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动力学：帝国的兴衰密码》， 彼得·图尔钦著，张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版，99.00元
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的《历史动力学：帝国的兴衰密码》（War and Peace and War: The Rise and Fall of Empires）原书名是“战争与和平与战争：帝国的崛起与衰亡”，中译本的书名也自有道理，一是“历史动力学”（cliodynamics）这个概念的确是作者在书中念兹在兹的核心概念；二是可以让读者与图尔钦此前出版的《历史动力学：国家为何盛衰》（Historical Dynamics: Why States Rise and Fall，2003；陆殷莉、刁琳琳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联系起来。图尔钦在这部《历史动力学：帝国的兴衰密码》最后的“资料来源”中就说到，读者可以在两本书中找到《历史动力学：帝国的兴衰密码》这本书所讨论的主要理论的技术解释：一本就是2003年的《历史动力学：国家为何兴衰》，另一本是他和内费多夫（S. A. Nefedov）合著的《长周期》（Secular Cycles，2006）。他在这里还补充说：“注意！这些书并不是消遣读物——其中包含大量的等式、数据图表和统计分析。”的确是这样。顺带要说的是，看到有评论说这部“帝国的兴衰密码”是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应该不是。虽然书中正文里没有加任何史料和学术观点出处的注释，但是书后的按章节内容分述的“资料来源”就有比较详有具体页码等信息的参考资料出处及相关说明，这也是一种学术注释的写法。
原书名“战争与和平与战争”似乎有点怪，其实就是指战争与和平的轮回，也就是“导论”的标题“所以，和久必战，战久必和”的意思。这句话是十六世纪的一位历史评论家乔治·普登汉姆（George Puttenham）于1589 年讲的，原文是：“和平使人富足，富足使人骄傲，骄傲酿成争吵，争吵酿成战争，战争带来毁灭，毁灭带来贫穷，贫穷带来耐性，耐性带来和平。所以，和久必战，战久必和。”图尔钦说，“此处，重要的不是一件事情导致另一件事情的具体细节，而是没有简单的、线性的因果关系。什么会造成战争？和平。但是和平本身是由战争造就的。所以，没有原因和结果，或者确切地说，每一个都是原因和结果。战久必和，和久必战，等等，无限地循环。这一因果关系不是线性的，而是循环的。”（255页）
光从书名已经可以感觉到作者的研究视域和史观是宏大的，正如他自己说的，该书要解决的就是从马克思、托尔斯泰到阿西莫夫提出的问题：“历史能成为一门科学吗？我们能构建起一种解释强大帝国崩溃的理论，且这种理论并不会比我们对地震发生原因的理解差到哪里去吗？……历史科学能解释国家为什么崩溃，并可能预测到哪些社会正濒于崩溃的边缘吗？”（导论，第3-4页）具体来说，“本书聚焦于帝国。为什么有些——起初规模小且无足轻重的——民族会建立起强大的帝国，而另一些未能建立呢？为什么成功的帝国建立者总是会在长年累月后失去他们的帝国呢？我们能解释帝国权力是如何崛起与为何衰落的吗？”（第4页）毫无疑问，“帝国”是该书最核心的概念，但是图尔钦看起来没有考虑到要对“帝国”（empire）这个概念作出观念史的回溯和界定。实际上，作为一个史学概念的“帝国”在世界历史叙事中几乎无处不在，在不同的研究与叙事语境中时常与“王朝”“文明”等概念重叠或交替使用，导致它的定义与语义边界的模糊性。美国历史学家戴恩·肯尼迪（Dane K.Kennedy）认为，在“帝国”这个术语中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是“它所呈现的现象是国家崛起的结果”，成功崛起的国家很快会走向征服、扩张的道路。而随着帝国自身目标和实力的变化，在长时段的历史中呈现扩张与收缩、征服与被征服的波动变化。“无论好坏，帝国都是造成世界历史发生变化的重要引擎。……最后，帝国的不断扩张为那些互动和交换体系的持续扩大提供了大量的动力，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称的、瑕瑜互现的全球化。”（戴恩·肯尼迪，“帝国”，陈黎黎译，见威廉·H.麦克尼尔等主编《宝库山世界历史研究指南》，第二卷，三联书店，2024年1月，798-804页）从戴恩·肯尼迪的这个概念分析来看图尔钦的帝国与历史动力学说，可以说仍然是在国家-帝国的历史研究语境之中建构起来的。
图尔钦认为，“帝国是大型多民族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有着复杂的权力结构。关键的可变因素是规模。在规模足够大时，国家总是会包含不同民族的人，这使它们成了多民族国家”（导论，第4页）。在宏观的历史研究中，帝国的兴衰与文明兴衰的研究时常会有所重叠，但是两者所指向的研究视域还是不一样的。作者提到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的文明兴衰研究，虽然从宏观史学的角度来看，图尔钦的帝国研究与汤因比的伟大文明研究的路径和传统是相同的，但是帝国研究只是那个堪称伟大的史学传统中的一个部分。
研究帝国的历史常会使人产生很多感触，帝国兴亡的故事的确如图尔钦说的那样，是极度诱人的。他说想象一个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在世界旅行的途中站在保存完好的有两千年历史的古罗马废墟的感受，同时还想到今天的人们站在墨西哥的奇琴伊察（ChichenItza）所产生的相似感触，还说一定要在有旅游大巴开到奇琴伊察之前就到了那里。他说的这个十八世纪的英国人，我想应该是指《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1776-1788）的作者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说起来罗马城的废墟我已去过四次，最近一次是在三个月前，在这里很自然会把“帝国”与“衰亡”联系在一起。1764年10月5日，爱德华·吉本在夕阳下的罗马废墟陷入沉思，看到那些赤着脚的修道士唱起挽悼诗，第一次闪过要写一部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念头。图尔钦说的奇琴伊察我是在2018年去的，当时我们一家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丛林地带自驾游，先后探访观览的玛雅文明遗址除了奇琴伊察还有图卢姆（Tulum）、埃克巴林（Ek Balam）、乌丝梅尔（Uxmal）等七八处，最后到了墨西哥城附近的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我们在大大小小的玛雅金字塔、神庙、观象台、城墙、球场、柱廊之间流连忘返，我还画了一些写生。图尔钦问：“建造了这些雄伟的神殿和金字塔的人是谁？他们为什么不在了？”（第6页）这也是我们行走在遗址之间一直回旋在心中的问题。在梅里达城的但丁书店买到的十九世纪美国著名旅行家和政治活动家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John Lloyd Stephens）的《中美洲、恰帕斯、尤卡坦旅行事件》（Incidents of Travel in Central America，Chiapas，and Yucatan），他说有一天在萨伊遗址附近看到在建筑石上有一处红色手印，马上感觉到这手印拉近了他与玛雅城市建造者之间的距离。而我们想到的是今天的世界与那些曾经辉煌、如今只留下遗址废墟的帝国之间的距离。
图尔钦在导论中对该书论述的核心理论作了概述，归纳起来主要有几个方面：一，许多历史进程都是动态的，如帝国的崛起和衰落、人口和经济的繁荣与萧条、世界宗教的传播或收缩等等，历史动力学研究的就是这种历史上的动态过程，但是其中大部分研究都是针对农业社会进行的；二，这个理论框架着眼于长期以来的社会群体，而不是社会中的个体。一个群体的行为是由其个体成员的行动所决定的，但是社会群体并不是简单的个体集合体，而是拥有更复杂的内部结构；三，社会群体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财富，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利用文化的各方面内容来创造内部凝聚力及与其他群体之间区别的族群（ethnicity）；四，可以将历史动态理解为群体之间竞争和冲突的结果，群体内的合作是群体间冲突的基础，这些冲突包括战争甚至种族灭绝这样的极端形式；五，不同群体内的成员之间的合作程度不同，产生不同的族亲意识（asabiya）。族亲意识指的是一个社会群体进行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的能力，是一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强或减弱的动态参量。六，帝国扩张其领土以及抵御内外敌人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占支配地位民族的族亲意识所决定的，因此问题就是这些群体是如何获得这种族亲意识的，以及最终为什么会失去它？七，有高水平的族亲意识的群体会在元民族边境（metaethnic fron-tiers）崛起，“元民族边境”是指帝国的边界和两个元民族群的断层线重叠的一片区域，所有的元民族边境都是群体竞争异常激烈的地方（导论，6-8页）。可以看到这些理论之间的关系是互相补充、不断递进，最后形成一个理解帝国兴衰和思考历史未来的理论框架与学说。
图尔钦这样把它们归纳起来：“我的主要论点是，起源于断层线边境的民族以合作和极高的集体行动能力为特征，这反过来促使它们能建立起强大的大型领土国家。我在第一部分阐释了这一论点，并举了以下例子进行说明：俄国和美国 （第一章和第二章），在罗马边境的日耳曼人和阿拉伯人（第三章和第四章），罗马的起源（第六章）以及欧洲大国的崛起（第七章）。”（第9页）这是第一部分关于帝国崛起的主要内容，他的论点中的关键假设就是“合作为帝国权力提供了基础”，而且他承认这个假设不同于在社会科学和生物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论的基本假设——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和进化生物学中的自私基因，他的依据是，实验经济学和多层级选择这些新兴领域的最新研究表明，基于利己主义假设的标准模式是有很大缺陷的（同上）。
该书第二部分主要论述的是帝国衰落的原因。作者认为“强大的帝国所建立起的稳定与内部和平本身就蕴含着未来混乱的种子”（10页）。具体的变化是这样的：稳定与和平带来繁荣，繁荣使人口增加，人口增加导致人口过剩，人口过剩会造成工资降低、土地租金升高和平民的人均收入下降，然后上层阶级也开始遭受收入下降之苦。生活水平下降会导致不满和冲突，当国家财政因支出增加而崩溃时，精英阶层的冲突升级为内战，穷人的不满也爆发成民众叛乱。接下来，内战削弱了精英阶层，其内部的竞争平息下来，秩序得以恢复。稳定与内部和平又带来繁荣，于是开始了另一个循环。正如前述那位十六世纪的评论者所说的，“所以，和久必战，战久必和”。这样一个循环的典型周期大约是二到三个世纪，包含良性的整合阶段（integrative phase） 和混乱的崩溃阶段（disintegrative phase）。他把这种农业社会的人口、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巨大波动称为长周期（secular cycles）。第八章和第九章以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法国和英国历史为例，详细阐述用于解释长周期的人口结构理论。长周期阶段会影响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趋势，也影响了族亲意识的动态变化，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的马太定律在帝国的病变-衰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图尔钦的长周期只是一个典型的占支配地位民族的族亲意识兴衰的大周期内的一个部分，这个大周期通常包含几个长周期，而在长周期的内部也有一种发生在父与子之间的代际的“父与子周期”（fathers-and-sons cycles）。他的意思是“父与子周期”嵌套在长周期内，长周期又嵌套在族亲意识周期内，在第十一章中以罗马帝国的衰退来解释这些“轮中嵌轮”的动态（11-13页）。
从帝国的崛起到衰落的“轮中嵌轮”的周期动态中，图尔钦的研究可以归结三个中心概念：“元民族边境理论——解释族亲意识周期；人口结构理论——解释长周期，社会-心理学理论——解释父与子周期。这些理论构成了新兴的历史动态科学的一部分，我还是更喜欢称之为‘历史动力学’。”这是作者对“历史动力学”这个概念的词源与使用语境的解释，同时他还解释了这个研究视角与方法的来源：大量借鉴了自然科学中的统计力学路径和非线性动力学这门学科。人类社会和国家可以被建模成动态系统，其中的关键概念是动态反馈（dynamic feedback）；当一个动态系统包含这种循环的非线性反馈时，它会变得对振荡非常敏感。所以，和久必战，战久必和”（13-14页）。
对于我们的阅读语境来说，在这里可以看到图尔钦的“历史动力学”与我们过去比较熟习的“历史发展动力”学说当然并不一样。它试图揭示的是一个远比判断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要远为复杂的社会系统的动态变化原理：“族亲意识、长周期、父与子周期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导致这种复杂、混沌的动态。在一个混沌系统中，其中一个元素的一个小行动——某个人行使他或者她的自由意志——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外部来源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气候变化会导致谷物歉收，随机突变会引起新的可怕瘟疫和灾难性的火山喷发。因为混沌行为、自由意志和自然灾难的本质，所以不可能精准地预测出真实人类社会在遥远未来的动态。”（14页）这样的话，就使他的历史动力学不会被视作历史决定论的一种升级版。另外，当谈到“历史周期”这一说法的时候，有读者可能也会想到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的谈话关于“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同样可以说，图尔钦的历史周期理论与关于如何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现实政治语境的讨论并不一样，它是一种关于历史变化的动态研究理论。
还有一个我们同样比较熟悉的议题是关于“历史规律”（laws of history） 的讨论。图尔钦在第十二章“战争与和平与粒子：历史科学”中以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为切入点，一方面根据现代物理学的研究指出“现在，我们都知道决定论的想法是错误的”（382页），另一方面则承认托尔斯泰所提出的历史科学只有通过整合无数个体的行为才能构建起来的观点是有根据的，如何从个体的微观行为中推断出宏观的社会动态是社会学的中心议题之一（384页）。虽然我们承认“拿破仑们、亚历山大们、恺撒们在一生中很可能影响了历史进程。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但问题是，“知道非凡人物偶尔会出现并且他们会影响事件的进程对我们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它无法在理论框架内得到有意义的安置”（386页）。因为在图尔钦看来，“历史动态的科学——历史动力学——所提供的视角不是关于某些个别人物的，而是关于一个群体——可以称之为社会、国家或者帝国——内的所有个体的。这一知识领域的基本前提是历史是由伟大的客观力量所塑造的——并不是由某个个体的行为，而是由他们整个集体的行为所塑造的”（387页）。
最后是第三部分“历史动力学——一种新型的历史学”，既有总结性的论述，同时更提出了面向未来的历史分析方法问题——“在本书的最后两章中，我思索了历史动力学能给我们及我们‘战久必和、和久必战’的未来时代带来什么样的训诫。”（15页）关于“历史动力学”，作者也并没有把它看作是“规律”之类的命题，而只是认为“历史动力学是一个有用的框架。我们努力钻研的大量经验主义材料证明了这点。然而，我是最不愿意主张历史动力学是我们理解国际兴衰的最后一个词语，或者说它是像牛顿经典力学那样成熟的理论的人”（388页）。而且他还指出，在历史动力学这个普遍的理论框架之中，包含不限于任何特定数量的理论，除本书中讨论的元民族边境理论、人口结构理论和社会-心理学理论之外，还包括民族动力学和地缘政治学这两种理论，后者所研究的是空间如何影响国家规划力量的能力动力学，这也是图尔钦此前在他的《历史动力学：国家为何兴衰》（2003年）中谈论的主要问题。
至此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对于图尔钦这部著作的简要介绍：“此书尝试以生动的论述和丰富的历史案例，以动态的视角观察帝国的兴衰，揭示为什么一些起初微不足道的小国可以成长为强大的帝国，为什么看似稳固的帝国会在巅峰过后归于衰亡。作者认为，人类历史上大多数帝国的崛起与衰落都经历着类似的轨迹，它们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人口的增减、经济的繁荣与萧条、宗教的传播与消亡等。起源于元民族边境的群体，以合作和集体行动建立起强大的领土国家。而帝国的稳定于内部和平本身就蕴含着未来混乱的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人口过剩、经济下滑、灾难疾病等问题，秩序的崩溃带来了饥荒、战争、瘟疫和死亡，最终导致帝国的衰亡。作者引入了14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提出的概念‘族亲意识’，视其为解释帝国兴衰密码的动态变量。”（见该书封底勒口）在这里还应该补充的就是上面谈到的三种历史周期的形态和作者念兹在兹的历史动力学理论，以及这些理论对于思考人类历史的未来的重要意义。
其实，关于帝国的阅读语境不仅是历史的、学术的，同时也是现实的和政治的。如果有心统计一下进入所谓后冷战时期以来的国际政治论述的词频的话，“帝国”可能也是一个相当活跃的概念。在该书各章节的具体论述中，有些议题看似简单，但是无论对于思考帝国兴衰的历史还是今天现实政治的动态发展的可能性都很有启发性。
比如，关于专制帝国中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作者在第一章谈到十三世纪蒙古人征服俄国的历史的时候，指出蒙古人取得胜利的原因不在于武器上的优势，而是由于他们内部的团结与协作。接着马上说：“必须立即指出的是，‘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就算是意味着某个个体对整个社会的绝对控制，也是社会学上的无稽之谈。单独的一个人，无论有多强大的力量，都不能违背全体臣民的意愿进行统治。一旦他睡着，受他压迫的人民中的一员就会用一刀刺死他的方式来结束他的暴政。在现实生活中，暴君能进行统治只是因为他们得到了某个特定人群的支持——王宫卫队、贵族，也许还有上层官僚。只有群体能够压迫其他群体和整个社会，而要做到这一点，‘压迫者’群体必须有内部凝聚力。换句话说，压迫只能在协作的基础上实现，虽然这听起来是自相矛盾的。”（32页）其实这也是关于统治者的政治学常识，谁没有想过只要帝王身边的几个卫兵反叛，历史就有可能翻过来？如果没有身边的内鬼，恐怕委内瑞拉的马杜罗也不会那么容易就被美军从睡梦中带走吧。
又比如，关于帝国的秩序与崩溃，当前的美国就提供了一幅极为紧张的局势图景：近期以来在明尼苏达发生因暴力驱赶移民而引起的抗议以及两起枪击无辜平民的恶性事件，联邦与州政府因而陷入公开对峙；美国就伊朗局势向该地区派遣航母打击群，加剧了紧张的对峙态势；美国的经济数据出现严重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三十六万亿美元。美国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在社交平台上最新发布题为“金钱、内战与国际战争：明尼阿波利斯及更广泛视角”的文章，认为这些都是“秩序崩溃”的前兆。其核心观点是：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兴衰遵循一个约八十年的“大周期”，始于1945年的战后秩序已经走到尽头。当前美国以及更广泛的世界局势正在处于历史周期的转折点之上，这个周期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乃至战争的多重动态。我们知道瑞·达利欧在2025年出版了专著《国家为什么会破产：大周期》（How Countries Go Broke: The Big Cycle，2025），因此这篇文章无疑是基于他研究历史周期与大国兴衰的框架而对当前美国最新局势的风险趋势发出的警告。
由于我的阅读实在很有限，还没有看到图尔钦针对最近美国局势发表的文章，但是我相信他也不会脱离帝国兴衰研究和历史动力学的理论框架来研究当下美国与国际政治的危局与出路。因为在书中他已经谈到在2001年，由受过历史学家的训练的美国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率领的一群学者受五角大楼的委托，写了一份关于历史上的帝国的报告，就美国如何在世界上维持其军事和政治优势提出建议。该报告总结道：“如果我们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那就是：美国要维持其优势就必须保有军事上的支配地位，而且也必须维持其针对其他权力支柱的支配地位。”最后，乔治·W. 布什政府的官员们坚称美国并不是一个帝国（414页）。
说到这里，当然就想起图尔钦在2023年出版的《危局：精英、反精英与政治解体之路》（End Times: Elites，Counter-Elites and the Path of Political Disintegration，2023；李艳译，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11月），该书的主题是“危局”，指的就是两三年前美国的政治与经济局面，可以说是以历史动力学理论分析美国最新局势的前沿研究，从“危局”看“破局”的可能，从“动力”揭示背后的“推手”真相。现在的这部《历史动力学：帝国的兴衰密码》则是对战争与和平作为一种动力的宏观与微观结合的历史分析。历史与现实及未来就是这样连接起来，倾听历史学家如何从历史动力学的理论框架出发谈论现实的危局与对未来的预测，这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阅读。无论如何，如何认识在当代帝国兴衰的密码背后的历史动力与选择人类的未来有着紧密联系。
在近期以来的国际政治研究及相关论述中，历史视域与理论创新的趋势比较突出，图尔钦的历史动力学以及帝国兴衰理论是其中佼佼者。同时也有其他学者提出了同样具有原创性和前瞻性的历史发展表述。葡萄牙前欧洲事务国务秘书布鲁诺・马萨斯（Bruno Maçães）在当代地缘政治研究中提出“欧亚超级大陆”概念，并且以“将科技视为地缘政治主体”而引起高度关注。他的新著《世界构建者》（World Builders: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eo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5）具有宏观的历史发展预测性，其核心观点是二十一世纪的技术革命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的基础，重塑地缘政治的全新格局与竞争力量。如果与图尔钦的帝国兴衰理论联系起来的话，可以让人想到新的帝国竞争不再仅仅关乎领土的争夺与控制，而更在于塑造一个全新的地缘政治范式，通过技术系统的颠覆性创新重新定义主权、帝国和全球秩序的结构性趋势。这是图尔钦在书中未能提出的，但是可以把马萨斯的“世界构建者”看作是对他的“历史动力学”和周期性理论的强力提升：科技作为重塑帝国权力与政治主权概念的巨大力量正是在历史发展的不确定性中无可置疑的决定性力量。从图尔钦的“战争-和平-战争”的这个核心主题来看，马萨斯对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的分析更是体现了在“科技系统-世界构建者”理论体系下的新型战争时代已经到来——以全球化的信息技术、国际金融、能源配置为核心战争系统对于传统的地缘政治及其战争系统进行全面打压。因此，马萨斯在图尔钦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战争与和平的周期性动力形态升级版既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更是对人类历史的未来有重大影响的发展态势。
最后回到《历史动力学：帝国的兴衰密码》，应该注意到图尔钦对于历史图像同样也有所关注和论述。他在论述罗马帝国和欧洲中世纪兴衰的时候都提到了作为重要史料的文字与图画文本，尤其是在谈到中世纪的人们都非常明白权力、财富和荣耀都是暂时的这一思想的时候，以历史图像为例作了精彩的阐释：“关于这一思想常见的视觉表现就是‘命运之轮’，其可见于哥特式大教堂和插图手稿中。典型的描绘是命运女神站在一个巨大的轮子旁边，顶部坐着一个男人，他的头上戴着王冠，手上拿着节杖，他几乎不知道他此刻的权力和荣耀都是暂时的。当命运之轮转动时，这位国王会跌落，他的王冠会掉下。在到达底部时，他已经衣衫褴褛了。但是随后，命运女神让轮子再次转动，身处底部的那个人再次被带到了荣耀的高处。”（253-254页）这既是一幅关于帝国兴衰周期的形象图景，同时也是对恣意妄为的帝国统治者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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