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云再起：要价过高的捷克人
二元君主制并不意味着哈布斯堡君主国政治体系的完全定型，相反，它不过是弗朗茨·约瑟夫一系列政治实验的其中之一罢了。
弗朗茨·约瑟夫当然知道，二元制改变了君主国的性质。博伊斯特建立起“官僚内阁”之后，当务之急是使捷克人重返政治舞台，以便有效牵制德意志自由派。捷克人对1867年的和解方案心怀不满，特别是施默林选区制的恢复，意味着德意志人在波希米亚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当初他们曾经担心奥地利人会变成一个德意志国家，但现在看来，即使奥地利被驱逐出德意志邦联，捷克人依然可能面临同样的受人奴役的前景。
帕拉茨基深孚众望，但在更大意义上来说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而非政治领袖，他对国家的前途很有远见，预言警句如雷贯耳，却在眼前一些实际问题上一错再错。他的女婿里格尔甚至还冒冒失失地参加了当年在莫斯科召开的泛斯拉夫大会，把沙皇看作是解放斯拉夫人的救星。
19世纪60年代以来，曾以布拉格为中心的泛斯拉夫主义在俄国风行一时，但其理论基础发生了意义深远的改变，所谓的西欧精神与文化破产使知识分子认为俄国不应以西欧作为其发展和现代化的模式，而要开辟一条由其自身特色和历史所决定的特殊道路。泛斯拉夫主义者更宣称只有俄国统治了欧洲才能使其恢复活力与青春，因此，斯拉夫各族应摆脱奥地利和土耳其，参加俄国领导的斯拉夫联盟。里格尔作为捷克青年一代的政治代言人，一再强调把捷克人和俄罗斯人联系在一起的斯拉夫兄弟情谊，这引起了哈布斯堡王朝的严重关注，对于奥地利的民族和解全无好处可言。
这是捷克民族主义正在升腾的时代。一家很像样的捷克日报的创办成为捷克文化进步的重要象征。第一位真正重要的波希米亚民族主义作曲家斯美塔那在60年代初回到布拉格，创作《在波希米亚的勃兰登堡人》《被出卖的新娘》等充满激情与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之下，布拉格的捷克人筹资建立了一所民族歌剧院，捷克音乐便以1868年春天这所歌剧院的奠基仪式为标志，进入黄金时代。爱国主义自豪感还被群众性体操运动“索科尔斯”培养起来了，其倡导者认为，通过有纪律的体育活动来训练人的心灵，可以从身心两方面为国家作贡献。民族主义思潮成为下一代捷克人成长的乳汁，带有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的民族歌剧院直到13年后才建成，到那时，捷克新一代民族领袖也已经形成自己的政治大厦了。
在民族主义复兴的时代，捷克领导人既缺乏戴阿克那样温和而坚决的斗争精神和灵活的策略手段，又不准备接受弗朗茨·约瑟夫为他们准备好的解决方案。
1868年6月，趁着为布拉格一座大桥剪彩的机会，弗朗茨·约瑟夫与帕拉茨基、里格尔会面。70多年前，他的祖父弗朗茨在成为匈牙利国王之后不到8个星期便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因此，他也想尽快解决捷克人问题。但是，他提出的方案并没有像在布达佩斯一样得到对方愉快的接纳，为了强调其“西斯拉夫人”的性质，里格尔甚至要使捷克代表从帝国咨政院退出达12年之久。
弗朗茨·约瑟夫试图用自己在布达佩斯成功使用过的策略，即通过与捷克领导人的私人接触解决政治问题，博伊斯特被派往布拉格完成这一使命。但是，捷克人对这位首相毫无好感，并且引起有关内阁成员的猜忌和辞职。为了抚慰各方，皇帝任命他儿时的伙伴塔费伯爵为奥地利政府首脑，以完成与捷克人达成和解的任务。
塔费早已不是那个古灵精怪的小孩子了，但正像他曾经是皇帝的亲密玩伴一样，他现在还是皇帝信得过的人。他出身爱尔兰贵族，产业在蒂罗尔省，又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算作德意志人。因此，一方面他具有爱尔兰人的灵活手腕和深思熟虑，善于在德意志自由派和捷克知识分子之间周旋，游刃有余，与皇帝本人也能保持同样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对理想、信念之类空洞的东西没有什么兴趣，带有贵族阶级本身所具有的缺陷，不是精力充沛的活动家，对一切都抱怀疑态度，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因此，尽管他不会受到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真诚地想要在奥地利达成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处，但却不相信各族人民会真的在帝国政府管理之下分享和平与发展。
捷克知识分子的泛斯拉夫主义引起了他们唯一可能的结盟对象——波希米亚贵族的不满。沙皇在这个时候既无意也无力破坏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因此，捷克民族领袖是没有追随者的领袖、没有盟友的政治活动家，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他们不得不抛弃泛斯拉夫主义，与波希米亚贵族联合。80位波希米亚代表从帝国咨政院退出，宣布在其要求被满足之前，将不再参与帝国政治活动。而他们的权利是完全按照匈牙利人的模式提出的：他们要求波希米亚的捷克人得到平等的民族权利，要求改革选举制度，要求统一所谓“圣文采斯拉斯国王领土”，并为这个“大波希米亚”谋求与匈牙利一样的独立地位。
正像弗朗茨·约瑟夫试图用与马扎尔人接触的方式与捷克人沟通一样，捷克人把匈牙利援引历史权利得到的胜利视作榜样，希望用同样的手段为波希米亚求得独立地位。但是匈牙利人的历史性权利是真正存在的，捷克人的同样要求则是想象出来的。因此，历史对匈牙利人来说是一件得心应手的武器，对捷克来说则是臆想，仅有其加之于人的束缚与负担是真实的。捷克人的这种斗争策略等于是把自己置于政治市场，待价而沽，但要价太高了点。
塔费对保守的波希米亚历史权利和联邦制不感兴趣。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政治家，他的目标是使捷克人回到咨政院，确保奥地利的完整，而作为回报，波希米亚人将得到公平的对待。其他大臣站在德意志人的立场上，不希望风云再起，只要捷克人回到咨政院，认同奥地利，就可以得到不错的价码。
捷克政治家拒绝了塔费的条件。他们坚持波希米亚是捷克人的波希米亚，恰如匈牙利是马扎尔人的匈牙利，捷克人不是奥地利的少数民族，而是波希米亚国家的主导民族。这样的要求有些太离谱了，这不仅仅是现时的捷克人与德意志人的争斗，甚至还是历史上的波希米亚王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冲突，后者的领土包括了前者。自那时起，德意志人就已经将波希米亚看作是神圣罗马帝国及其后的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而捷克人自然是帝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受到德意志人的保护。
捷克领导人清楚自己一无群众、二无实际经验的弱点，因此，他们对德意志人的好意保持怀疑。同样这些人，站在帝国利益的立场上表现出和解之意，但作为波希米亚人和波希米亚议会的成员又表现出对捷克人根深蒂固的鄙视。在斯拉夫民族主义风潮之下，他们怕捷克人会有所动作，随时准备设置障碍。
因此，与其受到这些德意志人被自利的私心所扭曲的“保护”，还不如寻求哈布斯堡王室的较为超脱的保护。但是问题在于他们索求得太多，又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在布拉格召开的泛斯拉夫人大会上的高谈阔论毫无效果，反而引起皇帝的不满与猜忌，因此，1868年的谈判以失败告终。绝望的里格尔试图从外国寻求帮助，1869年，皇帝得知他曾经去巴黎请拿破仑三世帮助捷克人，而当时法国皇帝自己倒是非常需要哈布斯堡王室的帮助，秘密一旦泄露，弗朗茨·约瑟夫的态度就会立即变得强硬起来。
对于捷克人，1871年是关键的一年。弗朗茨·约瑟夫任命了一个“超越党派的内阁”，首相霍亨瓦尔特是一个德意志贵族，相信联邦制能够使帝国更加强大。他的贸易部长舍夫勒是一个激进的德意志新教徒和维也纳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怀有真诚的1848年革命理想。
他在课堂上宣讲社会福利的经济学，批评当时大行其道的自由市场经济，担心投机盛行最终会引起金融体系的全面崩溃，在政治舞台上则投身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舍夫勒可能是第一位看出民族之间阶级差别的人，他鼓吹实行普遍选举制，以反对德意志人的独霸地位。以一种理想主义者和大学教授的真诚，他相信普遍选举权会对抗马扎尔人的特殊地位，会使德意志自由派获得满足，而不在意他们特权地位的丧失。舍夫勒发现，皇帝对他非常温和，看上去乐意倾听一切意见，但是采取的措施却非常有限，一直到30多年后，舍夫勒对皇帝的影响才渐渐表现出来。
霍亨瓦尔特与舍夫勒内阁的主要目标是与波希米亚人达成妥协。弗朗茨·约瑟夫依然希望在布拉格加冕，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捷克领导人似乎能够使历史重演，像戴阿克与安德拉西那样取得有利的谈判结果。他们仍然以建立自治的波希米亚王国为主要目标，在各项权利要求上都向匈牙利人看齐，特兰西瓦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管辖权掌握在布达佩斯，捷克人也要求将摩拉维亚与西里西亚揣入囊中。
皇帝不置可否地听取了捷克人的计划，霍亨瓦尔特也并非不同情他们，但是捷克人面临的局面与匈牙利完全不同，甚至他们自己也承认，波希米亚王国与匈牙利王国在力量上不可同日而语，奥地利、匈牙利、波希米亚三足鼎立之势无法形成。摩拉维亚与西里西亚对此大加反对，捷克人却无法独立压制，德意志人在西里西亚占多数，在摩拉维亚人口虽然较少，却很有实力，整个帝国的官僚、资本家都出自这个民族，捷克人没有反对他们的实力。即便捷克人获得胜利，他们马上就会面临缺乏捷克人官员、缺乏资金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困境，整个波希米亚社会都会陷入运转不灵、失去动力等严重问题。
因此，捷克人承认二元制，但要求将咨政院转变为波希米亚和其他各省直接选举出来的奥地利代表团。捷克领导人实际上并没有想让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以来的统一国家陷入四分五裂，却无法让他们的贵族盟友、波希米亚土地贵族让步，后者坚持保守的联邦主义，要求复兴所谓的“大波希米亚”。
究其根本，捷克人的失败在于德意志人经过一番踌躇之后向博伊斯特提出了挑战。施默林时期的财政部长表达出了德意志人的观点：“满足波希米亚的捷克人的愿望就是宣判德意志人的死刑。……我们可以牺牲小俄罗斯人以满足波兰人，牺牲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以满足马扎尔人，因为前者会被波兰人同化，后者会被马扎尔人同化，但是德意志人可不会被捷克人同化。”
弗朗茨·约瑟夫向波希米亚议会示好，表示愿意在认可波希米亚王国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就加冕问题达成共识，这引起维也纳和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举行吵闹不休的街头游行，他们强烈反对这一决定。德意志人占多数的维也纳大学的学生几乎酿成街头骚乱，他们相信这样的政策终将导致所有少数民族的地方自治，从而摧毁帝国对中欧地区的控制。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怨声载道，说自己这么忠诚于哈布斯堡王朝，现在却要被当作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施舍给斯拉夫人的布拉格了。
霍亨瓦尔特一时之间手足无措。安德拉西的机会来到了，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波希米亚地位问题的解决会破坏匈牙利在帝国内的主导地位，甚至会动摇马扎尔人对匈牙利国家的控制力，因为一旦捷克人地位上升，人们就不能再对匈牙利境内的其他斯拉夫人的从属地位视而不见，而捷克人与德意志人的和解更确定无疑地会使马扎尔人受到挑战。
于是，他退居一旁，等待来自维也纳的召唤。其实，安德拉西在波希米亚问题上并无发言权，但皇帝于公于私都已将他视为必不可少的、可以信赖的顾问，要求他参加王家特别会议。在表示了一定程度的不情愿之后，安德拉西来到维也纳，一针见血地指出，满足捷克人的条件就会引起骚乱甚至内战。据说他对霍亨瓦尔特说：“你准备用大炮来使波希米亚国家的权利得到承认吗？如果不是的话，就不要着手实行这个政策。”
安德拉西的警告像是正式的否决一样，与捷克人的谈判戛然而止。实际上，当霍亨瓦尔特提出的较小程度的自治被捷克人拒绝之后，他们就已经丧失了最后的讨价还价的机会。失去耐心的弗朗茨·约瑟夫让霍亨瓦尔特下了台，代之以德意志自由派的官僚内阁。此后8年间，当选的捷克议员不接受他们在维也纳国会里的席位，拒绝参与这个否认捷克民族权利的大会的事务。此种不合作策略对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发展中的社会与经济而言并非有利可图，反而使德意志人与捷克人之间的敌对更加深化而持久。
就其本质而言，捷克人无论人数、财富和团结性等方面都缺乏与德意志人对垒的条件。他们固然错误地提出了波希米亚王国的历史权利，但真正的错误是他们还不够强大，政治就是强权的争夺，实力才是弗朗茨·约瑟夫死板的头脑所能认可的东西。然而，德意志人是靠了马扎尔人的帮助才取得了对捷克人的胜利，二元体系中某些致命的弱点已初见端倪。
二、明哲保身：审时度势的波兰人
波兰人是唯一得到德意志人善待的斯拉夫民族。1868年，加利西亚议会在利沃夫召开，会议以为本省谋求高度自治为目标，其后数年间，维也纳国会中的波兰议员一直谋求实现这一纲领。与斯拉夫人不同，波兰的确是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的愿望还得到马扎尔人较为同情的关注。另外，特别是在波希米亚与帝国谈判期间，波兰人始终将自己与可能会导致帝国分裂的类似自治要求保持距离。因此，虽然利沃夫纲领不可能在二元制体系内实现，但波兰人还是得到了一些回报。1871年，维也纳国会通过的法律允许加利西亚的各级学校波兰化，财政也做出了较有利的安排，奥地利成立了一个专管加利西亚事务的部门，一位“加利西亚事务大臣”常年出席御前会议。
毫无疑问，波兰人很好地利用了他们在地方和中央政府中所得到的权利。在哈布斯堡帝国瓦解之前，波兰人已经是加利西亚的多数民族，这一点连马扎尔人都没有做到，并且，波兰人取得这种成就的方式远比马扎尔人在匈牙利的各项政策要温和及诚实得多，加利西亚的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可以拥有自己的学校和报纸。
因此，与普鲁士（1871年以后的德意志）和俄国控制的波兰地区相比，加利西亚的波兰人享有更大的特权，波兰学术于是在利沃夫和克拉科夫持续繁荣。这也是他们极力想要保存哈布斯堡王朝的根本原因：为了最终建立一个完整的波兰国家，必须反对在奥地利实行联邦制，否则加利西亚将面临接受德、俄粗暴统治的前景。这样波兰人就成为奥地利帝国最忠实的臣民和中央集权的支持者，他们与德意志自由派的联盟抵消了斯拉夫人不合作姿态的影响。不过，他们更应当被看作是忠于皇帝本人，而非德意志人，亦非自由主义。
三、大战在即：法国的最后辉煌
在外交领域，普鲁士已经建立在德意志邦联的霸权，长期被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当作反动势力的保护者和教会权利的盾牌攻击的奥地利已被从德意志驱逐出去了。俾斯麦建立的最终被证明是一个既保守又开放、既专制又民主的现代开明专制政权，各种政治思想都对它无可奈何。正因如此，这个无拘无束的政权善于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发挥其无所不及的影响力，它清楚地知道，重要的是达到自己的目标，并非不加节制。
但是，俾斯麦雄心勃勃的目标与拿破仑三世的宏伟计划发生了冲突。以他伟大的叔叔为榜样，拿破仑三世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注于外交领域，以人民领袖自居。1859年与撒丁结盟进攻奥地利是他的第一次重大外交冒险活动，目标是要摧毁奥地利在意大利的优势，显示他对于民族原则的忠诚，最终在意大利建立教皇领导的联邦。但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之如火如荼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于是他又转而支持奥地利保留一定势力，前后矛盾之处甚多，法国最终也没有捞到什么油水。普鲁士与奥地利发生战争之时，拿破仑三世保持中立，实际上他乐于看到现状被打乱，认为那是为法国提供实施其计谋的有利机会。但俾斯麦很快结束了战争，拿破仑三世想以仲裁人的身份施加影响的打算落了空。同时，在墨西哥的冒险由于马克西米连缺乏政治才能与实力也以失败告终，反而引起奥地利、比利时等国对他的反感。
1866年以后，拿破仑三世年事已高，精力衰竭，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有胆有识，显现出一种遇事拖延不决的倾向。他认为，法国与普鲁士注定要发生冲突，因此有必要取得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支持。马克西米连死去刚刚两个月，他就与弗朗茨·约瑟夫在萨尔茨堡会面，后者虽然彬彬有礼，却并不打算与他发生实质性联系。但拿破仑三世以其一贯的自以为是认为已经与奥地利皇帝取得了和解，还想继续发展为一个羽翼丰满的联盟。
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
弗朗茨·约瑟夫不愿意给出任何承诺。博伊斯特虽然以反俾斯麦的立场知名，也发自内心地希望建立一个针对普鲁士的欧洲各国联盟，但这是占奥地利人口一半以上的德意志民族所反对的，而这一半人口正是奥地利最有经济实力和政治经验的一个部分。他们梦寐以求的统一事业已由普鲁士完成，反过来又保证了他们的政治经济特权，作为同文同种的兄弟，奥地利的德意志人随时准备与德意志联邦恢复被战争破坏的联合。而且，由奥匈协议而得到一定特权的某些马扎尔贵族也对法国持敌视态度，博伊斯特无法以个人好恶说服这两个决定帝国命运的民族去反对普鲁士人。
奥地利的将军们也不愿意在没有意大利参加的情况下发动一场针对普鲁士的战争，否则奥地利将腹背受敌，最终可能会使这个外强中干的帝国陷入覆亡的命运。但是，意大利将法国在罗马的驻军视为眼中钉，以撤军作为意大利参加法奥联盟的条件，而拿破仑三世如果撤军的话，教皇在与意大利王国的冲突关系中就更陷于弱势，遂引起法国国内的天主教舆论的不满，而且会伤害拿破仑三世已经所剩无几的面子，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欧仁妮也不会听之任之的。1869年，有关各方一直在进行谈判，到了9月，拿破仑三世分别接到了弗朗茨·约瑟夫与意大利国王伊曼纽尔措辞热烈、态度积极的信件，但却只是信誓旦旦的私人信件，没有正式的外交文书就是没有价值的保证。
哈布斯堡王室同样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年的濯足礼上，弗朗茨·约瑟夫与茜茜都会为十多位孤苦老人濯足洗罪，复活节和圣体节的公众庆祝活动更少不了皇室成员的参与。茜茜尤其是一个情绪多变、感受丰富的女人，精神容易紧张，每当她感到无助的时候，就会幽居在封闭的环境中以泪洗面，夜深人静时还在圣坛前忏悔，向天主祈求庇佑。因此，哈布斯堡王室当然不愿意看到教会与世俗政权之间的冲突升级，1869年，茜茜还以私人身份参加了梵蒂冈会议，这是自几个世纪前的特兰托会议以来教皇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教皇庇护九世在1848年革命后就受到世俗政权的日益强大的威胁，特别是在意大利，撒丁国王将教皇财产世俗化，拒绝教皇介入公共教育领域，在对外政策上也有意刁难。
19世纪科学与人文思想的发展也给予天主教会的权威以相当大的威胁。赖尔1830年的《地质学原理》和1863年出版的《古人类的地质证据》有力冲击了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达尔文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提出自然选择的进化论，其思想从生物学领域进一步扩展到社会人文范围内，在很大意义上塑造了19世纪后半期人类思维的内容和方式。《圣经》研究首先对《旧约》的内容提出新的看法，1843年，埃瓦尔德的《以色列人民史》指出，《旧约》应被看作是犹太人的神话集，摩西则是第一个历史人物。对《新约》的研究成果以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最为轰动，它打破了笼罩在耶稣头上的神圣和神秘的光环，认为福音书并非历史传记，而是以神话体现宗教真理。
另一方面，19世纪的自由派是18世纪理性主义的传入，把天主教看作是代表中世纪的反动和落后的力量。自由主义者对科学、进步和理性的信仰使他们看不到传统宗教中所包含的深刻的人性因素，源自自然神论者的对天主教的蔑视态度使他们忽视了普通大众的宗教感情和宗教需求。
1848年革命之前，天主教会本来已经出现某些自由化的倾向，但是，庇护九世在这场革命中噩梦般的经历使他的思想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从开明转向狭隘，意大利地区世俗王权咄咄逼人的攻势更使他看到即将发生革命和叛变的恶兆。为了扭转被动局面，他借助于圣灵怀胎信仰，提出圣母无原罪，以重新树立罗马教廷的权威。1864年，庇护九世发布“反自由主义通谕”，并附有《现代错误学说汇编》，列举所谓“当代谬论”八十余条，其中第八十条声称，凡认为罗马宗座应该而且能够同意进步、开明思想和现代文明并与之协调共处的见解都是谬误。天主教开明派因此受到严重打击，失去了知识界的支持。
1869年，庇护九世试图通过梵蒂冈会议显示教会的团结，并特意选在12月8日圣母无原罪教理瞻礼日之际，提出所谓“教皇一贯正确论”，遭到德国、法国等地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即使是弗朗茨·约瑟夫及其宗教导师也认为教皇走得太远了。永无谬误论发表后不久，奥地利宣布取消1855年《政教协议》。当年，意大利军队进入罗马城，通过公民投票，罗马并入意大利王国。教皇管辖权只限于梵蒂冈及其附近地区，意大利其他地方实现政教分离。
在去罗马之前，茜茜本来还有机会进行一次更有趣的东方之行。弗朗茨·约瑟夫接受了埃及政府的邀请，前往开罗参加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仪式，但是茜茜却以儿女们需要照顾为由拒绝陪同前往。某些不怀好意的谣言声称，皇后陛下是听说欧仁妮将主持运河的通航仪式，不愿意再进行一次伯仲难分的暗中比赛，所以才不肯进行这次本来对她很有吸引力的旅行。弗朗茨·约瑟夫的行程的确意义不凡，他不仅要去埃及，而且要到君士坦丁堡会见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
这位异想天开、随心所欲的东方君主一直在善良开明的宰相们辅佐下进行改革。但据说他在几年前曾经抛开他的大臣，把朝政交给一位上了年纪的会跳舞的托钵僧。梅特涅时代奥地利人就已经注意到东方问题对中欧地区的影响，但弗朗茨·约瑟夫仍习惯于把王朝的注意力放在德意志地区和意大利半岛上。随着新技术的广泛运用，多瑙河航运条件大为改善，早在1837年，奥地利就开通了的里雅斯特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蒸汽动力航线。随后，奥斯曼帝国又放松了对银行的种种限制，引起维也纳商界对近东地区浓厚的兴趣。俾斯麦德国崛起之后，更迫使奥匈帝国将目光转向东方。博伊斯特也密切关注加强巴尔干地区与维也纳之间的联系，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他说服弗朗茨·约瑟夫接受了来自东方的邀请。
皇帝长达6星期的行程还将包括雅典和耶路撒冷。当茜茜与丈夫在匈牙利告别时，她似乎有点后悔了，但是，与各个有关国家商量好的活动安排已经排除了为她心血来潮的决定做出改动的可能。像以前的每次分离一样，弗朗茨·约瑟夫用叙事刻板精细的书信与日记为茜茜记录了他的日常活动。
10月底，弗朗茨·约瑟夫进入土耳其统治下的保加利亚。航船所到之处，景色大为不同，市镇里穿着各色服装的异族人熙来攘往，商贩们或站或坐，大声叫卖，向路人展示那些稀奇古怪的商品。华丽的王宫、辉煌的日落、庄严肃穆的行道树，一切都令弗朗茨·约瑟夫一行有恍若隔世之感。最令他感慨的是披着厚重面纱的穆斯林妇女，她们避开行人探寻的目光，匆匆一瞥之下，那双美丽的眼睛直令人倍觉伤感。与女人们悄无声息的身影相比，他下榻的苏丹行宫则用东方式的精雕细琢营造了一个专制的男性社会奢侈生活之极致。
之后，弗朗茨·约瑟夫的船队驶入马尔马拉海，经达达尼尔至比雷埃夫斯港，再转入陆路，仅10分钟就坐着火车到了雅典。灿烂的古代文明在橄榄树和葡萄园背后的神庙、建筑遗迹中庄严地沉默着。这个时期的欧洲人已经重新发现了被中世纪隔开的古希腊人，他们热爱理性，在思与辩中提出了人类文明的基本问题，奠定了西方理性文明的基石。正如维也纳曾经抵抗过来自东方的奥斯曼土耳其一样，丰饶美丽的阿提卡半岛也曾是理性文明抗击东方影响的前线。弗朗茨·约瑟夫想起了波斯帝国的薛西斯大帝，为了洗雪马拉松之役的耻辱，他以雷霆万钧之势进入阿提卡半岛，最终仍然失败了，人类历史上却多了一段宏伟的英雄传奇。而如果他胜利了呢？或许从容行走在雅典街头的圣哲就不会有机会把哲学从天上带来人间，东方的迷信、巫蛊会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
前往圣地耶路撒冷的旅程从一开始就显得与众不同。数百名土耳其士兵拱卫着骆驼车队中的弗朗茨·约瑟夫一行。从车窗向外望去，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更有剽悍的贝督因人骑在棕色马上前后巡逻。马蹄笃笃，伴随奇异的异族话语，应声而起无数沙尘，更添几分人在旅途的肃穆与苍凉。看到耶路撒冷的那一刻，弗朗茨·约瑟夫朝着圣城的方向，虔诚地祈祷谢恩，其思绪之万千可想而知。
或许茜茜会对欧仁妮的出场更感兴趣。的确，11月16日举行的苏伊士运河通航仪式可算得上是法国皇后大出风头的一次盛会。这条全长90英里的运河本来是多国合作的成果，最初估计费用不到400万法郎，但最终耗资达4亿法郎。从1859年动工以来，多次出现政治障碍，以至于工程进展缓慢，直到1865年以后，一方面障碍消失，另一方面在施工中使用机器，工程才走上正轨。在漫长而困难的施工过程中，股票持有人渐渐变成以法国人为主，他们虽然长期未能获利，最终还是发了大财。欧仁妮某位表亲是工程的主要负责人，受到皇家支持。由于拿破仑三世苦于结石病的困扰，无法承受旅行劳顿，因此，茜茜不无嫉妒地发现，欧仁妮理所当然地成了明星，而她的丈夫也享有代替拿破仑三世陪同美丽的法国皇后的殊荣。弗朗茨·约瑟夫虽然是一个描写精细的记录者，却总是轻描淡写地略过欧仁妮，不厌其烦地为茜茜介绍一些“相当一般的客人”，或者他如何在新式“意大利剧场”中看《罗密欧与朱丽叶》时酣然入睡。
但是，这是欧仁妮，也是拿破仑三世的法国最后的辉煌时刻了。1869年，法国一方面与奥地利密切接触，另一方面与普鲁士剑拔弩张。俾斯麦喜欢在同外交官和新闻记者谈话时慷慨激昂地表示憎恨战争，但是“与法国的战争肯定会到来”。他认为，有必要加强1866年军事胜利唤起的民族感情，“填平祖国南北两部分由于种种王朝感情、民族感情以及生活方式等原因而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鸿沟的最有效办法，就是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侵略我们的那个邻国进行一场全民族的战争”。在法国，也有一些政府官员无视舆论的主要方向，而“把少数几家报纸的宣传解释成民意的表达”，他们确信，普鲁士日渐上升的实力将会使法兰西文化黯然失色。
四、普法战争：骗来的巅峰对决
战争往往并不是在矛盾最尖锐的时刻到来的。以人民与民族的名义，普、法两国都有人声称战争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实际上，像许多重要战争一样，导火索并非双方政府的直接关系，而是间接事态。而且人们总在痛定思痛时才发现，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比宣称使战争成为必要的那些问题要严重得多。
这一次，西班牙的政治形势成了引发普法冲突的导火索。女王伊莎贝拉被军事政变推翻后，西班牙亟待从为数不多的几个欧洲天主教王侯中选出继承人。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中信奉天主教的利奥波德是其中一支，虽然因其祖母的血缘关系，利奥波德与拿破仑三世的亲戚关系更近一些，但是他毫无疑问是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的忠实臣子。拿破仑三世本来也可以置身事外，欧仁妮对祖国西班牙也有强烈的爱国心，但利奥波德当选的可能性立即让法国在欧洲大陆上处于腹背受敌的形势之下。因此，法国人认为俾斯麦在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上耍了手段，其目的就是要引起战争，奥匈帝国与普、法双方都颇有渊源。弗朗茨·约瑟夫的东方之旅及他与欧仁妮配合默契的公开活动为法奥友谊做了一个最好的注解，双方官员之间的非正式会谈从1869年年底到次年年初一直在进行。国防大臣库恩与阿尔贝特大公还分别向皇帝和法国人提出了初步的作战计划。但是，两次对外战争的苦涩记忆使弗朗茨·约瑟夫变得谨慎起来，他决心不让那些口出狂言的将军把国家推入战争的陷阱，也要避免皇室再因军事失败而降低威望。
奥地利皇帝驻巴黎的大使理查德·梅特涅在写给维也纳的信中指出，巴黎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已决心要把一场战争强加给普鲁士。有人甚至轻佻地告诉他：“如果奥地利意识到什么对它最有利的话，它就应该与法国并肩战斗。”7月6日，他发现欧仁妮“强烈地支持战争”，而且“对于政治胜利或战争的前景看法显得幼稚10年”。
博伊斯特奉劝拿破仑三世的谋臣格拉蒙节制，并从比利时派遣特使试图游说法国人，但无论拿破仑三世还是格拉蒙都拒绝会见这位特使。格拉蒙使拿破仑三世相信，盟友是些唯利是图因而没有多大用处的玩意儿，胜则趋之若鹜，败了要它也无益。
实际上，霍亨索伦家族的利奥波德在权衡利弊之后，放弃了对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俾斯麦的阴谋有可能会落空，但是法国人的愚蠢虚荣和俾斯麦的机灵却把正在熄灭的余烬变成熊熊大火。法国人非要让威廉一世做出保证，永远不允许利奥波德继承王位。国王坚定而委婉地拒绝了，并把与法国大使的交涉过程电告俾斯麦。
本来已受到挫折的俾斯麦突然灵机一动，通过加工从埃姆斯拍往柏林的电报，将原来冗长而比较实事求是的电文压缩得简练而语气尖锐。虽然一字未改，但法国人商谈的语气一下子变得好像是对挑战的耀武扬威的答复。电报被发往普鲁士所有的驻外使馆，并在报刊上公布。巴黎愤怒了，柏林则挤满了兴奋的群众，对威廉一世国王的欢呼响彻云霄。种种迹象表明，俾斯麦通过一系列的战争与宣传，成功地掀起了德意志各邦的民族感情，此时他又准确地估量出了这种感情的狂热程度。应当说，战争的责任人不是宣战的人，而是使对方感到战争成为必要的那一方。
1870年7月19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普鲁士已经具有强大的现代化军事机器，又得到团结起来的整个德意志的支持，因此能够很快打败法国军队。色当之役法国损失12万人，拿破仑三世当了俘虏，包括南德意志各邦在内，整个德国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甚至在独立性最强烈的巴伐利亚，路德维希二世虽然不喜欢已经建立起来的北德意志联邦，也认识到他的邦国必须参加德国的统一。在俾斯麦的密谋之下，路德维希二世一字不差地抄录了请求威廉一世加冕为帝的书信。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和黑森派了代表来到凡尔赛。威廉一世虽然时时被人民革命的可怕梦魇所困扰，但是在王太子的不断敦促下，勉强接受了劝进书。1871年1月，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镜厅加冕为德意志皇帝，英勇的德国军官被挑出来代表他们的部队，23岁的步兵少尉冯·兴登堡也在其中，几十年后，当德国被《凡尔赛条约》变成一个共和国之后，这个人将是建立第三帝国的关键人物。
巴黎蒙受了耻辱和伤害，心怀怨恨。雨果在波尔多议会里发表预言：总有一天，“法国将重新站起来，不可战胜。它不仅将收回阿尔萨斯、洛林，还将收回莱茵兰，包括美因茨和科隆。它还将回敬德国一个共和国，使德国摆脱皇帝，就像德国人把拿破仑赶下帝位一样”。
维也纳在战争中保持善意中立。战争的爆发恰与梵蒂冈发表教皇永无谬误论同时，作为主要的天主教国家，奥匈帝国召开了一系列高级会议讨论政教关系。虽然国防大臣建议趁着普鲁士忙于西线战事之际进军西里西亚，收回18世纪被夺走的领土，但是弗朗茨·约瑟夫还是接受了博伊斯特的建议，悠游于战争之外，以同情的中立赢得声誉，之后还可作为双方和谈的调解人获得一定程度的优越地位。
法国的失败对奥匈帝国的命运投射了不祥的阴影。博伊斯特前往慕尼黑，试图说服南德意志诸邦置身事外，不要成为普鲁士化的德意志民族的一部分，但是已经于事无补了。正如俾斯麦所设想的那样，“全德人民为了一个民族目标而共同努力奋斗，共同对那个长期侵略我们的邻国赢得一次重大胜利”成了使南德意志人“摆脱自私观念和冷漠态度”的外部动力，德意志人对恢复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统一、强盛的梦想眼看着就要实现了，而奥地利被排除在外。
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加冕为帝后不过几天，弗朗茨·约瑟夫便收到了博伊斯特的一份文件。这位处事灵活的政治家向皇帝建议与德国和解，接受俾斯麦德国的中欧霸主地位，设法使柏林、维也纳与布达佩斯联合起来，成为中欧堡垒，向西对抗作为一个共和国的法兰西，尤其要防止共和主义向西传播，向东防止沙皇势力的侵扰。因此，奥地利将不再考虑为1866年的失败向普鲁士复仇，那将是向全体德意志人宣战，不仅是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还将包括奥匈帝国境内的德意志人。这种和解违反了一贯反对俾斯麦的博伊斯特的内心意愿，但在政治领域，讲求实际的态度是不要高谈阔论应当是什么，而要看看自己能够做到什么。
弗朗茨·约瑟夫与威廉一世在这年的8月匆匆一晤，双方交谈甚欢，其后又在萨尔茨堡举行了进一步的和谈，距拿破仑三世与欧仁妮在这里大出风头不过5年。整个奥匈帝国只有波希米亚议会对法国表示同情，抗议德国兼并阿尔萨斯、洛林。但是这样的道义支持与其说对法国有好处，不如说对德国进行无用的挑战，数十年之后的1938年，法国用同样无用的方式表示了对奥地利的同情。
五、巴尔干：帝国的火药桶
弗朗茨·约瑟夫以其惯用的突如其来的手法，在1871年11月要求博伊斯特辞职，与捷克人的和解因为捷克人实力不足以及马扎尔人的嫉妒和德意志人的蛮横而失败。安德拉西在其中大显神通，博伊斯特则无论内政外交都没有令皇帝满意。既然要与俾斯麦取得默契，那么当初以反俾斯麦的立场上台的博伊斯特就没有保留的必要了，尽管他表现出了足够的灵活性。博伊斯特被打发到伦敦，担任奥匈帝国的大使，安德拉西继任外交大臣。这是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职位，他成功地将弗朗茨·约瑟夫的注意力引到外交领域，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这位黝黑而富有魅力的马扎尔人将是维也纳宫廷和帝国政治中的显赫人物。
安德拉西继续了博伊斯特的与德和解政策，他关注的也是东方事务。1864年至1877年间任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伊格纳切夫将军是个善于四处煽风点火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希望解放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斯拉夫基督徒。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俄国首相戈尔恰科夫公爵趁机宣布俄国不再认为有遵守《巴黎条约》所规定的黑海非军事化的义务。欧洲政治家们开始猜测“巴尔干积雪融化时，春季风波恐将再起”。刚刚取得重大胜利的俾斯麦不愿意在一个普鲁士本身无利可图的地区与人发生冲突。安德拉西作为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也无意在巴尔干地区获得某种优势地位。因此，俾斯麦建议在德国、俄国与奥匈帝国之间缔结一项松散的同盟协定，保证通过外交途径而不以战争方式解决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危机。
但是，中欧地区复杂的民族组成使巴尔干地区的任何细微变化都会影响这个貌似强大的奥匈帝国。从60年代开始，俾斯麦的身影就笼罩着西欧与中欧，西方大国的争斗不休使中欧人民有机会自行安排自己的命运，民族主义以其单纯和容易为人接受的特点成了群众起义的重要口号，政治领袖用它来煽动民心，年轻的、下层的民众用它来发泄对社会不公的不满。偏见、傲慢、无知与社会怨恨使民族主义成为凝聚民心的工具之外，更成了社会变革和动荡的原因。
多瑙河以南和以东地区的社会与经济还处在原始状态，开发主要限于农业方面。工业进展缓慢，行会法的广泛存在阻碍了现代化工厂的建立，蒸汽动力姗姗来迟。外国人在此地修筑了一些零星而互不连接的铁路，直到70年代和80年代，当地的铁路企业主要由德国和奥地利的资本进行经营，但是，经济的缓慢变化已经昭示着重大政治变动的来临。
曾经是欧洲人噩梦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已经走向衰落，在西方列强的关注下，奥斯曼帝国在军事、财政和行政制度方面进行改革。这几个方面密切相关，因为一支强大的军队有助于抵御外辱和国内治安，但所费不赀；而财政承受巨大压力必然会加剧各地包税人的横征暴敛，转而可能会使各行省发生骚乱，政局不稳。在西方影响之下，60年代的土耳其知识分子明显表现出了民族主义的情绪。他们开始了解西方，尤其是法国的作品，并立即学会使用西方民族主义者的自由主义术语，抨击苏丹专制政府，断言只有西方的政治体制才能为土耳其带来繁荣富强。对苏丹而言，幸运的是他统治下的众多基督徒与穆斯林民族混杂相处，臣民中的宗教、种族、社会及经济的利益、冲突错综复杂。这样，土耳其帝国尽管被称为欧洲“病夫”，却病而不死，勉强维持局面，任何带有普遍性或协同一致的国内起义都很难持久。多瑙河两公国的民族领袖库扎在位7年间用土地改革、教育改革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于1862年将两个议会合并为一个中央集权制的议会，地点设在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国成立，1866年的一场不流血的政变推翻了库扎的统治，一位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又与拿破仑三世沾亲带故的亲戚正式成为第一位罗马尼亚大公。
塞尔维亚大公米哈伊洛·奥布雷诺维奇在位期间，该国建立了一支兵精马壮的近代化军队，并迫使土耳其军队在1867年撤出贝尔格莱德和其他要塞。次年大公神秘遇刺，他的堂弟米兰继位，但他还是个14岁的孩子，因此，塞尔维亚在其后数年间由一些年长的政治家摄政。
居住在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山脉之间的保加利亚农民基本上是一个单一的整体，偶尔也夹杂着一些穆斯林居民，在巴尔干半岛南端和马其顿，则包括人数较多的土耳其人、希腊人、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在仍处于土耳其统治之下的保加利亚，文化复兴比其他南部斯拉夫人民都要晚得多，其原因主要在于其孤立的地理位置和落后的教育。保加利亚人与欧洲其他地方没有贸易往来，一些语言学家就东西部方言所进行的争论除了导致保加利亚文学语言形式的混乱之外没有任何好处。长期以来，保加利亚人一直本能地痛恨身为征服者、收税人和异教徒的土耳其人。在60年代，反对希腊宗教和文化统治的长期斗争达到高潮，俄国人鼓励保加利亚人为自己谋得某些权利，但保加利亚人要求得更多，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教会，像亨利八世摆脱罗马教皇一样摆脱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的控制。1870年，他们的条件得到了满足，土耳其政府批准成立保加利亚大主教区，下设14个主教区，由一个不属于总主教的会议管理。通过这一政策，土耳其政府希望利用保加利亚人与希腊人、保加利亚人与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宗教仇恨，有效地消除境内基督徒之间的联合反抗。在这一方面，土耳其人的成功持续了40年之久，但是另一方面，大主教区成了保加利亚民族感情的发源地。几年之后，这种民族感情就成为点燃东方大危机的熊熊烈火的原因之一。
巴尔干的每一个民族几乎都可以在奥匈帝国内找到规模相当的同族人群，他们在帝国内是默默无闻的少数民族，在巴尔干却已经有机会建立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的和解本来并非不可能达到，但是外部的动荡会加剧内部的社会不满，奥匈帝国这架吱呀作响的机器缺乏应变的能力。因此，巴尔干地区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必然会影响帝国境内的民族平衡。在一个民族主义势力张扬的时代，多民族的奥匈帝国不得不拖着庞大而虚弱的躯体蹒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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