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1月的欧胡岛，海风带着咸味拍打窗棂。九十三岁的张学良望着远处蔚蓝，对来访学者轻声一句：“不是他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他了。”这一锤定音的话，像浪花一样击在在场者心口。
人们常把目光投向“毅荻书斋”里那些珍贵的玉器与手札，却往往忽略了同处一隅的口述录音带。磁带里，张学良思路跳跃，却句句指向国民党从巅峰滑落的根脉，尤以东北问题与党心溃散两端最为尖锐。
抗战硝烟初歇，东北成了各方必争之地。中共中央在1945年9月就决定“先人一步”，短短三个月，十一个纵队、两万二千名干部分批北上，铁路线上尽是灰色棉衣的行军队伍。相形之下，蒋介石却陷入既想占地又怕失控的矛盾心理：宁肯让陈诚带着教导师空降沈阳，也不敢启用最熟悉关外局势的张学良、马占山、莫德惠。
李宗仁后来评价这桩任命时只说了七个字：“不用三人，即败局。”这话不算狠，却精准点破了蒋介石视野的窄和心胸的疑。
蒋的疑忌并非始于战后。早在1933年，他就把尚算完整的东北军调往鄂豫皖“剿共”，随后又赶赴陕北。一层层消耗下来，这支曾经拥有独立海空军的劲旅，连精锐番号也被摘掉。张学良回忆那年冬天的情景：两个师在川陕边打得七零八落，军需短缺，抚恤更是“画饼”。一名营长忍不住抱怨：“给我一张空条子让我回东北领钱，可家都丢了，上哪找衙门？”这句半哭半笑的牢骚，让他彻夜难眠。
蒋介石把中央军当亲儿子，地方部队算“寄养”。吃亏挨炮火的是杂牌，增编换装的是嫡系。东北军、桂军、川军对这种现实心知肚明，外战内战的积极性自然天差地别。张学良看得透：“他宁用听话的奴才，也不用能打能死的汉子。”
士气一旦松弛，口号再响也只是空壳。1935年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闭幕合影前的一次枪响，把高层的怯懦暴露得淋漓。刺客扣动扳机，子弹穿透汪精卫胸膛，警卫们四散奔逃。张学良同张溥泉冲上去，合力按住凶手。等警察慌乱归队，枪栓竟卡得掰不开。他说那一刻心里只冒出一个念头：“这样的班底，打什么江山？”
精神领域的荒芜，比军事失误更要命。国民党连年高唱三民主义，却停留在标语层面；共产党的士兵则把革命信仰当成行军干粮。一次野外宿营，红军宣传员在废弃城门口刷下“山海关”三字，东北兵抬头即见故土之名，无声胜万语。这份心理战，让对手明白彼此并非你死我活，反而都是日本侵略者的受害者。
1946年夏，国共在松花江两岸再度交锋。表面看，国民党兵力与装备占优，实际上民意旗帜已经倾斜。辽南村镇里，百姓给解放军送鸡蛋、送棉衣，却对清一色黄呢军装的政府军关起大门；关内后方，苛捐杂税一环套一环，“捐、款、罚、派”四把梭镖层层下手，官兵自己都叫苦。
兵败如山倒从不是一句空话。辽沈战役仅仅六十二天，第九兵团连夜弃城，奉天、锦州先后失守，东北二十万中央军在雪地里缴械。此时的张学良仍被“看管”在重兵把守的西南深山，他透过稀薄的报纸，摇头苦笑：“昔日在我手里的一方沃土，如今给他打成废墟。”
1949年春天，重庆谈判无果。蒋介石拍电报要顽守长江，“以江为界”。短短半年，南京防线崩溃，火车皮一节一节往江南拖运黄金。政权的迟暮并非武器不利，而是基层政权早已空心化：乡保守望相助被形容为“官倒带民倒”，公路上随处可见临时收费杆。老百姓被逼急了，干脆让开门，给新势力让路。
从此岸到彼岸，不过三年。蒋介石自认的“铁三角”——中央军、特务系统、官僚资本——同样解体于内部失序。金圆券在上海一夜变废纸时，一位老商人叹气：“人心散了，队伍还怎么带？”
张学良的回顾未必条理严谨，却点出了三块命门：东北战略的轻忽、党内信仰的空洞、与百姓的日渐疏离。传奇少帅口中的那句评语，没有丝毫修辞：“大陆人民不要他了。”在雪崩之前，雪花早已飘满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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