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中旬，重庆山城刚刚送走一阵秋雨。关麟征走进军政部大楼前厅，参谋轻声通报：“东北保安司令，可能换人。”一句话，像是当头一棒，把这位在台儿庄挥拳冲杀、累功无数的老黄埔将领惊得站在原地半分钟才回过神。四个月后，杜聿明率部登上驶往秦皇岛的美式登陆舰，而关麟征却整理行李，飞向滇中。自此，误会的种子生根发芽，直至两人都离开军旅，也没有机会拔除。
追根溯源，关、杜二人并无私怨。1926年北伐，杜聿明还是炮兵营副官，时常在演武场里看见关麟征带着陕西口音训兵，两人点头即过；1932年，关麟征已是第二十五师师长，杜聿明则奉调赴德国学习装甲战术，路线几乎没有交叉。真正的裂缝，出现在1938年台儿庄之后。关麟征凭一战之功，晋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诚也因武汉会战的表现一路高升，手握军政部与参谋本部要津。偏偏两人从黄埔一期起就互不投缘，一个脾气火爆，一个记仇到骨子里。于是，土木系与何应钦系的对峙，在关麟征的地图上有了具体的坐标。
1940年秋，军政部粮秣分配出现争执。第五十四军军长黄维把掺沙的米袋邮到南京，直接戳痛何应钦。关麟征抓住机会，递条子说黄维军纪败坏，顺便推荐张耀明顶缺。蒋介石没有马上批示，但陈诚因此气到胃出血。滇缅远征军司令一职随后落到卫立煌头上，陈诚被迫回后方养病。自此，陈、关心中都添了一笔旧账。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确定“抢占东北”方针。蒋介石清点手里牌：远征军三个主力军、空运条件、苏军即将撤离的时间表。谁来指挥？名单里只有两个人：关麟征、杜聿明。关的资历老、战功显；杜的部属多、脾气平。蒋介石最担心的不是作战，而是将官间的扯皮。“关若去，性急难调和；杜若去，可服众。”决断在密室里一句话就定了，但军令撰写得极为含糊，只写“暂调”，没解释缘由。于是，文件刚递到关麟征手上，他就认定是杜聿明与陈诚暗中联手——“两个小子挖了我的坑”，他在官邸里怒拍茶几，话音不轻，引得警卫尴尬地咳嗽。
杜聿明那头却是一脸错愕。身边副官提醒：“陈诚在南京养病，根本没插手。”杜只是摇头，无可奈何。确实，此时陈诚正忙着筹划土木系扩编，与东北事务距离千里。决定权牢牢攥在蒋介石手里，蒋看重杜聿明更能安抚远征军高级军官——郑洞国、刘玉章、蔡文治这些人都跟着杜穿过野人山，私交深厚。关麟征虽然同属黄埔，却与远征军系统少有交集，一句陕西方言很难压住那帮海外回来的少壮派。
12月，沈阳气温零下二十度，远征军列车缓缓进站。张灵甫、廖耀湘在站台迎杜聿明，两人寒暄短短几句：“杜司令，东北靠你了。”这句客套，成了关麟征数月后在云南听到的最刺耳的传闻——他以为这是杜聿明的胜利宣言。实际上，杜此行困难重重：苏军尚未完全撤离，地方势力林立，金融混乱，补给线千里迢迢。蒋介石在情报里写道：“东北之艰难，非关可任，亦非杜易胜，只期稳住半年。”这段话并未向关麟征披露。
云南警备司令虽听上去体面，实则没有主力师团，更兼滇人排外，政令难出省会。关麟征到任后，两个月里反复进驻各地整编处置滇军旧部，心力交瘁。失去东北不仅意味着仕途拐点，更意味着与旧部的空间距离彻底拉开。他曾想写信给杜聿明询问实情，又觉拉不下脸。张耀明劝道：“关总，你俩无怨，这调令十有八九是委员长定的。”关麟征沉默良久，只抛下一句：“既如此，我无话可说。”
有意思的是，1947年春，陈诚奉命再赴东北督军，与杜聿明发生战略分歧，两人关系降到冰点。如果当年真是二人联手“抢官”，又何至于此？然而消息隔着千山万水传不到昆明，更无法穿透关麟征长久的误解。1948年末，杜聿明在辽西被围，向南京急电求援，参谋本部犹豫不决，陈诚也无力回天。关麟征那时已调任第四绥靖区司令，听闻“杜部陷危局”，对身边人说了一句：“这回该明白，我和他从没争过东西。”话音里，既有无奈，也有对命运冷眼旁观的味道。
三年后，杜聿明在功德林病榻上回忆往事，说起关麟征，淡淡一句：“老关是好汉，只是误会太深。”彼时关麟征已移居香港，靠讲学维生。两位昔日名将，一个在燕京的院墙内反思战争得失，一个在维多利亚港书写回忆录，天各一方，两条轨迹再无交集。若当年电报能够多敲几句解释，或许世事又是另一番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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