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的大礼堂里,授衔典礼气氛庄重。陈赓胸前两颗将星闪亮,军歌声里,他的目光却掠过人群,像是短暂停留在一段往事上。台下的李克农也在场,头发较早花白。外人只看到荣誉与风光,却无人知道,两人能站到这里,得益于二十四年前一次分秒必争的营救行动。
镜头拉回1931年4月25日傍晚,上海汇山路的电话铃骤然响起。李克农接起话筒,机要员声音低沉:“钱壮飞同志送来急件,必须马上过目。”纸页展开,只一句话:“黎明被捕,正押往南京。”短短十个字,把李克农的心沉进冰水。黎明,是顾顺章的代号—中央特科红队队长、密码专家,也是当时上海地下网络里,少数能一口叫出百余同志化名与住址的人。
当夜细雨,李克农步出寓所,车灯微弱,轮胎碾在石板路上沙沙作响。他清楚,一旦顾顺章开口,整个上海的联络点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垮掉。更棘手的是,顾顺章向来胆大好胜,极可能自荐去南京邀功;时间,就是生死线。
车刚停在霞飞路一处隐蔽公寓门前,陈赓已在等候。屋里昏黄灯光打在他削瘦脸庞,窗外传来辚辚车声。李克农递过密码本抄录的情报,压低嗓子道:“带着你的人立刻走。”陈赓没有问详情,只摘下墙上的呢帽,转身吩咐警卫:“通知分散组,原定交通线全部作废。”四十秒后楼道空响,只剩扑朔灯影。
值得一提的是,彼时特科内部对顾顺章的倚重非比寻常。自1927年组建以来,红队狙击、爆破、护卫的许多密令皆经他手。李克农深知,一旦组织撤离稍慢,就会在武汉与南京的电缆间暴露;稍快,又可能因联络断裂造成更多混乱。权衡片刻,他将暗号“河口涨水”发往数十个隐藏点,命令所有档案、药品、无线电机迅速销毁或转移到租界海轮货仓。
“快走!别回头!” 致电暗号仅六个字,却在半天内促成大规模撤退。守在沪江路口的交通员背着文件包越过人行天桥,剪碎的情报漂入河中;宝昌路弄堂里,几位被称作“红医生”的同志纵火焚烧药柜,硝味冲得人直流泪;法租界西餐厅,密探刚推门,桌子空空,咖啡尚热。
与此同时,武汉绥靖公署内,顾顺章正自诩“大功一件”。王竹樵陪在一旁谄笑,两人商议电报细节。顾顺章口气张狂:“待我到南京,当面陈情委员长,方显分量。”他不知道,六封“报喜”电报在星期六那天被递到南京中山路五号,收报人恰恰是我党潜伏干部钱壮飞。
钱壮飞阅毕即刻毁去原件,手抄重点,托女婿刘杞夫乘最早的沪宁快车。车轮滚动十二小时,情报递到李克农手里,才有之后骤雨般的布置。从武汉到南京的押解队列,则因周末事务耽搁一天,看似偶然,却给了上海地下党宝贵的十多个小时缓冲。
清晨五点,电车开始试运行,街面尚未拥挤。陈赓带队离开最后一处掩护点,七名骨干分三路出了上海,各自携带经改写的联络网图。离别时没人多说一句,浓雾里只听得脚步声。不得不说,这种安静比枪声更令人紧张。谁都清楚,一旦顾顺章抵达南京并抽丝剥茧,任何一处纰漏都可能让撤离失败。
南京雨花台大门外,顾顺章戴着礼帽,神情自得,随行特务却不知如何应付这位“功臣”。徐恩曾收到“报喜”后面色复杂,他意识到顾顺章提出的“再立大功”不过是狮子大开口,既想金钱又求权势。两人暗中较劲,不和的裂缝由此萌生。
五月初,顾顺章开始“指认”行动。恽代英牺牲,复兴社广播将功劳归于顾顺章,蒋介石暗示可“酌情优待”。然而连续变节,贪功邀宠,让顾顺章在特务系统里也声名狼藉。他动辄扬言要自建情报处,招徕旧部,徐恩曾表面恭维,内心却已暗生戒心。
1933年夏,陈赓为养伤潜回上海,隐居租界某三层公寓。顾顺章闻讯后亲率人马布网缉捕,最终一脚踏空,被李克农等人调动的交通线扰乱,谋算落空。陈赓虽被捕,然而在众人策应和对方“招降不杀”的命令下几经辗转脱困。对顾顺章,这成了又一笔未竟的“功劳”,加深了蒋介石对他的不信任。
两年后,1935年6月,苏州郊外的石湖波光潋滟。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林间小道,车门掩上再无动静。顾顺章的名字自此从公开场合消失,上海滩茶楼里偶有提起,人们只说:“多行不义者,结局都一样。”特科旧部对他讳莫如深,连同行也无人为他招魂。
有人曾问陈赓,为何那夜能从容撤离?这位川陕名将笑而不答。实际情况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组成的“龙潭三杰”,在暗流涌动的敌营里,利用岗位之便掐断了“报喜”链条,为百余同志赢来了生机。之后上海组织虽遭损失,却得以保存火种继续战斗。
岁月流转,再看1955年的授衔仪式,灯光映照着那些从枪林弹雨里闯出的人。站在台前的陈赓与坐在贵宾席的李克农,都未提及过往生死,而那张十字交错的秘密交通网,却早已化作新中国安全体系的雏形。历史并非偶然的礼物,每一次及时的警报、每一次惊险的撤离,都是后来和平生活的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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