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皮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志载黄帝之师一封钜就曾在南皮居住，其居所"封台"收录于各种版本的县志中。古老的南皮，曾是丰饶、繁荣、文明的象征。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战乱、灾害、瘟疫等各种原因，南皮也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发生过多次移民行动。而其中最为集中的一次，是明永乐年间由朝廷下诏实施的人口大迁徙。
迁徙时间集中：
对于南皮县明初人口大迁徙，史料有明确的记载。清光绪《南皮县志》记述："永乐二年命天津右卫军下屯境内。"1992年版《南皮县志》记述的比较明确："明永乐二年（1404)，天津右卫军下屯境内。是年，迁山东、山西人民，分布南皮境内定居。"对此，南皮县地名办公室于1982年12月编纂、出版的《南皮县地名资料汇编》记载的更为具体、详尽：在明永乐年间，南皮县经历了一次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除朝廷屯兵垦田外，因人口迁入而新建村庄191个（占南皮现有村庄的62%)，其中仅从山东（68个）、山西（33个）两地迁人建村的就达101个。在从山东迁建的68个村中，标注从即墨县迁入的有54个；从山西迁建的33个村中，标注从洪洞县迁入的有26个。
如此大规模迁徙的原因，2011年版《南皮县志》记述："在漫长的封建制度下，南皮人民创造过辉煌，也饱尝战乱、天灾所带来的苦难。频繁的战乱，造成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明永乐年间大批移民一拨一拨集中迁县定居。"
对于战乱导致移民之说，一些历史文献也多有记载。从山西迁民大都始于洪洞县的大槐树下，这是至今仍有许多人前往认祖、探访、凭吊的地方。所以民间自古就有"问我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上老鹳窝。"1911年辛亥革命后，曾有人集资在此建亭并竖碑题曰：古大槐树处。并记史实于碑阴。按文献通考：明太祖洪武、成祖永乐年间屡移山西民于涂（安徽）、北平（北京）、鲁（山东）、豫（河南）等处。而山西移民之中又以洪洞与附近地区之民为多。被迁群众在此启程时，将大槐树以及树上的老鹉窝入于眼、印于脑，以为告别家乡的纪念。在今冀、鲁、豫、皖、苏等地还流传着：我们的祖先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迁来的。南宋末期，由于中原各省长期遭受兵祸，造成赤地千里，人烟稀少。蒙古族入主中国建立元朝，对待汉人极其残暴，其大臣巴延又奏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使汉族人几无生存之地。元朝末年，兵燹四起、烽火连天，大量人员死于战乱。百姓流离失所，出现了"有田无人种，有路无人走"的现象。明建文元（1399）发生"靖难之役"（民间称燕王扫北），燕王朱棣起兵北平（今北京），战争由北而南历经三年之久。而素为兵家争锋之地的南皮，由于南北陈兵鏖战，往来冲杀，罹难尤甚，使地广人稀的现象更为严重。史书记载"村庄毁去十之八九，民仅存十之一二。"到处青磷白骨，满目荒凉。
朱棣即位，是为成祖，改年号永乐（1403），遂下诏移民，由此可见，南皮在明初发生的人口大迁徙，是因兵祸引起并有朝廷组织的统一行动。
迁徙特点明显：
明初，南皮人口大迁徙的特点十分明显，由于是奉诏移民，且一拨一拨集中迁至，所以，至今县内带有"拨"字的村名尚有36个。比如：第三拨迁徙的有叶三拨、张三拨、穆三拨等，第四拨迁徙的有马四拨、罗四拨、鄢四拨等，第五拨迁徙的有郝五拨、温五拨、王环五拨等，第六拨迁徙的有段六拨、陈六拨、李六拨等，第七拨迁徙的有大七拨、何七拨、小七拨（清代中期更名为"三合村"）等，第八拨迁徙的有刘八拨、朱八拨、曹八拨等，第九拨迁徙的有邢九拨、贾九拨、姚九拨等，第十拨迁徙的有于十拨、肖十拨等。以"拨"冠名的村庄，可谓南皮独有，从沧州到河北乃至全国，其他地方几乎没有，而且这些村庄在南皮的分布也比较集中，都在县域中部一带。
既然南皮以"拨"为名的村是按迁徙的顺序来排列的，那怎么没有"一拨""二拨"呢？据民间相传，这是朝廷故意而为之的欺骗行为。人们都明白故土难离的含义，毕竟，离乡背井就意味着漂泊无定、前途难测。所以老百姓谁也不愿迁徙。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就派去官员，在威胁、恫吓的同时，也使用了欺骗的方法，声称前边已经去了两拨，往下就是第三拨了。因此，凡集中迁徙的移民，就没有"一拨"、"二拨"村的称谓。
对此，《南皮县地名资料汇编》予以明确记述。比如张三拨村："据传，明朝永乐二（1404年）张氏由山西省洪洞县迁居此地立村。因系第三批移民，故取名'张三拨'。沿用至今。"再如穆三拨村："据传，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穆氏由山东省即墨县迁居此地立村。因系第三批移民，故取名'穆三拨'。沿用至今。"
体现南皮县明初人口大迁徙的另一个特点，是称"屯"的村比较多，为13个。如《南皮县地名资料汇编》中对"刘官屯"的记述为："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刘氏一官人奉诏由山西洪洞迁居此地立村，故取名为'刘官屯'。沿用至今。"对"张旗屯"的记述为："据考，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张氏家族由外地奉诏迁此立村。为招人聚会，村中立一高竿，竿上悬挂旗表，故取名'张旗屯'。"据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在南皮以"屯"为名的十几个村中，最令人感叹的应为"康官屯"村。关于康官屯村的由来，《南皮县地名资料汇编》及1992年版《南皮县志》俱记载：明初燕王扫北（史称"靖难之役"）时，一名康氏武将随军征战有功，年老后即迁居此地立村，遂得名"康官屯村"。
然而，现在的康官屯村并无康姓。康姓之所以消失，这里面还有一个惨痛的故事。立村人康氏因征战有功，多获奖赏。在此安居后，为地方上的一个大户、富户。其后，由于兵荒马乱、盗贼蜂起，这户人家就引起了一伙"响马"的觊觎，在抢劫财物后竟将这一家老少全部杀害。康氏一家虽然被害，康姓也已消失，但康官屯村的来历、称谓以及连同相关的故事却口口相传了下来。
南皮县明初人口大迁徙所立的村名，还呈现了多样化的特色。如临近建筑（寺庙）命名的村有白塔寺、塔马寺、刁公楼、李家庵、三教庵等，以与城邑的距离命名的村有高八里、李八里、刘八里、十二里等，以地形、地势命名的村有崔家洼、祁家洼、年涝洼、五拨台、八里台等，以职业、学历命名的村有徐郎中、张拔贡、赵监生、毕剪子、罗张、杠子张等。这些村名的确立，凸显了南皮在明初人口大迁徙的独有的特点。
迁徙带来活力：
南皮县明初人口大迁徙，究竟给县域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目前所能查阅到的史料中都没有详细的记载，但从一些零散的资料中仍可窥见，这次移民，对南皮县的政治、经济、社会各业都产生了重要与深远的影响。
表现之一为，生活相对稳定。在大批移民迁居南皮并建村立户之后，因生活需要，民众即开始恢复和发展生产。村民们垦荒种田，辛勤耕耘，使南皮县域土地荒芜、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境况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为南皮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增强了活力。这从南皮现存古树所传递的信息中可见端倪。据《南皮县志（1987~2006)》记载，南皮县有三百年以上的古树共10株，经考证为明代所植的有3株，其中位于县城西街的古槐考为明初所植，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仍枝繁叶茂，生机盎然。1992年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试想，如果不是社会稳定、生活富足，移民们是不会有闲情逸致去为了改善生态、美化环境而植树的。
表现之二为，经济有了发。由于兵灾匪祸，南皮与中原各省一样，曾出现过"春燕归来无栖处，满目疮痍少炊烟"的惨景。燕子归来为何"无栖处"？那是因为在兵荒马乱中，各种房屋、建筑多毁于战火，成了残垣断壁，燕子已不能衔泥在屋檐下筑巢。移民之后，在发展生产、逐步恢复元气的基础上，开始有组织、有规模的实施了建筑工程。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志载明初肇建的兴化寺。兴化寺巍峨壮丽、香火繁盛，是一座名冠全县的著名禅林。清康熙《南皮县志》赞之："即黄鹤（楼）、岳阳（楼）诸名胜，宜不是过";"斯寺之胜，甲于沧州"。对于兴化寺当时的盛况，南皮籍明万历己卯科举人、岢岚（今山西岢岚县）知州徐升阶曾撰记曰："堪舆家以为风气所萃，一邑赖之。故当其时人文鹊起、科举蝉联、户口蕃息、闾井殷富，犹可想见其盛"。由此，对南皮当时经济的发展便可以窥见一斑。
表现之三为，文化生活丰富。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劳作之余，健身、休闲、娱乐就成为首选。而武术的兴起与兴盛，就无疑是当时文化生活活跃的一个标志。据记载，南皮民间武术即兴起于明代。明永乐十三（1415)，集北头村刘祖光拜沧州石佛寺高僧寒光为师习练太祖拳，后传播乡里，成为南皮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武术活动。明万历年间，殷大宾应科殿试，为南皮第一位武科进士。自此时起至清末，南皮共出武状元1人、武进士11人、武举人110人。他们和众多的南皮武林人士一起，共同创造了南皮武术文化悠久、灿烂的历史。
表现之四为，县城迁于今址。南皮古城筑邑有3000多年的历史，置县亦有2200多年，但何时迁于今址，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从现存旧志中记述的点滴史料考证，县城迁于今址当在明初人口大迁徙且南皮经济发达以后。
上面提到，南皮在明初之所以进行人口大迁徙，是因为由于兵祸之患，当时的南皮已经到了"春燕归来无栖处"的境地。南皮古城在今址东北5公里处，不可能幸免，因而城毁人散当在情理之中。明初，由于人口迁徙，南皮经济得以复苏，为迁于今址创造了条件。
南皮县城于明代迁于今址，除了有明初所植的古槐（今存）和明初肇建的兴化寺等佐证外，还有一个例证是城墙及城门的称谓。清康熙、光绪朝《南皮县志》是这样记述当时南皮县城的："为门四，各有楼。东曰观海，南日控齐，西曰临漕，北曰朝京。"
据史料记载，明永乐元年（1403)，成祖朱棣将他做燕王时的封地北平府改为顺天府，建北京；十九年（1421）改北京为京师；后定北京为国都。这就明白无误地表明，南皮现址的北门称"朝京"，是因为明成祖迁都北京之故。
综上所述，明初的人口大迁徙，确为南皮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使之再现了昔日的兴盛与辉煌。
摘（南皮千年文化古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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