬着头皮把他扶回台上。外国武官见状交头接耳，场面一度尴尬得滴水成冰。
类似情形不止一次。1917年1月帝国会议开幕，嘉仁端坐宝座，手里攥着演讲稿。本该朗声宣读，他却把檀纸卷成筒状，对着大厅左顾右盼，像孩子玩望远镜，“哈哈”直笑。英国公使回忆录里写道：“那一刻，整个会场仿佛静止，所有大臣脸色铁青。”日本报刊不敢详载，但流言飞快传开：“天皇疯了。”
大臣们不能再等。1919年底，元老山县有朋主持密议，决定以“病体需要疗养”为由，限制大正天皇外出。此后，皇居深处常年紧闭。有人说他日夜迷糊，有人说他以涂鸦打发时间，真相只有贴身侍医知晓。可在政坛上，空位不能久悬。1921年11月25日，年仅二十一岁的裕仁被迫登上摄政之位，成为名义上的“代行”。
尴尬的是，恰在大正皇帝淡出之时，日本的“活跃议会政治”迎来短暂绽放。学者称之为“大正民主”。1918年原敬组阁，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平民出任首相；1925年，《普通选举法》通过，所有满二十五岁的男性获得选举权。有人拍手叫好：“看，日本走上宪政正轨！”然而细究便知，这份热闹更像在纸面上跳舞：军部依然直通天皇，元老仍握生杀大权，只是台前换了口号，后台丝毫未动。
有意思的是，嘉仁本人几乎未插手这些变革。宫里传出一句对话：“陛下，外面要开内阁会议了。”嘉仁迷迷糊糊答：“好吃的鱼带回来。”短短一句，把他与政局的距离拉成天壤。对内，他是失去权威的家族长；对外，他是象征国家的“活招牌”，却被帷幕后推。年仅四十出头，他已成京城坊间茶馆里的笑柄——“纸筒望远镜”的段子被说书人编排得绘声绘色。
1923年9月的关东大地震，数十万人罹难，政府反应迟钝，皇室更是束手。从此，“无能的天皇”之说广为流传。到了1925年，嘉仁再度中风，心脏病加剧。宫内省连夜加固秘密医疗设施，绝口不提“精神病”三字，只用“重患”遮掩。西方驻日记者屡次申请探视，都被婉拒，真实病况成为谜团。
这一切在1926年岁末画上句号。12月25日凌晨1时25分，大正天皇心脏衰竭，终年四十七岁。消息发布得极为克制，只说“驾崩”，不提多年来的封闭与怪状。当天，摄政裕仁即位，昭和时代自此开启。对于大多数日本国民而言，先帝似乎只是短暂的背景板；而在军方将领眼里，新君年轻、可塑、深谙海权，一场新的扩张冲动正在酝酿。
事后翻查记录，大正天皇在位十四年间，几乎没有留下真正的政治指令；宫中却留存大量他写满涂鸦的奏折副本，还有密密麻麻的无意义符号。学者戏称：“那是帝国宪政的一面镜子，再华丽的外表也掩不住核心的空洞。”
“一个真正现代的日本，需要一个正常的国家元首。”这是1920年代东京知识界常见的论调。遗憾的是，短暂的“大正民主”没能阻止军国主义风暴。若说嘉仁的存在是一场闹剧，那么紧随其后的昭和年代便是震撼登场的悲剧。历史往往残酷：舞台上一旦灯光转暗，荒诞被人遗忘，更深的阴影却悄悄逼近。
大正天皇的一生像极了攒足光环后突然熄灭的焰火，耀眼过，却转瞬成灰。他的名字留在年号里，却没能掌控那个时代的方向。对后来者而言，这位被迫“躲进深宫” 的皇帝，既是笑料，也是警示：王冠沉重，不是每一顶都有人撑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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