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引子

审判长说：“把衣服穿好。”

1999年，昆明法庭上，警察杜培武当庭撕开衣服，露出刑讯留下的满身伤痕——这是他证明自己无罪的最后方式。他因“杀害妻子”被判死刑，证据是刑讯逼供取得的假口供。真凶浮现后，他带着一身伤病走出监狱，而案件被写入中国司法考试教材，后来的司法考试中，很多素材都来自于这个案件。

这是一个警察被自己人审判的故事，是一个普通人被自己曾相信的制度碾碎的悲剧，也是中国司法改革无法绕过的血色坐标。那件未被掩上的血衣，至今仍在叩问：正义的刻度，究竟该如何丈量？

1

1998年4月20日，昆明春夜。

晚上9点左右，圆通北路40号附近的人行道上，停着一辆白色昌河牌微型车，车牌是醒目的“云OA0455”——这是昆明市公安局的警用车辆。车辆熄火，车窗紧闭，从外看并无异样。

直到深夜11点，一位晚归的市民路过，透过车窗隐约看到两个人影靠在座椅上，一动不动。他凑近一看，倒抽一口冷气：驾驶座上的男人歪着头，太阳穴有深色孔洞；副驾上的女人仰面朝天，胸前一片暗红。

接到报警后，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迅速赶到现场。警戒线拉起，探照灯将现场照得惨白。

现场勘查记录如此描述：男性死者，王俊波，路南县公安局副局长，37岁。身着深色夹克，右手自然下垂，左手搭在方向盘上。致命伤为右太阳穴枪击，贯穿伤，射击距离约30厘米。女性死者，王晓湘，昆明市公安局通信处民警，32岁。浅灰色西装，身体微侧向驾驶座。致命伤为胸部两处枪击，其中一枪击中心脏。

两个重要细节：两人均着便衣，但都携带了“七七”式手枪——此刻枪套空空如也。车内无明显打斗痕迹，王俊波的手机、钱包尚在，王晓湘的手提包未被翻动。

“情杀。”现场一位老刑警低声说。这个判断基于几个观察：一，两人关系不寻常。市局早有传闻，已婚的王晓湘与同样已婚的王俊波过从甚密；二，熟人作案。车辆门窗完好，被害人无防备姿态；三，只少了枪。劫财？为何不拿手机钱包？仇杀？为何选择如此隐蔽的杀人地点？

凌晨2点，市公安局会议室烟雾弥漫。局长面色凝重：“两个警察被杀，两把枪丢失。这是对昆明公安的公然挑衅。限期破案！”

刑侦支队长立下军令状：“一个月内破案！”

谁也不曾想到，这个“限期破案”的压力，将如何扭曲接下来的每一个步骤。

2

杜培武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周一。

作为市公安局戒毒所的民警，他值白班。早上7点离家时，妻子王晓湘还在睡觉——他们分居已半年，只是还没办手续。婚姻名存实亡，但杜培武还住在家里。

“晚上我不回来吃饭。”出门前他对空荡的卧室说。没有回应。

戒毒所的工作枯燥而疲惫。杜培武负责管理三十多名强制戒毒人员，记录他们的身体状况，组织学习和劳动。下午3点，同事老陈还跟他开玩笑：“杜哥，最近脸色不好啊，跟嫂子吵架了？”

杜培武苦笑摇头。有些事，外人不懂。

晚上6点交班，他和两名同事在单位食堂吃了饭，然后回值班室看电视。8点，他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没人接。9点又打了一次，还是没人。他有些不安，但没多想。也许王晓湘回娘家了，也许在朋友那儿。他们的关系，已到连询问都显得多余的地步。

10点，他洗了脚，准备在值班室休息。戒毒所规定，值班民警必须24小时在岗。

就在这时，所长推门进来，脸色奇怪：“杜培武，市局领导要见你。”

会议室里坐着三个人，杜培武只认识其中一位——刑侦支队的李副队长。

“你妻子今晚在哪？”李副队长问，语气平静。

“我不知道。可能在单位，也可能在她父母家。”

“你最后见她是什么时候？”

“昨天早上。”

接下来的问题开始尖锐：“你知道她和王俊波的关系吗？”

杜培武的手指微微收紧。他当然知道那些传闻，但不愿相信，更不愿承认。“他们就是普通同事。”

“今晚7点到9点，你在哪里？”

“在所里值班，同事可以证明。”

询问持续到凌晨1点。杜培武如实回答每一个问题，但他能感觉到，对方的眼神里，怀疑正在凝结成某种确定的东西。

离开会议室时，李副队长拍了拍他的肩：“这几天不要离开昆明，随时配合工作。”

杜培武点头，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回到值班室，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王晓湘和王俊波一起死了？在车里？枪杀？

一个可怕的念头闪过：他们会怀疑我吗？

他立刻摇头。荒唐。我没有作案时间，没有动机，更不可能杀人。

窗外的天空渐渐发白，杜培武一夜未眠。他不知道，这将是他在外面度过的最后一个平静的夜晚。

3

4月22日下午，杜培武再次被传唤。这次，地点不是市局，而是郊外一处隐蔽的招待所。

房间被改造成了审讯室：一张桌子，三把椅子，窗户被封死，墙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杜培武坐在中间的椅子上，对面是三位他不认识的警官。

“杜培武，老实交代你是怎么杀人的。”主审官开门见山。

“我没有杀人。”杜培武的声音干涩。

“王俊波抢了你老婆，你怀恨在心，对不对？”

“我没有。”

“我们有证据。现在交代算你自首，还能从宽处理。”

“我真的没有。”

主审官使了个眼色。两名警官上前，将杜培武的双手用手铐铐在背后，然后把他拖到房间角落的铁门前。他们把一副手铐穿过铁门上方的横栏，将杜培武的双手吊起，直到他脚尖勉强着地。

“想清楚了再说。”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手臂开始发麻，然后剧痛。汗水浸透警服。杜培武咬着牙，一遍遍重复：“我没有杀人。”

三小时后，他被放下来，双手已失去知觉。但这只是开始。

接下来的日子里，审讯不分昼夜。他被转移到不同地点，每次都是同样的流程：吊铐、逼问、沉默、殴打。

最常用的工具是橡胶棍，击打大腿、臀部，不会留下明显伤痕，但疼痛钻心。烟头烫在手臂内侧，一个接一个。有时，他们会用湿毛巾捂住他的口鼻，直到他窒息抽搐。

“枪在哪里？”

“我不知道……”

“说！扔哪了？”

杜培武开始胡言乱语：“滇池……扔滇池了……”

警方调来大型抽水机，在他指定的水域抽了三天，一无所获。

“你敢耍我们？”审讯者暴怒，用电棍击打他的小腿。电流穿过身体，肌肉痉挛，大小便失禁。

最可怕的是“枪毙游戏”。深夜，他被套上头套，拖到荒郊野外。枪口抵着太阳穴，子弹上膛的声音清脆。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不说，现在就毙了你，挖个坑埋了。”

杜培武崩溃了。在极致的恐惧中，他开始按照审讯者的“提示”编造：如何发现妻子出轨，如何偷了同事的枪，如何跟踪两人，如何在车里质问，如何在愤怒中开枪……

每一个细节都被反复修改。射击距离不对，重来。开枪顺序不对，重来。抛枪地点不合理，重来。

“我记不清了……”杜培武哀求。

“必须记清！”橡胶棍落下。

最终，他“供述”了一份完美契合现场勘查的杀人过程。审讯者满意了，让他签下笔录。杜培武的手颤抖得握不住笔，被扶着手签下名字。

那一刻他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4

口供有了，但仅有口供是不够的。在法治框架下，需要物证。

1998年6月，昆明市公安局将案件材料移送检察院。起诉意见书中，除了杜培武的供述，还有一系列“科学证据”。

证据一：射击残留物鉴定

警方从杜培武所在戒毒所的衣柜里，提取了他的警服衬衣，送往省公安厅技术处检验。鉴定报告显示：衬衣右手袖口处检出射击残留物微粒，成分与“七七”式手枪发射药残留一致。

辩护律师后来质问：案发在4月，提取衣物在6月，如何证明杜培武案发时穿着这件衬衣？鉴定人回答：这是侦查机关送检的，我们只对检材负责。

证据二：警犬气味识别

警方用从现场车辆刹车踏板、油门踏板上提取的泥土样本作为嗅源，让三条警犬对杜培武的多件物品进行气味鉴别。鉴定书称：三条警犬均作出“肯定反应”，证明杜培武曾驾驶该车。

但训练记录显示，其中一条警犬在鉴别前，曾被带至杜培武所在审讯室附近“熟悉环境”。而刹车踏板上的泥土，在近两个月的侦查中，已被多人接触。

证据三：测谎报告

杜培武在接受测谎时，仪器显示他在回答关键问题时“生理参数异常”。测谎专家结论：被测人说谎。

然而，测谎前杜培武刚经历连续审讯，身心处于崩溃边缘。测谎原理是基于被测人正常的心理状态，一个被刑讯逼供的人，面对“你是否杀人”的问题，心率血压怎能不异常？

证据四：心理测试分析

一份由“心理学专家”出具的报告分析：杜培武性格内向，不善表达，长期婚姻压抑，易产生极端行为。

这些“证据”被精心组合，形成看似严密的链条：杜培武因妻子出轨心生怨恨（心理分析）→偷枪并跟踪（警犬气味）→在车内枪杀二人（射击残留物）→抛枪滇池（本人供述）。

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曾提出疑问：为何没有证明杜培武到过现场的客观证据？为何抛枪地点找不到枪？

公安机关答复：嫌疑人多次翻供，导致搜查困难。但主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1998年10月，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杜培武提起公诉。

起诉书最后写道：“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5

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杜培武被法警押上被告席。他瘦得脱了形，警服松松垮垮挂在身上，眼神呆滞。旁听席上坐着他的两个姐姐，她们红肿着眼睛，不敢相信弟弟变成了这样。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声音洪亮。杜培武低着头，一动不动。

轮到辩护人发言。刘胡乐律师，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主任，一位以敢辩著称的老律师。他站起身，扶了扶眼镜：

“审判长，公诉人指控我的当事人犯故意杀人罪，但本案存在五大疑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法庭安静下来。

“第一，杜培武没有作案时间。案发当晚他在单位值班，多名同事证明。从戒毒所到案发地，往返需要一小时，他如何分身杀人？

第二，没有作案动机。婚姻不和是事实，但杜培武与王晓湘已分居半年，正协商离婚。仅为妻子与他人有染就杀人，不符合常理。

第三，没有证据证明杜培武到过现场。公诉方所谓警犬识别、测谎结论，均不符合证据规范，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第四，杀人枪支下落不明。被告人供述抛枪滇池，但打捞无果。真凶岂会记不清如此重要细节？

第五——”

刘胡乐停顿，看向被告席：“我的当事人遭受了严重的刑讯逼供。他在侦查阶段的所有有罪供述，均是在非法手段下取得，应当依法排除！”

公诉人立即反驳：“侦查机关依法办案，没有刑讯逼供。被告人的有罪供述稳定、详细，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

这时，一直沉默的杜培武突然抬起头，用嘶哑的声音说：

“他们打我。”

审判长皱眉：“被告人，你要如实陈述。”

杜培武颤抖着站起来，开始解警服扣子。法警上前制止，但他已扯开上衣，转过身——

旁听席传来惊呼。

他的背上、胸前、手臂，布满深深浅浅的伤痕：烟头烫伤的圆形疤痕，皮带抽打留下的暗红条痕，电击造成的焦黑色斑块，还有大片大片的瘀青。

法庭一片哗然。

“审判长，请验伤。”杜培武的声音带着哭腔，“这些都是他们打的，逼我承认杀人。”

公诉人站起身：“审判长，这些伤痕可能是被告人在戒毒所工作期间，与吸毒人员搏斗时留下的。不能证明是刑讯逼供。”

杜培武猛地转身：“我要求当庭验伤！我要求追究刑讯逼供者的责任！”

审判长敲响法槌：“肃静！被告人，把衣服穿好。”

杜培武僵在那里，眼泪滚落。法警上前帮他拉好衣服，他像木偶一样任人摆布。

庭审继续，但气氛已变。辩护律师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调取审讯录像，申请伤情鉴定。

合议庭休庭评议。

再开庭时，审判长宣布：“关于被告人提出的刑讯逼供问题，本院将进行调查。本案择期宣判。”

杜培武被带出法庭时，回头看了姐姐一眼。那眼神，混合着绝望与哀求。

1999年3月1日，昆明中院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杜培武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书用了大量篇幅描述杜培武的“作案动机”和“作案过程”，对刑讯逼供问题，只有一句话：“被告人所称刑讯逼供，无证据证实，不予采纳。”

6

死刑判决下来后，杜培武被转移到云南省看守所，等待上诉。

他知道希望渺茫。但他还是提起了上诉。不为别的，只为多活几天——也许，会有奇迹。

在死囚监室，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死刑犯：毒贩、抢劫犯、杀人狂。他们大多麻木，有的疯癫，有的求神拜佛。杜培武不说话，只是每天看着狭小的铁窗外那一方天空。

他开始写遗书。不是给家人的——家人已当他死了——而是给这个世界的最后证言。

他用捡来的铅笔头，在卫生纸、废报纸上写，写一点，藏一点。最终，他写成了一封长信，藏在枕头芯里。

信的开头写道：

“我叫杜培武，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今年34岁。1999年3月1日，我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我是冤枉的。”

他详细记录了每一次刑讯：谁打的，用什么打的，打了多久，逼问什么问题。他列出了一串名字——那些审讯者的名字。他写道：

“我没有杀我的妻子王晓湘。我承认杀人，是因为我受不了了。他们用毛巾捂住我的鼻子，我喘不过气，感觉要死了。他们说，承认了就让我休息。我承认了，但接着是更狠的殴打，因为我说的细节不对。”

“他们让我说枪扔在哪里。我先说扔在滇池。他们抽了三天水，没找到，又打我。我又说扔在盘龙江。他们去捞，还是没找到。他们说我耍他们，用电棍电我。我大小便都失禁了。”

“在法庭上，我掀开衣服，让法官看我的伤。但法官说，把衣服穿好。那一刻我知道，我死定了。”

信的结尾，他写道：

“如果我真的被枪毙了，希望有一天有人看到这封信，知道我是怎么死的。我不是被法律处死的，我是被一些人用法律的名义打死的。”

“我没有别的愿望，只希望我的死，能让以后的人少受一点这样的罪。”

他把信仔细叠好，塞进枕头。同监室的人问他写什么，他摇头。

“家信。”他说。

二审在省高院进行。杜培武再次展示伤痕——这次是小腿上被电击留下的永久性疤痕。辩护律师刘胡乐提交了新的辩护词，指出一审判决的七大疑点。

但二审法庭依然没有启动对刑讯逼供的调查。

1999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鉴于本案的具体情节，对杜培武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具体情节”是什么？判决书没有说。

杜培武听到“缓期二年”时，腿一软，跪在了地上。他没死。至少，暂时没死。

他不知道，就在他被改判死缓的那个月，昆明市公安局正在侦办另一起大案。那起案件的破获，将彻底改变他的命运。

7

2000年4月，昆明警方在侦查一起劫车杀人案时，抓获了一个犯罪团伙。主犯杨天勇，昆明铁路局警察，身着警服，手持警械，专在夜间以“查车”为名拦截车辆，抢劫杀人。

在审讯中，杨天勇异常配合。他不仅交代了警方掌握的案子，还主动供述了一系列积案。当提到“1998年春天杀过两个警察”时，审讯民警愣住了。

“你说清楚，什么时候？在哪里？”

“1998年4月，具体哪天记不清了。晚上，在昆明圆通北路那边。”杨天勇语气平淡，像在说别人的事。

“你怎么杀的？”

“我们穿着警服，假装查车。拦下一辆白色昌河车，车上一男一女。那男的也是警察，还挺横，问我们是哪个分局的。我直接开枪把他打死了。那女的吓傻了，想跑，也被我打死了。”

“然后呢？”

“拿了他们的枪，一把‘七七’式。哦，还有那男的手机，摩托罗拉的，后来给我相好的用了。”

审讯民警的手在颤抖。他让人拿来1998年“4·20”案的卷宗，问：“你看一下，是这辆车吗？”

照片上，白色昌河车静静停在圆通北路人行道上。

杨天勇看了一眼：“对，就这辆。车牌尾号是不是455？”

全对了。

“车上一男一女，是不是都穿着便衣，但带着枪？”

“对。”

“你拿走的手机，号码是不是139088*****？”

“记不清了，反正是摩托罗拉的。”

警方立即提审杨天勇的情妇。她承认，杨天勇确实给过她一部摩托罗拉手机，用了几个月。警方调取该手机的通话记录——正是被害人王俊波的手机号码。

铁证如山。

昆明市公安局会议室，空气凝重。局长脸色铁青：“马上成立复核组，重新审查杜培武案。所有参与原案侦查的人员，一律回避。”

复核组调取“4·20”案全部卷宗，与杨天勇的供述逐一比对：

作案时间：吻合,作案地点：吻合,作案车辆：吻合,被害人特征：吻合

,被劫物品：吻合,作案手法：冒充警察查车——这正是为什么被害人没有防备

,作案动机：抢劫枪支——杨天勇团伙专抢警察枪支.

而杜培武的“供述”呢？漏洞百出：他说是偷了同事的枪作案——但同事的枪根本没丢;他说是因为妻子出轨愤而杀人——但杨天勇根本不认识被害人;他说抛枪滇池——但杨天勇把枪藏在自家天花板里，后来用作他案

最讽刺的是，杨天勇供述的作案细节中，有一个杜培武从未提到的关键点：杨天勇开枪后，女被害人曾短暂打开车门想跑，但被拖回来补枪。这个细节，与现场勘查发现的副驾车门内侧一枚带血指纹完全吻合——那枚指纹不属于杜培武，当时被认为“可能是路人无意触碰”，未做深入排查。

真相大白。

杜培武在戒毒所值班时，他素不相识的杨天勇，穿着警服，以查车为名，枪杀了他的妻子和她的同事。而他，因为“有作案动机”，成了最合适的替罪羊。

8

2000年7月4日，云南省高级法院审判监督庭。

杜培武被提出监室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两个月前，狱警突然不再让他出工，伙食也好了些。他以为是“上路”前的优待。

直到走进法庭，看到辩护律师刘胡乐，看到姐姐在旁听席上流泪，他才隐约感觉到什么。

审判长宣布开庭，声音在空旷的法庭回响。

公诉人站了起来——不是原来的公诉人，而是省检察院的检察官。他说：

“经本院复查，本案真凶杨天勇等人已落网，并对‘1998年4月20日杀害两名警察案’供认不讳。原审被告人杜培武的有罪供述与客观事实不符，本案作案人另有其人。建议法院依法改判杜培武无罪。”

杜培武呆呆地坐着。他没听清后面的话，只听到“无罪”两个字。

律师在说什么，法官在说什么，他都听不见了。耳边只有血液奔流的声音，轰鸣如雷。

“现在宣判。”

杜培武木然地站起来。

“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认定事实错误……杜培武的有罪供述系刑讯逼供取得……真凶杨天勇等人已另案处理……撤销原判……宣告杜培武无罪……”

法槌落下。

杜培武还站着。法警走过来，低声说：“杜培武，你自由了。”

自由了？

他低头看着手腕上的手铐。法警掏出钥匙，“咔嗒”一声，手铐开了。金属碰撞声清脆。

800多天，这双手铐几乎长在了肉里。现在，它掉了。

他试着抬手，手臂却像不是自己的，沉重而麻木。

姐姐冲过来抱住他，嚎啕大哭。杜培武没有哭。他只是站着，任由姐姐摇晃。

走出法院大门时，阳光刺眼。他抬手遮住眼睛——这个简单的动作，他做了三次才完成。在黑暗中太久，光明成了伤害。

门口围满了记者，镜头对着他。有人问：“杜培武，你现在什么感受？”

他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

另一个问：“你对那些刑讯逼供的人，想说什么？”

他看着镜头，良久，说：

“我希望……法律能给我一个公道。”

这句话，成了第二天报纸的头条。

9

无罪释放后，杜培武住进了医院。

体检结果触目惊心：体重48公斤（入狱前72公斤），中度营养不良，多处软组织陈旧性损伤，三颗牙齿脱落，视力严重下降，创伤后应激障碍。

更深的伤在心里。夜里，他常从噩梦中惊醒，梦见被吊在铁门上，梦见枪口抵着额头。白天，他害怕敲门声，害怕穿警服的人，甚至害怕阳光——在看守所两年，他很少见到完整的天空。

2001年7月，杜培武向云南省高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根据《国家赔偿法》，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杜培武被羁押814天，按2000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37.33元计算，共计30401.62元。

此外，他还请求赔偿医药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2001年8月，云南省高院作出赔偿决定：赔偿杜培武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赔偿金30401.62元；支付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60598.38元；两项合计人民币91000元。

9.1万元，这是杜培武814天冤狱、一身伤病、家破人亡的“价格”。

他接受了。没有上诉。

“钱不重要。”他对律师说，“重要的是，我还活着。”

同样在2001年，当年参与刑讯逼供的办案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政委秦伯联、刑侦三大队原大队长宁兴华，因刑讯逼供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和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判决书认定：二人“在审讯杜培武过程中，采用罚跪、殴打、悬吊等方式逼取口供，致杜培武轻伤”。

杜培武没有出庭。他说：“我不想再见他们。”

出狱后，他被安排回昆明市公安局，在法制处工作。同事们都对他客气，但那种客气里带着距离和尴尬。他每天按时上班，坐在办公室里，很少说话。

有人悄悄说：“他就是那个被冤枉的杜培武。”

有人私下议论：“他会不会恨我们？”

杜培武确实恨。但他恨的不是警察这个职业，而是那些滥用权力的人。他依然相信法律，因为他除了法律，一无所有。

每年清明节，他都去给父母上坟。父亲在他被捕后三个月脑溢血去世，母亲在他二审期间郁郁而终。临死前，母亲拉着姐姐的手说：“告诉培武，坦白从宽，好好改造……”

他们至死都相信儿子是杀人犯。

杜培武跪在坟前，烧纸，倒酒，磕头。但他不说话。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说“我平反了”？父母听不到了。

说“对不起”？可做错的不是他。

他只能跪着，任由山风吹干眼泪。

10

2002年，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大纲公布。在“刑事证据”一章，新增了一个知识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教学案例一栏，赫然写着：杜培武案。

从此，这个案件进入了中国法律人的必修课。老师们在讲台上播放案件纪录片，学生们在课堂上激烈讨论：

“如果你是杜培武的律师，你会如何取证刑讯逼供的证据？”

“射击残留物鉴定的程序合法性如何审查？”

“在‘命案必破’的压力下，如何防止有罪推定？”

杜培武案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中国刑事司法的多个病灶：

刑讯逼供的顽疾。尽管1997年刑法已明文禁止刑讯逼供，但“不打不招”的思维仍在。杜培武案暴露了审讯完全失控的问题——没有录音录像，没有律师在场，没有外部监督。

科学证据的迷信。射击残留物、警犬识别、测谎，这些看似“科学”的手段，一旦脱离程序约束，就可能成为“科学的伪证”。证据的收集、保管、鉴定、移送，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问题。

有罪推定的惯性。从“情杀”的初步推断，到将杜培武列为唯一嫌疑人，再到无视无罪证据、曲解有罪证据，侦查人员的思维被“就是他”的预设牢牢锁定。后续的起诉、审判，也沿着这个惯性滑行。

制约机制的失灵。检察院本应监督侦查，法院本应中立裁判。但在杜培武案中，面对明显的刑讯逼供，检察院未有效调查，法院以“无证据证实”搪塞。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有余，“互相制约”不足。

2010年，“两高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确立了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中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写入总则，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程序，要求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讯问过程应当录音录像。

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落实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制度”。

每一个进步背后，都有杜培武们的血泪。

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模拟法庭上，学生们正在演练“杜培武案”的庭审。扮演辩护人的学生慷慨陈词：

“审判长，公诉人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如同毒树之果，应当排除！”

“毒树之果”，这个来自美国的法律术语，因杜培武案而广为中国法律人所知。

下课铃响。教授合上讲义，说：

“同学们，记住杜培武在法庭上撕开衣服的那一刻。那不是表演，那是一个人在司法机器碾压下，最后的、绝望的呐喊。”

“法律的尊严，不在于它从不犯错，而在于它有勇气承认错误，并有制度防止错误重演。”

教室里安静无声。

11

2016年，杜培武提前退休了。

他离开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公安局——虽然其中有近三年是在监狱度过的。退休那天，他默默收拾办公室，只有一位老同事来送他。

“老杜，以后多保重。”

“嗯，你也保重。”

没有告别会，没有鲜花。他抱着一个纸箱走出大楼，里面是些私人物品：茶杯、笔记本、几本法律书。阳光很好，他眯起眼睛。

退休后，他搬到了昆明郊区的一个老小区。房子不大，但有个小阳台，可以种花。他很少出门，偶尔去菜市场，和邻居点头之交。

直到社区主任找上门。

“杜师傅，我们社区有个安置帮教点，有些刑满释放人员需要帮助。听说您以前是警察，又……经历丰富，能不能来当志愿者？”

杜培武本想拒绝。但听到“刑满释放人员”，他犹豫了。

“我……想想。”

第二天，他去了社区服务中心。那里有十几个人，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眼神里带着戒备、迷茫，还有一丝敌意。

杜培武不说话，只是帮着扫地、擦桌子。有人问：“大叔，你也是……”

“嗯，坐过牢。”杜培武平静地说。

“犯什么事？”

“被冤枉的杀人罪。”

年轻人愣住了。他们听说过杜培武的名字，但没想到是眼前这个瘦小、沉默的老人。

渐渐地，有人开始和他说话。说在监狱里的日子，说出来的不适应，说找不到工作，说被人歧视。

杜培武听着，偶尔点头。他说得少，但每句话都实在：

“慢慢来。”

“活着就有希望。”

“别恨社会，恨那些做错事的人就行。”

他帮一个年轻人联系了快递员的工作，教另一个怎么写简历。有个小伙子情绪暴躁，动不动就要打架，杜培武每天陪他散步，一走就是两小时。

“杜叔，你为什么帮我们？”小伙子问。

杜培武看着远处的山，说：

“因为我知道，从那里出来，有多难。”

小伙子不知道“那里”是哪里。但他看到杜培武眼里的东西，就不再问了。

2018年，有记者找到杜培武，想做回访。杜培武拒绝了采访，但说了几句话：

“我现在很好。种花，买菜，在社区帮忙。”

“过去的就过去了。恨没有用，恨改变不了什么。”

“我只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个杜培武。”

记者问：“您觉得，现在的情况比以前好了吗？”

杜培武想了想，说：

“好多了。至少，现在审讯要录音录像了，律师可以在场了。至少，像我这样的案子，平反得快了。”

“但还不够。制度再好，也要人来执行。执行的人心里有法，制度才有用。”

记者走后，杜培武继续给阳台上的月季浇水。花开得正好，鲜红鲜红的，像血，也像火。

12

2023年，杜培武案平反23周年。

中国政法大学举办了一场研讨会：“冤假错案的防范与救济——从杜培武案到聂树斌案”。与会的有法学家、律师、法官、检察官。

一位年轻学者展示了一组数据：2000年至2020年，全国各级法院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共计1.2万余人，其中因证据不足、不能认定有罪的占78%。

“这意味着，我们的司法系统，正在从‘不放过一个坏人’转向‘不冤枉一个好人’。”学者说。

一位老法官发言：“杜培武案发生时，我正在基层法院工作。那时候，公检法是一家，政法委协调案件是常态。法院要独立审判？难。现在呢？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律师辩护权的保障……进步是实实在在的。”

但他也坦言：“压力依然存在。命案必破的考核指标变了，但命案破案率还是重要政绩。检察院的不起诉率、法院的无罪判决率，仍是敏感数据。司法独立，任重道远。”

一位曾参与杜培武案再审的退休检察官说：“我永远忘不了杜培武出狱时的样子。那不止是一个人的悲剧，那是整个司法系统的耻辱。但我们有勇气纠正错误，这就是希望。”

研讨会结束前，主持人播放了一段视频。那是杜培武在社区做义工的画面：他耐心地教一个年轻人填表格，侧脸平静，眼神专注。

视频结束，主持人说：

“杜培武今年59岁了。他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健康，失去了最好的年华。但他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念，没有失去对社会的善意。”

“每一个冤案，都是司法肌体上的一道伤疤。伤疤不会消失，但它可以提醒我们：这里曾经溃烂过，要小心照料。”

“杜培武案，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这些名字，应该刻在中国法治的纪念碑上。不是刻在光荣榜，而是刻在警示柱上。它测量着法治的温度，标示着文明的刻度。”

会场沉默，然后响起掌声。

窗外，北京的天空湛蓝。新一代的法律人走出会场，他们中有法官、检察官、律师、学者。他们将进入中国的司法系统，在每一个案件中，面对证据、程序、人性的考验。

他们会记得杜培武吗？

也许会。也许不会。

但制度记得。

那些因杜培武案而修改的法律条文，那些因杜培武案而建立的程序规则，那些因杜培武案而强化的权利保障，都在默默工作，在每一个审讯室里，在每一个法庭上，在每一次证据审查中。

杜培武的伤痕会愈合，会淡化，最终消失在时光里。

但中国司法的记忆里，那件在法庭上撕开的血衣，将永远悬挂在那里，提醒每一个手握权力的人：

“你要谨慎，因为你在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你要敬畏，因为法律之上还有天道。”

“你要公正，因为正义一旦缺失，无人可以幸免。”

这，就是杜培武案留给一个国家的全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