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十七岁是什么样子？是教室窗外的蝉鸣，是做不完的习题，是藏在心底不敢说出口的悸动，是对未来又迷茫又期待的年纪。
总之，那应该是一个和“死亡”，尤其是“就义”，扯不上太多关系的年纪。
但历史上，真的有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在三百多年前的秋天，被押上南京西市的刑场。刀落之前，他拒绝下跪。
他叫夏完淳。
这个名字，但凡了解一点明末清初历史的人，听到都会沉默，心里都会漫过一阵复杂的情绪。
有痛惜，有敬佩，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
一个半大孩子，怎么就活成了历史里最悲壮、最决绝的一页？
要理解他，不能只看他生命的终点。得看看他所处的，那到底是一个怎样撕裂的世界。
1647年，清朝顺治四年。对刚刚拿下天下的满洲统治者来说，江南这块地方，就像一块烫手的珍宝。
钱多，粮多，文化人也多。
可这骨头，也是真硬。
从“嘉定三屠”到“江阴八十一日”，江南的抵抗，其惨烈和刚烈，远远超出了北方。
刀能砍下头颅，却砍不断某种看不见的、扎根在骨子里的东西。
那时候清朝在江南的头等大事，除了收税，就是“拔刺”。
谁是“刺”？就是那些不听话、心里还念着前朝、用各种方式搞事情的读书人。名单很长，处理方式很统一。
顺治四年秋天，南京的监狱里，就新关进了一批这样的“刺”。其中有一根“刺”，让主审官都觉得有点特别，甚至有点可惜，因为他实在太年轻了。
年轻到，主审官觉得可以“教育”一下，挽回一颗迷途的心。
这个主审官，就是洪承畴。他当时是清朝的“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位高权重。但翻开他的履历，前半段是大明的蓟辽总督，松锦大战兵败被俘，后来就“转变”了。
让他来审江南的抗清案子，清廷这安排，本身就充满了某种复杂的意味。
洪承畴的案头，关于这根“小刺”的卷宗很显眼：夏完淳，松江华亭人，父夏允彝殉国，师从陈子龙，曾参与太湖抗清，擅诗文，有蛊惑人心之能……年龄：十七岁。
十七岁。洪承畴提笔批阅时，会不会有一瞬间的恍惚？自己十七岁时在做什么？大概是在福建老家，埋头苦读四书五经，想着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
那是所有读书人最正常、最顺理成章的路。可眼前这个十七岁的囚犯，走了一条他完全无法理解，甚至觉得“愚蠢”的路。
洪承畴画像
夏完淳的路，起点其实无比“正常”，甚至是无数人羡慕的顶级起点。
他生在松江府华亭，相当于今天上海松江。那地方，是当时整个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经济繁华，文风鼎盛。
他父亲夏允彝，崇祯十年进士，这已经是人中龙凤。但更关键的是，夏允彝是江南著名文人社团“几社”的领袖。
这个“几社”不是普通的诗社，它有点像高级学术论坛+政治清流俱乐部，成员像陈子龙、徐孚远这些人，都是学问、气节、声望极高的顶尖人物。
夏允彝、夏完淳父子
夏完淳就泡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他五岁读“五经”，七岁能写诗作文，九岁就出了本诗集叫《代乳集》。当时的文坛领袖钱谦益看了都惊叹，夸他是“神童”。
你看，这是标准的“天才儿童”养成模式。不出意外，他会沿着科举正途，中举人，考进士，然后进入翰林院或六部，成为一个优雅的文人官员，在史书上留下“文学家”或“名臣”的记载。
意外，说来就来了，而且天崩地裂。
1644年，李自成进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这个消息传到江南，对所有读书人来说，不亚于精神世界的末日。
紧接着，清军入关，击溃李自成，定都北京，然后大军南下。
1645年，清军攻破南京，那个拥立起来的弘光皇帝被抓了。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或许很多人也就慢慢接受了现实，历史上“改朝换代”也不是头一回。
但清廷下了一道命令，彻底点燃了火药桶：剃发令。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对今天的人来说，可能就是个发型问题。但对当时的大明子民，尤其是读书人来说，那是比死还严重的事。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头发不是头发，是孝道，是文明，是区别于“夷狄”的文化身份标志。剃发易服，意味着从文化上、精神上被连根拔起，成为“野蛮人”。
于是，江南的反抗，性质变了。它不再仅仅是为那个已经灭亡的朱明皇室而战，而是为了一种延续几千年的生活方式、为了一种文化尊严而战。
江阴，一座县城，为抵抗剃发，男女老幼苦守了八十一天，城破后几乎被屠戮殆尽，据说死了十七万人。
嘉定，更是被反复屠了三次。
江南的富庶水乡，瞬间成了人间地狱。
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这位温文尔雅的学者，成了松江一带抵抗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起义很快失败。
夏允彝没有逃跑，他做了最平静也最激烈的选择：整理好生平著作，安排好身后事，然后走到松江塘边，从容地沉了下去。
他不是绝望自杀，他是“殉道”。他用这种极端清醒、极端冷静的死亡，给自己的儿子，也给所有活着的人，上了一堂关于“气节”的终极实践课。
这堂课，没有讲义，只有父亲决绝的背影和冰冷的河水。
那一年，夏完淳十六岁，成了孤儿。
父亲的死，抽走了他作为少年最后的天真和退路。家，国，仇，恨，所有这些沉重的概念，以前或许还在书本上，现在，全部压在了他尚未完全长成的肩膀上。
他没有时间崩溃，擦干眼泪（或许根本没哭），他成了太湖抗清义军首领吴易帐下的一个“参谋”。
一个十六岁的书生参谋，能做什么？他可能拉不开强弓，舞不动重剑。但他有笔，有才华，有名声，更有从父亲和师长那里继承来的、无比坚定的信念。
他写檄文，能鼓舞士气。他分析形势，能出谋划策。这支主要由渔民、农民组成的队伍，曾在他的参与谋划下，一度收复了吴江、海盐，让清廷地方官大惊失色。
他写下的《大哀赋》，不再是才子风花雪月的吟唱，而是用血泪和烽火淬炼出的战歌与祭文。
然而，个人才能的微光，照不亮时代倾覆的黑暗。
清廷的统治机器已经开动，重兵围剿之下，义军势单力薄，最终失败。
1647年，夏完淳的老师兼精神导师陈子龙被捕，在押往南京的船上，他效法夏允彝，投水自尽。紧接着，因叛徒谢尧文出卖，夏完淳在藏身地被捕。
然后，就是那场被后世传颂、极具戏剧张力的“公堂对决”。
洪承畴坐在上面，看着下面的清瘦少年，心里或许真有几分“惜才”。
他摆出长辈和过来人的姿态，语气甚至算得上“温和”：“你个小孩子，懂得什么造反？必定是被奸人蛊惑。只要肯归顺，洗心革面，以你的才华，不愁没有锦绣前程。”
接下来的一幕，堪称中国审讯史上的名场面。各种笔记小说里记载得绘声绘色，核心情节高度一致：
夏完淳抬起头，一脸“崇敬”地大声说：“我听说我朝有个洪亨九（洪承畴的字）先生，那是顶天立地的大忠臣！当年松山一战，他力战殉国，先帝（崇祯）闻讯震动，亲自设坛祭祀，朝野上下没有不流泪佩服的！我年纪虽小，但要学做忠臣，就要学洪亨九先生那样！”
公堂上的人都傻了。左右衙役赶紧呵斥：“瞎了你的狗眼！上面坐的就是洪承畴洪大人！”
夏完淳要的就是这句话。
他瞬间变脸，目光如刀，直射洪承畴，厉声骂道：“洪亨九先生殉国已久，天下谁人不知！你是什么东西，也敢冒充忠烈，坐在这里玷污他的清名！”
接着，他将洪承畴如何兵败被俘、如何贪生怕死、如何剃发投降、如何为虎作伥的旧账，一件件、一桩桩，骂了个痛快淋漓。
洪承畴什么表情？史书没细说，但可以想象，那一定是面红耳赤，羞愤难当，恨不得地上裂开一道缝钻进去。
劝降？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这场对话，洪承畴在法律和权力上占据绝对优势，但夏完淳在道德和气势上，完成了对他的彻底碾压和公开处刑。
劝降的路堵死了，剩下的就是等待最后的结局。
在南京监狱里的八十天，是这个少年生命最后，也是最炽热的燃烧。
他知道自己必死，反而平静了。他把所有的时间，用来整理思绪，写信，和整理诗稿。
他给母亲写《狱中上母书》。信里说：“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
他愧疚不能再尽孝，恳求母亲理解，说“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
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平静地和母亲讨论自己的死亡，安排身后事，这份超越年龄的成熟与从容，比任何嚎啕痛哭都更让人心碎。
他给妻子写信，让她不要守节，好好活下去。
他整理自己的诗稿，定名为《南冠草》。南冠，是囚徒的代称。
他把手稿托付给同狱的难友，郑重嘱托：“此稿若存，是为明证。”
他要让这些文字，替自己活下去，替父亲、老师，替所有抗争过却注定被遗忘的人，活下去。
1647年10月16日，秋后问斩的日子到了。夏完淳和他的岳父钱旃等三十多人，被押往南京西市刑场。
史料记载很简单，说他“立而不跪”。临刑前，他面向南方，那是家乡松江的方向。
刀落下，生命定格在十七岁。
故事似乎结束了，但夏完淳这个人物的传奇，恰恰在他死后才真正开始。
他的死，在当时只是清廷处决名单上普通的一行。
但他的事迹，尤其是他公堂上戏弄怒骂洪承畴的段子，和他那些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的家书，通过遗民的地下网络和口耳相传，像野火一样在江南，乃至在全国不肯屈服的人们心中蔓延。
他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象征。
他象征了在无数士大夫跪地投降的洪流中，那最后一点不肯弯曲的脊梁。
当饱读诗书的洪承畴、钱谦益们都在为新朝效劳时，一个少年用生命守住了“忠义”的底线。
这让所有活着的人感到惭愧，也让所有痛苦的人看到，道义未死，希望犹存。
他象征了江南抵抗的硬度与纯度。连一个孩子都如此刚烈，江南人的血性，可见一斑。
他的死，为他所代表的那场失败的反抗，镀上了一层悲壮而神圣的光晕。
到了清朝统治稳固之后，康熙、乾隆时期，官方开始有意的淡化明清之际的血腥记忆，转而大力提倡“忠君”思想。
这时候，夏完淳这个“反面典型”，居然又被挖掘了出来，被重新阐释。清朝的统治者发现，宣传夏完淳对前明的“忠”，可以巧妙地转化为对当下朝廷的“忠”。
于是，这个抗清英雄的事迹和文集，在清中期以后，反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流传和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再到后来，抗日战争时期，国家危亡，夏完淳又被人们想起，成为鼓舞民族气节、抵抗外侮的精神偶像。
所以，我们今天再读夏完淳，眼泪为谁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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