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因为家庭问题迟迟不能招工进城，陷入绝望之际迎来转机|公社|县里|家庭问题|知青往事|知青点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成了戴在他头上紧箍咒，恢复高考后才改变了他的命运

1969年的春天，天津的风里还带着点料峭的寒意，可我心里头的火，却被现实浇得冰凉。我叫杨方明，那年十七岁，说起来也是个城里长大的半大孩子，可就因为头顶上顶着“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这么个帽子，这辈子好像就被定了性。兵团？想都别想，人家不要；国营农场？门槛也高，咱这身份不够格。最后没办法，只能跟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背着简单的行李，挤上了开往河北承德的火车，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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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趟火车上挤得满满当当，全是跟我一样的天津知青，有说有笑的，也有偷偷抹眼泪的。我靠在车窗边，看着熟悉的城市一点点往后退，心里头五味杂陈。不知道前头等着我的，是啥样的日子。火车哐当哐当地开了一天一夜，才到了承德。我们在当地一个临时接待站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又乘坐汽车，继续往山里走。那汽车可比火车颠簸多了，一路摇摇晃晃，五脏六腑都快被颠出来了，窗外全是光秃秃的山，看着就荒凉。

好不容易到了公社革委会，已经是中午了。在公社革委会大院简单吃过午饭，我们就跟着孟家营子三队的孟繁昌队长往村子走。

孟队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汉，皮肤黝黑，手上全是老茧，穿着打补丁的棉袄，看着就挺实在。他说，从公社到村里还有十五里山路，得靠脚走。我们九个知青，五个男生四个女生，几名老乡帮我们挑着行李，我们跟着孟队长就往山里钻。那山路可真不好走，坑坑洼洼的，有的地方还挺陡，走得我气喘吁吁，汗都把内衣湿透了。

走了快两个小时，总算到了孟家营子。我抬头一看，心里头“咯噔”一下，这哪儿是个村子啊，四十多户人家稀稀拉拉地散落在泄洪沟的北坡上，全是低矮破旧的土坯茅草房，房顶还歪歪扭扭的，看着就透着一股苍凉儿。风一吹，好像房子都能跟着晃悠。跟我们天津城里的砖瓦房比起来，这儿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那四个女生一看这光景，再也忍不住了，“呜呜”地就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念叨着：“这哪是人呆的地方呀。”

孟队长看着她们哭，也没多说啥，只是叹了口气，语气挺温和地安慰：“闺女们，别哭，咱这地方是穷了点，条件差了点，但只要有我们一口吃的，就绝不会让你们城里来的知青饿肚子。放心，有我呢。”他这话虽然朴实，可听在耳朵里，心里头还是暖乎乎的。

孟队长把我们领到了队部的大院子里，这院子挺大，一边是队部，一边是牛棚，一股子牛屎味飘过来，刚开始还真有点不习惯。我们住的是西厢房的三间土坯房，两间房里各有一铺大通炕，炕挺大，能睡好几个人。孟队长说，这房子以前住过公社的蹲点干部，后来干部撤走了就空下来了，正好给我们知青住。我们把行李往炕上一放，这就算是有了落脚的地方。

当晚，孟队长特意安排了村里一位大嫂给我们做饭。饭菜端上来的时候，我们都挺意外，居然有白菜炖粉条和炒萝卜条，还有一大盆炖鸡肉！孟队长说，这是他从自家菜窖里拿的白菜萝卜，鸡也是自家养的大公鸡，知青们第一次来，接风洗尘的饭，可不能太寒酸。我们看着那盆香喷喷的鸡肉，再看看孟队长黝黑的笑脸，心里头都挺感动的。那时候村里条件那么差，鸡肉可不是平常能吃到的，他却舍得拿出来招待我们，这份情分，我们记在心里头。

接下来的几天，孟队长没让我们干活，带着我们在村里转了转，熟悉环境。村里的乡亲们也都挺热情，见了我们都主动打招呼，有的还往我们手里塞自家种的红枣、花生。虽然日子穷，但乡亲们的心是热的。过了几天，我们也慢慢适应了村里的环境，孟队长就开始带着我们下地干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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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备耕的时候，天还挺冷，我们跟着乡亲们一起平整土地、送粪、播种。我从小在城里长大，哪儿干过这些农活啊，拿着镢头不知道怎么使劲，播种也播不均匀。孟队长就手把手地教我们，他握着我的手，教我镢头该怎么挥，力道该怎么掌握，种子该撒多密。“方明啊，干农活可得有耐心，不能急，你看这种子，撒匀了才能长得好。”他一边教，一边念叨着。不仅是我，其他知青也都跟着乡亲们学，撒粪、刨地、点种，啥活都干。刚开始的时候，每天累得腰酸背痛，手上磨起了水泡，晚上躺在大通炕上，倒头就睡。可看着地里的庄稼一点点发芽、长高，心里头也挺有成就感。

夏天的时候，太阳火辣辣的，地里的活儿更累了。拔草、施肥、浇地，一整天下来，浑身都湿透了，晒得胳膊都褪皮。女生们刚开始还喊苦喊累，后来也都咬着牙坚持下来了。孟队长总是处处照顾我们，重活累活他都让村里的壮劳力多干点，给我们安排的活相对轻松些。天热的时候，他还会让大嫂给我们熬绿豆汤解暑。乡亲们谁家有点好吃的，都会自发地给我们知青送来。

秋收的时候是最忙也最开心的时候，看着火红的高粱、饱满的谷子被收割回来，晒在场院里，乡亲们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我们也跟着高兴。那时候粮食紧张，可村里从来没让我们知青饿过肚子，虽然大多是粗粮，偶尔才能吃上一顿细粮，但总能管饱。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跟着乡亲们春耕夏种秋收，慢慢从啥也不会的城里娃，变成了干农活的好手。后来队里为我们知青修建了新房子，成立了知青点，之前帮我们做饭的大嫂才不再帮我们做饭了，我们开始自己做饭、自己打理生活。日子虽然苦，但有乡亲们的关爱和照顾，心里头总是暖的。

时间一晃就到了1973年，这一年，地区和县里的厂矿企业开始陆续在插队知青中招工招干，还有一名男知青通过体检，参军入伍离开了孟家营子。看着身边的同学一个个有了离开农村的机会，我心里也挺羡慕的，也盼着能有这么一个机会。没多久，还真有了一个招工的名额，我报了名，心里头既紧张又期待。可等到政审的时候，我又一次被刷了下来，理由还是因为我是“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后来又有一次到公社当干部的机会，我又报了名，结果还是一样，政审没通过。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几个字就像一个紧箍咒，死死地勒在我头上，让我抬不起头来。我明明跟其他知青一样干活，一样努力，可就因为这个身份，我连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都没有。那段时间，我情绪特别低落，干活也没了劲头，整天唉声叹气的。孟队长看出了我的心思，他找我谈心：“方明啊，别泄气，慢慢来，早晚你都能招工进城。”乡亲们也都安慰我，让我放宽心，慢慢等机会。听着他们的安慰，我心里稍微好受了点，只能咬着牙继续坚持。

1975年，承德钢厂招工，我又一次报了名，结果还是老样子，政审没通过。紧接着，承德酒厂、罐头厂、玻璃厂也陆续招工，我一次次报名，又一次次被拒之门外。每次看到招工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我心里都像被针扎一样疼。大队书记挺同情我的，他看我文化水平还可以，就安排我到孟家营子小学当了民办教师。

那时的孟家营子小学规模很小，就设在大队部的三间房子里，一间做办公室，另外两间是教室。全校只有四十多名学生，分了四个年级，一、二年级在一间教室里上课，三、四年级在另一间教室里上课，也就是所谓的“复式教学”。我负责教三、四两个年级的学生，语文、数学、体育、音乐，啥课都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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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教书的时候，我还挺紧张的，不知道该怎样给学生讲课。可看着孩子们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我心里就有了底气。我把从天津带来的课本翻出来，认真备课，写教案，想尽办法把课讲得生动有趣。孩子们都挺听话，也挺爱学习，虽然条件简陋，没有像样的桌椅，没有教具，但他们学习都很刻苦。有时候放学了，还有孩子追着我问问题；有时候我批改作业到很晚，孩子们会偷偷给我送来自家种的瓜果。看着这些淳朴可爱的孩子，我心里头暖暖的，也渐渐喜欢上了这份工作。

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着，一晃就到了1977年秋天。这几年里，一起来插队的同学们陆续通过招工、招干等方式离开了孟家营子。到1977年秋天的时候，三队的知青点就只剩下我和宋庆功两个人了。没过多久，宋庆功托关系办理了病退手续，也回了天津。知青点里就剩下了我一个人，那种寂寞和孤独，真的很难用语言形容，那时，我很绝望，感到前途一片黑暗。好在宋庆功回天津的时候，把他的那个小型半导体收音机留给了我，这成了我唯一的消遣。烦闷的时候，我就打开收音机，虽然音质很差，信号也不稳定，经常满是杂音，但总能断断续续地了解到一些外面的情况，让我不至于完全与外界隔绝。

1977年10月6日晚上，我吃完晚饭，像往常一样坐在桌子前给学生批改作业，一边批改作业一边听着收音机。突然，收音机里传来一条消息，说国家要恢复高考了！那一刻，我手里的红笔“啪嗒”一声掉在了桌子上，整个人都愣住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赶紧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仔细听着，确认自己没有听错。恢复高考！这四个字像晴天霹雳一样，在我脑海里炸开，我的心脏突突地跳个不停，越跳越快，脸上火辣辣的，好久才慢慢稳定下来。

那天晚上，我翻箱倒柜，找出了自己从天津带来的初中课本和高中课本。那些课本因为常年放在箱子里，已经有些泛黄了，书页也有些磨损，但上面的字迹还清晰可见。我把课本摊在桌子上，一页一页地翻看着，好多知识都已经生疏了，好多题都不会做了。可我还是看了一夜书，一点睡意都没有。恢复高考，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黑暗中的一束光，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可我心里又很纠结，很犹豫。我担心自己过不了政审这一关，毕竟“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这个标签跟了我这么多年，之前那么多次机会都因为这个身份泡汤了，这次高考会不会也一样？而且，我已经好几年没碰过课本了，知识都忘得差不多了，就算报名了，也不一定能考上。就这样，我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反复挣扎，纠结了好久，最终还是没鼓足勇气去招生办报名。

不久，我收到了父亲从天津寄来的信，信里父亲鼓励我一定要报名参加高考，说这是改变命运的好机会，让我别担心政审的问题，好好复习。可等我收到信的时候，招生考试的报名时间已经过了。我拿着父亲的信，心里头又悔又恨，恨自己太懦弱，太没信心，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

第一年的高考，我们插队落户的那个公社，一个考上大学的都没有，连一个中专都没考上。不过，我倒是听别人说，这次录取考生的政审一点都不严格，纯属走过场，等同虚设。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又燃起了希望。如果政审真的不严格，那我不就有机会了吗？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复习，备战1978年的高考，这次说什么也不能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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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我开始了夜以继日地复习功课。白天我在学校教书，给孩子们上课、批改作业；晚上回到空荡荡的知青点，我就坐在桌子前，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复习功课。有时候学到深夜，实在困得不行了，就趴在桌子上眯一会儿，醒了再接着学。遇到不会的题，我就翻课本反复琢磨，实在弄不明白，就去请教公社中学的老师。乡亲们也都支持我，有时候大嫂会给我送来热乎乎的饭菜，让我别累着；孩子们知道我要复习备战高考，上课也更听话了。

那段时间虽然很辛苦，但我心里充满了希望，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复习中，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

1978年秋天的一个上午，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村里，手里拿着一封信，喊着我的名字。我跑过去接过信，看到信封上印着“天津师范学院”的字样，我的手都开始发抖了。

我拆开信封，一张红色的录取通知书掉了出来。“杨方明同学，你已被录取为我校XX专业学生，请于X年X月X日到校报到。”看着录取通知书上的字，我再也忍不住了，把自己关在知青点的房间里，呜呜大哭起来。这哭声里，有委屈，有激动，有喜悦，还有释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标签，让我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被这个标签束缚着，连抬头的勇气都没有。而1978年的高考，就像一道光，照亮了我灰暗的人生，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这份心情，是旁人无法理解的。

离开孟家营子大队之前，我得把学校的工作交接好。我在村里挑选了一名初中文化的女青年，让她代替我到学校教书。我把自己这些年的教书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她，还把我的备课教案、教学笔记都送给了她，详细地跟她讲解每个年级的教学重点和孩子们的情况。我舍不得这些孩子，舍不得这所简陋的小学，但我也知道，我有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离开的那天，村里的乡亲们都来送我，孟队长握着我的手，眼眶红红的：“方明啊，到了城里好好读书，以后有出息了，别忘了回孟家营子看看我们。”孩子们也围着我，拉着我的衣角，依依不舍地说：“杨老师，你还会回来吗？”我看着乡亲们和孩子们不舍的表情，心里头酸酸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我点点头：“会的，我一定会回来看看大家的。”

我背着简单的行李，踏上了离开孟家营子的路，身后传来了孩子们哭喊声。还是那条熟悉的山路，可这次走起来，心情却完全不一样了。我回头望了望孟家营子，望了望那低矮的土坯房，望了望那片我耕耘了近十年的土地，心里充满了不舍和留恋。这里虽然贫穷、闭塞，但这里有淳朴善良的乡亲们，有我挥洒过的汗水，有我难忘的青春岁月，这里永远都是我的第二故乡。

坐汽车，转火车，一路颠簸，我终于回到了天津。看着熟悉的城市街道，看着久违的亲人，我心里百感交集。不久后，我踏进了天津师范学院的大门，开始了全新的大学生活。

孟家营子的十年插队生活，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生活经历。那段日子虽然苦，虽然累，虽然因为身份的问题遭受了很多挫折，但我也收获了乡亲们的关爱和友谊，学会了坚强和坚持。正是那段艰苦的岁月，磨练了我的意志，让我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而1978年的高考，就像一道分水岭，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从一个插队知青，变成了一名大学生，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