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0日，保山的一家医院里，一位老人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医生和护士收拾遗物时，整个病房静得吓人：这位以前的地委书记，那是正儿八经的厅级干部，全部家当翻遍了，就只有一块修了又修的老手表、一张快被摸烂的保山地图，外加半瓶没吃完的咸菜。
这时候你再看看一年前的数据，简直能把人吓出一身冷汗——就在2009年，他大笔一挥，把自己名下估值3个亿的林场，无偿送给了国家。
这不是段子，也不是小说，这是真事儿。
在这个人都恨不得把钱往自家兜里揣的年代，这个“傻老头”把自己埋进深山，这一埋，就是整整二十二年。
咱们把日历翻回1988年，那是个什么年份？
海南建省，全国都在搞经济，那是“十万人才下海南”的热闹时候。
体制内的人心都躁动了，个个想着下海捞金。
结果到了3月，云南保山地委大院里出了个怪事。
当时的省委书记普朝柱，那是苦口婆心劝一位老战友：“老杨啊，去昆明吧，那儿条件好，你是功臣，该享福了。”
可坐在对面的杨善洲，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这位60岁刚退休的老书记，没拿什么商业计划书，手里就捏着一张薄薄的申请书，上面写着去施甸，上大亮山。
周围人都懵了，那地方除了石头就是风，鬼都不拉屎，去那图啥？
杨善洲当时也没多解释，就说答应过乡亲们。
其实吧，这事儿要是往深了挖，根子在1944年。
那年滇西抗战打得正惨，年轻的杨善洲还是个在炮火里送军粮的民工。
咱们现在看历史是看书，他看历史那是看命。
他亲眼瞅见表弟在空袭里没了，连个全尸都找不着。
他在运粮道上随手插过一根柳条，想着给伤兵遮个阴，结果人死了，树也枯了。
那种满眼焦土、连根草都活不了的绝望感，成了他一辈子的噩梦。
后来人总引用他说的那句“人走了，得留点树”，以为是搞环保，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
他那是在给死人还债，是在给这片被炮火炸烂了的土地疗伤。
带着这股子执念，1988年的杨善洲一头扎进了大亮山。
当时那山头，说是荒山都抬举它了，简直就是个乱坟岗。
没水、没电、没路。
杨善洲带着几个退休老头，第一件事不是剪彩，是搭窝棚。
你想想，那时候退休干部去企业当个顾问，那都是豪车接送、高薪拿着。
杨善洲呢？
跟工人挤在油毡棚里，晚上一下雨，被子湿得能拧出水来，实在没办法，几个人把床抬到牛圈边上凑合。
半夜牛不老实，蹄子乱蹬，杨善洲不但不生气，还爬起来给牛喂草，说是这牛白天帮着拉树苗，是战友。
这得多大的心啊。
最让人看不懂的是他对钱的态度。
90年代初，林场穷得揭不开锅了。
按理说，他以前那些下属现在都是领导，他只要张张嘴，批点款子那是分分钟的事。
但他偏不。
他跑回家，翻箱倒柜把家里那点养老金存折全翻出来，一股脑塞进林场账本里。
有个好心人实在看不下去，偷偷给他塞了500块钱补贴，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结果平日里乐呵呵的杨善洲当场就炸了，眼珠子瞪得溜圆，吼道：“种树要钱，吃饭要钱，难道我的脸面就不要钱？”
这种倔强，甚至有点不近人情。
老婆张玉珍病了住院，他在山上忙着种树，晚了三天极才赶到医院。
老伴半开玩笑埋怨他眼里只有树，这个硬汉眼圈刷一下红了，憋半天憋出一句：“树好了，山好了，咱俩才能好。”
这种逻辑在别人看来是疯了，但在杨善洲这儿，是一笔精明的“政治账”。
早在1963年保山闹饥荒的时候，为了让老师下乡干活，县里都要停课了。
是杨善洲拍桌子把文件挡回去的，他说教书人去插秧，以后孩子拿什么跟穷根算账？
不管是保老师还是种树，他就像个那种只看长线的投资人，只不过他投的周期是几百年，要的回报不是钱，是后代能有个活路。
时间这东西最能说明问题。
到了2009年，当年的秃头山变成了几万亩的林海，森林覆盖率从零飙到了80%以上。
这时候那些精明的商人闻着味儿就来了，毕竟3个亿的估值摆在那儿。
按法律，杨善洲完全可以把这笔钱留给儿女，哪怕留个零头也是天文数字。
但他又干了一件让世俗跌破眼镜的事：裸捐。
交接仪式简单得令人发指，没有鲜花红毯，就一张盖了红印的纸，仿佛他交出去的不是3个亿，而是一张废纸。
他走后，人们在他家里发现一摞泛黄的表格。
那是组织上好几次想把他老婆孩子从农村户口转成城镇户口的审批表，每一次都被他压进了抽屉最底下，硬是没批。
纸角都脆了，那股子拒绝的劲儿还在。
有人说他太绝情，连老婆孩子前途都不顾。
但这恰恰是最狠的地方——在这个全是利益交换的圈子里，他硬是用一辈子，守住了一条谁都不敢碰的底线。
这就是杨善洲，一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跟贫穷、跟荒凉、跟人性里的贪婪，死磕了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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