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天的香港，街头霓虹刚刚亮起，一位步履略显蹒跚的中年男子，在弥敦道边停下脚步，抬头看了一眼远处的海面。身边熟人悄声说了一句：“关先生，要不要考虑去台湾？”那人沉默了几秒，只是摆摆手，没有再多说什么。这名寡言的中年人，正是曾在抗日战场声名显赫的国民党将领——关麟征。
从表面看，他只是香港繁华街市中一位普通的寓居者；可若把时间线向前推十几年，就会发现，他曾统率“52军”“25师”，被称作国民党军中“第六大主力”的缔造者。战火散尽之后，他却选择远离权力中心，只在一间七十平米左右的屋子里度过余生，这种转折，多少让人有些意外。
有意思的是，关麟征在香港三十年间，不问政事、不混圈子，却对祖国命运始终保持关注。尤其是听到妹妹从陕西到香港探望、谈起大陆建设和统一前景时，他脱口而出的那句“我是炎黄子孙”，透露出的情绪，远比他一生的官职头衔更值得咀嚼。
这一生，他既是战场上的“千里驹师”军长，也是晚年自守“四不原则”的寓居老人，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连在一起，才能看清他的性格与选择。
一、从黄埔校场到“千里驹师”
如果把关麟征的一生划出一个分界点，那么黄埔军校无疑是起点。1924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和同时代许多青年一样，抱着从军救国的念头走上军旅道路。黄埔出身，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标签之一。
1927年，蒋介石被迫下台时，局势一度复杂。蒋介石离开权力中枢后，黄埔系军官群龙无首。关麟征在这个关口，组织了一批黄埔学生，积极活动，拥立蒋介石复出。对蒋介石来说，这一举动可谓“雪中送炭”，对关麟征自己而言，则是一次主动押注。
不得不说，在那个派系纵横的年代，这一步确实给他带来了直接的回报。蒋介石复出后，很快任命他为警备二团团长，等于把他重新拉回了核心圈子。要知道，就在此前不久，因为何应钦裁撤补充团，他从补充七团团长的位置上一下变成“无军可带”，甚至需要靠同学会津贴过日子，这种落差，换作旁人恐怕难以接受。
不过，关麟征终归是个脾气直、讲究原则的人，这一点后来在他和陈诚的关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蒋介石收编地方武装时，把福建军阀周荫人的部队改编为第11师，由陈诚去“接管”，再慢慢换血。陈诚把黄埔出身的军官大量安排进11师，试图从内到外掌握这支部队。
关麟征当时被调至11师任团长，从履历看，本来有机会在“土木系”中占据一席之地。遗憾的是，他对“拉帮结派”的那一套很反感。陈诚准备取代原师长曹万顺时，曾通过罗卓英征求意见，多数黄埔同学选择顺势而为，唯独关麟征直言不讳，说了句“陈矮子并不比曹万顺高明，可能比曹还要坏”。这种话落到陈诚耳朵里，矛盾自然而然就结下了。
1929年前后，陈诚表面上推荐他去陕西新编第五师任副师长，看上去是升官，实则是把他从自己掌控的11师中“请”了出去。蒋介石本意是借助关麟征去渗透、改造这支部队，可关麟征既不迎合，也不懂妥协，一番“水土不服”后，又被调回当了教导第二师团长，从副师长再回到团长的位置，多少让人感到一种“性格使然”的无奈。
即便如此，凭借真刀真枪的战功，他仍旧慢慢打出了名气。中原大战、围剿中央苏区等作战中，他指挥作战勇猛果决，部队机动迅速，1932年，他将手中独立旅扩编为第25师，这支部队后来被称为“千里驹师”。“千里驹”的说法，可不是徒有虚名，一方面是强调行军迅捷，另一方面也是对战斗力的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25师在关麟征任职时，两位旅长也颇有来头：杜聿明、张耀明，都是黄埔一期出身。战火锤炼出的这支部队，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与第二师合编为第五十二军，关麟征担任首任军长，真正成为国民党嫡系主力中的一员。
1938年春，台儿庄会战打得极为惨烈，日军气焰嚣张，正面战场各路部队伤亡巨大。在这场战役中，52军投入血战，损失不小，但坚守阵地、反复拼杀，引起了广泛关注。关麟征临阵镇定，在复杂局势下指挥诸部抵抗日军进攻，赢得蒋介石称赞。战后，他升任第三十二军团长，成为集团军级将领。
蒋介石后来评价说：“中国军队如都象52军那样战斗力强，打败日本军队是不成问题的。”这种夸赞固然有政治动员的味道，但在当时的战场环境下，52军的表现确实可圈可点。就正规战术、火力配置而言，该军在国民党部队中算是比较整齐的一个。
从黄埔到“千里驹师”、再到52军，关麟征的前半生，几乎就是在战火中一路往上爬的过程。然而，战功再多，也并不能完全改变他与蒋介石、陈诚之间那种“既被重视，又不够顺手”的微妙关系。
二、脾气、派系与被边缘化的将军
抗战打到后期，国民党高层人事格局逐渐固定，谁是“嫡系”、谁是“派系骨干”，一眼就能看出来。蒋介石用人向来讲究“黄陆浙一”——既看黄埔背景，也看陆军大学履历，还重视浙江同乡和第一军出身。关麟征，严格说只占了一个“黄”，无论乡谊、学脉还是嫡系出身，都不在最硬的那一层圈子里。
加上他的性格刚烈，既不肯随大流，又不善于圆滑处事，在派系林立的环境中，想要再上一层楼，本身就不容易。更麻烦的是，他早年与陈诚结怨，而陈诚在战时被蒋介石视作心腹，负责大量军政要务，于公于私，都不会为他多说好话。
1939年冬，他因功升任第十五集团军司令，后来改番号为第九集团军，驻守滇南国境线。名义上看，这是正统主力集团军的统帅，权力并不小。但集团军之下各军、各师，派系交织复杂，真正运作起来，远没有纸面上那么顺畅。
在第九集团军属下的第五十四军，军长黄维就出自“土木系”，与陈诚关系密切。关、黄之间矛盾很深，原因之一在于，关麟征多次试图在54军内部安插自己嫡系，却被黄维以各种方式挡了回去。黄维外表温吞，被称作“书呆子”，实际上做派相当老练，守住了部队的完整性，54军内部以“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自诩，这在集团军层面自然引发不少争执。
黄维在任军长期间，还因为揭发军粮中掺杂沙子、甚至发霉等问题，得罪了掌管军政事务的何应钦。蒋介石为了平衡几方关系，只好把黄维调离。54军军长空出后，关麟征立即想到让自己的老部下张耀明出任，以便掌控这支主力军。
1943年4月，张耀明接任军长，可没多久，“土木系”这边也动作不断。副军长傅正模联合54军众多中下级军官，联名上书，列举张耀明种种问题。短短四个月，张耀明便被迫调离，由方天接任军长。关麟征对陈诚的不满，在这种你来我往的博弈中越积越深。
后来陈诚飞赴昆明，筹划远征军事务，两人在云南会面时，为54军属属问题发生争执。关麟征当面说：“辞公钧座是即将掌握全国事的领袖人物，不应该再封闭在土木系小圈子里，一个军长的职务都不肯放手，这不是干大事业应有的心胸啊！”这番话算是把内心不满摊开了说。陈诚气得胃溃疡发作住院，双方矛盾更难调和。
有人后来推测，关麟征抗战后不愿意去台湾，与他和陈诚的恩怨有关，这样的分析并非空穴来风。不过，若从更大格局看，他没能在战后获得关键军事位置，恐怕与蒋介石的态度更有关系。
抗战后期，蒋介石派他率第九集团军入滇，本意是让他慢慢渗透云南地方军队，削弱龙云的势力。结果他与龙云关系闹得不欢而散，进展甚微。蒋介石无奈之下，只好改派杜聿明接手云南方面的工作。杜聿明擅长周旋，既能和龙云称兄道弟，又能坚定执行蒋介石的意图。1945年“五华山事件”中，龙云被解除兵权，杜聿明功劳不小。
两相比照，关麟征脾气硬，做事直，对“贯彻上意”这件事来说，不免显得有些“难用”。蒋介石对他有战功的认可，却很难在关键战略部署上完全放心交给他。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有意任命他为东北保安司令。按当时的情形，这个职务极其重要，等于主导东北局势。他为此特意赴重庆面见蒋介石，畅谈治军方略，对未来安排颇为期待。
然而局势瞬息变化，最终担任东北保安司令的是杜聿明，而关麟征则被改派云南警备司令。原因之一，据说是蒋介石担心他到了东北，与苏军打交道不够圆滑，反而坏事。站在蒋的角度，这是出于现实顾虑；站在关的角度，则难免有被“临门换将”的郁闷。
云南警备司令这个位置，本来也算重用。可不久之后，昆明学生举行爱国示威，“一二一事件”爆发，造成死伤多人。关麟征在处理过程中态度强硬，既缺少缓和手段，也没能顾及舆论和人心，甚至在记者会上说出“学生有游行的自由，军人有开枪的自由”这样的话，引发巨大反弹。蒋介石只好将他免职，从此他在军界的地位大幅下降。
1946年，他重新被启用，担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后来在蒋介石辞去各军校校长职务后，接任黄埔军校校长，成为第二任校长。按资历和名望看，这个职位不算低，但更多带有象征意味。新一轮内战爆发后，真正掌握大兵团的，还是杜聿明、陈诚、黄百韬等人。
1948年8月，战局已经十分严峻，蒋介石一度打算让他出任陆军副总司令、甚至陆军总司令。他也因此专程拜访参谋总长顾祝同，准备交接。不料国防部以“手令丢失”为由迟迟不执行，事情不了了之。之后又考虑让他出任京沪杭警备司令，却有人以“陕西人、不懂上海话”为理由否决，这种说法听起来多少有几分敷衍。
到了1949年初，蒋介石下台，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才正式任命他为陆军总司令。但那时的局面已经难以挽回，军权仍牢牢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总司令更多是一个空头衔。
连续的失望，让他对蒋介石能力和决断产生了很深的看法。他后来评价说：“他虽然领导过北伐和抗战，实在不大会打仗。”这句话的分量不轻，一个在国民党军中摸爬滚打几十年的黄埔将领，能做出这样直白的评价，既有冷静判断，也有多少不平之气。
从“被寄予厚望的军长”，到“难以融入核心派系的刺儿头”，再到“名义上的总司令”，关麟征在国民党高层的轨迹，其实折射出当时整个政权内部用人逻辑：重派系，更重顺从。像他这样既有能力又性格倔强的，将功过是非看得过于分明，结局往往不会太好。
三、香港三十年与“炎黄子孙”的一句话
1949年秋，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成都一带已难久守，许多军政要员开始考虑去台湾的路。关麟征在这种背景下，于当年11月携夫人自成都搭机，经香港准备飞往台湾。
飞机在香港短暂停留，本来按计划，只是过境。可就在这个节点，他作出了一个足以改变后半生的决定。据同僚回忆，他突然表示要留在香港探望病重的父亲，并说“随后来台”。话说得不急不慢，却再也没有兑现。自此，他留在香港，不再前往台湾，也不在任何阵营中谋求位置。
这个选择，其实包含了很多因素。与陈诚的宿怨，是外界最爱谈论的一层；对蒋介石用人的失望，也不可忽视。更重要的，或许是一种对“继续卷入内战”的厌倦。他曾经投入全部心力，把部队打造成年国民党所谓“第六大主力”，见过正面抗战的惨烈，也见过内战的无奈。到了这个时候，他选择抽身而退，未必只是私怨驱使。
在香港的三十年，他给自己立下“四不”原则：“不参加任何政治集会，不会见任何记者，不与香港任何故旧联系，不接受任何补贴资助。”这四条看似简单，实际把自己的社会活动范围压缩得极小，也切断了可能靠人脉再起的路径。
以他曾经的身份，要找工作、找资源并不难，只要愿意开口，老部下、旧同僚都会提供帮助。可他偏偏不愿意“拉下脸面”。晚年在香港租住的房子，不过七十平米左右，既不豪华，也不算宽敞。对于一位曾经统率重兵、与各路军阀周旋的将军来说，这种生活状态多少有点“收得很紧”的意味。
有意思的是，他退居香港后，反倒在书法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关麟征自年轻时就喜欢写字，战场间隙也曾练习碑贴。香港寓居期间，他几乎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临池之上，其草书作品后来还在香港大会堂展出，引来不少书法爱好者观赏。从枪林弹雨到笔墨纸砚，这种转变让人感到某种反差，却又带着一种收束人生的意味。
1972年，他在女儿、妻子陪同下，前往欧洲、美国游历，时间持续一个多月。这趟旅程，一方面是看看外面的世界，另一方面也是在身体尚可时做一次“漫游”。无论他如何淡出政治舞台，黄埔出身、抗战名将的身份并没有完全消失。
1975年4月，蒋介石病逝于台北士林官邸。尽管对蒋介石的用人、指挥多有不满，他仍选择前往吊唁。这一举动带有复杂意味：从情感上说，他毕竟是黄埔学生、受蒋器重多年；从判断上看，他对蒋介石军事才能的批评并未改变，只是将个人恩怨与昔日“校长”身份分开看待而已。吊唁之后，台湾方面不少旧友劝他留下发展，他仍旧婉拒，执意回到香港原本的生活轨迹。
真正让他情感波动明显的，是1979年的一件事。这一年，他在香港听闻一个消息：多年未见的妹妹关梧枝，当选为陕西省政协委员。这个消息，对很多人来说不过是一则人事任命，对他而言，却是隔绝多年后，故乡的一个清晰信号。
得知消息后，他写信托人转达给国内朋友，信中说：“梧枝妹谬获拔擢，尚望兄多多指教，使无负于政府和人民之所托，是为至盼！”短短几句话，对妹妹的期望、对“政府和人民”的提及，透露出他对大陆发展的关注。
同年，关梧枝获准前往香港探望哥哥。兄妹二人自分别以来，已近三十年未见。见面时，两人抱头痛哭，这种情景，在那个年代并不罕见，却非常真实。漫长的分隔，让亲人之间多了许多难以言表的复杂情绪：有思念，也有惋惜，更有对时代变迁的唏嘘。
更值得注意的是，兄妹相聚后，话题很快转到祖国建设和统一前景上。关麟征对大陆的发展情况十分好奇，一再追问工业、农业、城市建设等方面的情况。关梧枝则把这些年的建设成就、社会变化，尽量详尽地讲给他听。听到兴奋处，他不住插话：“对，就应该这样。”这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说明他并没有把自己封闭在香港的小圈子里，而是一直关注着大局变化。
据在场家人回忆，他那天的神情非常兴奋，连夫人也感慨地对关梧枝说：“几十年来，从没见你大哥这么高兴过。”从抗战、内战一路走来，他见过太多生离死别、政权更替，此时因妹妹的一番讲述而由衷高兴，多少说明他对大陆发展心怀期待。
在谈到国家统一问题时，兄妹两人看法出奇一致。关麟征对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的局面深感痛心，多次表示不愿看到同文同种长期隔绝。他那句“我是炎黄子孙，我盼望祖国早日统一啊！”实在算不上什么华丽辞藻，却足够沉甸甸。对于一位长期身处香港、曾在国民党军中任高职的将领来说，这种自我认同的表述，意义远比客套话更大。
试想一下，一个晚年独居香港的老人，既不再介入政治，也不愿充当哪一方的旗帜，却对“统一”二字有如此执着，其背后的民族认同感，是几十年经历积累出来的，而不是一朝一夕的口号。战场上的胜败、派系中的倾轧，随着时间推移都会被冲淡，对故乡、对国家整体的情感，却往往愈发清晰。
1980年7月30日凌晨1时30分，他在香港病危，被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抢救。医生和护士在检查时，惊讶地发现他胸前布满伤痕，遍布新旧伤疤。家属在旁平静解释：“这些伤痕是他抗日浴血奋战所伤。”医护人员这才明白，这位面容苍老的病人，曾是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将军。
尽管医院方面尽力抢救，但终因病情严重，关麟征还是在香港离世。那一刻，战火年代的荣誉、派系中的纠葛、政治上的进退，都告一段落，只剩下一个在抗战中负伤累累、晚年心系故土的老人，悄然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他去世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刊载了他的简历与讣闻，对他的抗日经历予以肯定。曾与他同为黄埔一期的徐向前元帅，特意向香港的关家发去唁电：“噩耗传来，至为悲痛，黄埔同窗，怀念不已，特此致唁，诸希节哀。”从北伐时期的黄埔同学，到新中国的开国元帅，两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却在这封唁电中再次出现了交集。
从战争年代的“52军军长”，到香港街头不起眼的寓居者，再到那句简单的“我是炎黄子孙”，关麟征的一生，折射出的是一个时代中国军人的复杂轨迹。功过是非，自有历史评说，但他在抗战中的伤痕、在香港三十年间对统一的牵挂，已经把他的身份从单一的“旧军人”，拓展为一个在民族认同上有清醒认识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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