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外，在古装戏里就看到这样的称呼，“员外“二字，在民间想象都是头戴瓜皮帽、身穿锦缎袍，还时不时手念八字胡的富态乡绅形象。可实际上，“员外”这个称呼最开始的意思，跟这形象可差得老远了，这里面有个身份错位的事，而且这事越变越离谱，就像是官职里的闲职变成地方上的大豪强，这可是千年的变化呢。
“员外”这个词在古代的确是一个官名。在唐朝的时候，“员外郎”是尚书省各部门的二把手，地位非常高。比如我们熟悉的诗人杜普，他就当过检校部员外郎。不过，员外这个词是从隋唐时候才有“员外”这个说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有这么一批“编外官员”，他们没有实际权力，但该有的待遇一样都有，朝廷就用这个虚设的职位来安置那些功臣和皇室宗亲。
从宋朝往后，这个制度有了微妙的变化。朝廷为了搞钱填补财政缺口。就开始明着卖官鬻爵，“员外郎”也就成了能花钱买到的荣誉头衔。就像《水浒传》里的卢俊义，大家都叫他“卢员外”，其实他压根就没有在朝廷里当过官，这“员外”就是的靠着有钱换来的社会身份。到这时候，“员外”的意思有了第一次转变：从当官体系里的一个特定职位，变成了代表友情和在地方上有影响力的社会符号。
解剖中国式土财主的四种面相
早在东汉的时候，有个叫崔寔的人在《四民月令》这本书里，就描述过最早的庄园主是什么样子的。那是典型的员外，说到底就是靠做生意赚的钱，然后就买地当地主的土地贵族。他们一般是先靠做生意攒下第一桶金，最后都会买很多很多的田地。就说明清朝时期的微商和晋商，他们在外面做生意赚了大钱之后，都会回到老家买地盖房子，这么一来，就从“商人”变成“乡绅”的身份转换。
只是没有朝廷官职，却在地方上掌握着实权的乡绅，可是中国传统“皇权到不了县里”这种治理模式里的特别关键的一部分。他们会帮忙调解老百姓之间的矛盾，组织人修水利，还会拉起队伍搞团练。就说晚清的曾国藩吧，他在创办湘军之前，就是靠着湖南当地这些土绅的关系网，才慢慢积攒长起来了最初的力量。这种不是朝廷正式风的。，在民间形成的威望和权利，往往比朝廷给的关系还要深入人心，更长久。
这些无官身却掌握实权的乡绅，构成了中国传统“皇权不下县”治理模式的关键一环。
员外这个阶层，其实有挺深的文化矛盾。一方面，他们会给文人钱，还会出钱修书院，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个“儒商”的形象，显得有文化又有修养。但是另一方面，在民间那些故事里，他们又常常被当成笑话，说他们就是那儿装文雅。
就像冯梦龙写的《警世通言》，里面很多员外的角色，都能看出来他们虽然有钱，可在文化这方面却有很大的差异，就显出了钱和文化之间的明显矛盾。
在一些地方志里，经常能看到说员外们“乐善好施”的记录。但在文学作品中也有不少把员外写成是为富不仁的，就是有了钱却不善良，爱欺负人。
这种前后不一样的情况，其实反映出社会上对那些有情人的心态挺复杂的。大家一方面得靠着他们，另一方面又对他们有着提防。
在真正的历史里，很多员外确实会在闹灾荒的时候打开粮仓救济灾民。他们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受儒家思想影响，觉得应该做善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当地人平平安安、稳稳当当的，其实这些都是他们经过考虑之后做出的理性选择。
人设变迁：从唐宋到明清的符号演化
在唐朝的时候，原来这个称呼还挺有官味。就像白居易诗里说的“散员外置，亦系贵游”，意思就是员外这身份跟达官贵人有着一定的关系。
到了宋朝，这种情况明显变了，变得更商业化。南宋有个吴自牧的人，他在《梦梁录》里写，当时临安那些有钱的人家，就是他们没有当官，大家也都管他叫员外。
到了明朝的时候，员外的形象更加清晰了。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科技竞争越来越激烈。读书人没考上当官，就成了“儒商”。他们用财富营造出一个既区别于官僚、又不同于纯商人的不同身份。
就说《金瓶梅》里的西门庆虽然没有“员外”的称呼，但是他干的事儿就是“员外”干的事。也就是用金钱打通官方网络的地方实力派人物。
到了清朝的时候，“员外”这窗户完全变成了民间的说法。在年画里，员外的样子都固定为福泰老人，身边常伴有童子、鹿、桃等吉祥的东西。这种形象上的固定，就说明“员外”最终从历史舞台变成了文化记忆里的一部分。
文学里对员外形象的塑造，其实能看出是为潜意识里的一些很微妙的心态。就拿《醒世恒言》来说，在《施润泽滩厥遇友》里的施复，代表勤劳致富的道德楷模；而《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里面的商人又是另一个样子。
最深刻让人觉得讽刺的还得是《儒林外史》。书里那些靠捐钱买来的功名头衔，正好说明了在科举社会里，有钱的人在文化权利前面，心里有多自卑，还有一个劲的去模仿有文化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当员外作为文学里面正面角色出现时，一般会说他们“儒”的一面——知书达理、有文化，还特别重视教育。作为反面角色时，都会着重说他们“俗”的本质——吝啬、好色、愚昧。这种前后不一样的描写，其实就是我们中国社会对商人阶层那种矛盾心态在文学里的体现。
清末搞新政的时候，把花钱买官的捐纳制都废除了，从那以后，“员外”作为正式的社会身份就慢慢的绝迹了。不过，“员外”这类型的人并没有完全消失。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这本书里提到过的地方长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跟现代社会里变了个样的“员外”差不多。在现在的农村，那些有影响力的企业家，还有退休回乡的干部，在功能上延续了传统乡绅的部分角色。
员外不是官，可他们跟地方社会的关系，比很多当官的都紧密嵌入地方社会里头去了。员外是有钱的财主，但他们的意义可不光是有钱这么简单。
这个千年人设的变迁，其实能反映出中国社会里权力、财富还有文化之间复杂的关系，他们有时候商量着来，有时候还一起起作用。
在当官和老百姓之间，读书人和商人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有那些缝隙，而员外就在这些缝隙里找到了一块特别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说不定，这就是“员外”这个形象过了1000年都还在的根本原因。
当我们拆解这人设时，最终拆解的是传统中国社会自我组织的密码：那些不是正式规定的、比较灵活的、大家都认可的身份如何填补正式制度的空隙，维持着一个庞大文明持久的运转。
现在“员外”已经走入历史，但中国社会对“非正式权威”的塑造机制，还在以新的样子接着讲古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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