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A4纸静静地躺在我办公桌的正中央。
纸面微微反光，顶端“干部晋升审批表”几个宋体字格外刺眼。照片栏里，一张中年发福的脸庞正对着我，嘴角挂着体制内人惯有的、分寸恰好的微笑。
贾景浩。
我的手指悬在表格上方，没有落下。
推荐理由一栏，有人用蓝色钢笔补充了一行小字：“其岳父陈永寿同志系本地老会计，群众基础较好。”
窗外的梧桐叶子被风吹得哗哗作响。
三十年了。
那个名字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突然插进记忆的锁孔，狠狠一拧——所有我以为早已封存的画面、声音、气味，全都轰然涌出。
夏夜黏稠的空气。
昏黄路灯下她哭肿的眼睛。
还有那个男人斩钉截铁的声音：“滚！我女儿就是嫁给要饭的，也不会跟你这个穷小子！”
我闭上眼，深吸一口气。
再睁开时，目光落在审核意见栏那片空白上。
笔筒里那支黑色签字笔，笔尖还残留着上次批文件时留下的墨迹。
01
那年夏天特别热。
镇上的石板路被晒得发烫，踩上去能感到热气透过塑料凉鞋底往上冒。我在沈晨曦家对面的槐树下等了整整一下午。
树荫挪了位置，我就跟着挪。
汗把白背心湿透，紧紧贴在背上。
傍晚时分，她家那扇漆成暗红色的木门终于开了条缝。沈晨曦探出半个身子，左右张望，看见我时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暗下去。
她快步走过来，脚步很轻。
“你快走吧。”她把一个折成小方块的纸条塞进我手里，“我爸发现了。”
纸条被她的汗水浸得有些软。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院门里就传来她父亲陈永寿粗粝的嗓音：“晨曦！跟谁说话呢？”
沈晨曦浑身一颤，推了我一把。
我退到树后，看着她低着头跑回院里。木门关上时发出沉闷的响声。
天色暗下来，我才敢展开那张纸条。
铅笔写的字被泪水晕开了几处，勉强能辨认：“晚上九点，老地方。我有话跟你说。”
老地方是镇子西头废弃的砖窑。
我攥着纸条往家走，手心全是汗。
到家时天已经黑透了。三间瓦房，墙皮剥落得厉害。屋里点着煤油灯，母亲在灶台边热剩饭，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
“又去找沈家丫头了？”父亲没抬头，烟头的红点在黑暗里明灭。
我没吭声。
“趁早死了这条心。”他把烟蒂扔在地上，用鞋底碾了碾，“陈永寿是什么人？镇公所的会计，吃公家饭的。咱们家呢？”
母亲端着碗过来，轻轻碰了碰父亲的胳膊。
父亲站起来，背对着我：“下个月，跟我去县里建筑队干活。攒点钱，过两年托人说个实在姑娘。”
煤油灯的光晃动了几下。
我盯着墙上自己的影子，很长，很瘦，歪歪扭扭地贴在土坯墙上。
九点差一刻，我溜出家门。
砖窑在镇子最西边，周围长满了荒草。月光很淡，照得那些残破的砖垛像蹲伏的怪兽。
沈晨曦已经在那里了。
她穿着碎花衬衫，靠在半截砖墙上，听见脚步声猛地转过身。月光下，她的脸苍白得像纸。
“我爸给我定亲了。”她开口第一句就是这个。
我愣在原地。
“贾科长的儿子，贾景浩。”她说得很快，像是怕一停下来就说不下去了，“在县化肥厂上班，下个月就要……就要过礼了。”
夜风穿过砖窑的空洞，发出呜呜的声响。
“你答应了？”我的声音干涩得不像自己的。
沈晨曦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她摇头，拼命摇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走过去想拉她的手。
她躲开了，往后退了一步，背抵在砖墙上。“我爸说，如果我不同意，他就去你家闹。”她用手背抹了把脸，“说你……说你骚扰我，让你家在镇上待不下去。”
荒草里有虫子在叫，一声接一声。
“我们跑吧。”我说。
这句话在我脑子里盘旋了无数遍，说出来时却轻飘飘的，一点分量都没有。
沈晨曦看着我，眼睛在黑暗里闪着水光。她张了张嘴，最后还是摇头。
“我能跑到哪儿去？”她的声音很轻，“我妈身体不好，药不能断。我弟还在上学……”
她没再说下去。
但我们都知道后面的话是什么——我家更跑不了。三间破瓦房，两亩薄田，生病的奶奶，还有欠着的外债。
月亮从云层后面露出半张脸。
沈晨曦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塞进我手里。“这是我攒的，十八块六毛。”她的手指冰凉，“你……你去外面吧。县城，或者省城，找个活路。”
布包上绣着一朵小小的梅花，针脚歪歪扭扭的。
“我不……”
“拿着！”她突然提高声音，然后又压下去，带着哭腔，“算我求你了，拿着钱，走得远远的。别回来了。”
砖窑深处有夜鸟扑棱翅膀的声音。
远处传来狗叫，一声，两声，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
沈晨曦侧耳听了听，脸色变了。“我得回去了。”她说着，最后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里有太多东西——不舍，绝望，哀求，还有某种下定决心的决绝。
她转身往镇子方向跑，碎花衬衫在月光下一闪一闪的，很快就消失在荒草丛里。
我站在原地，握着小布包，布料上还残留着她的体温。
风大了起来。
02
调回市里的第二周，我还在熟悉环境。
办公室在三楼，朝南，窗户正对着机关大院里的几棵老松树。早晨阳光照进来，把深红色的办公桌面晒得发烫。
人事档案堆了半尺高。
我一份份翻看，努力把名字和脸对上号。韩涛敲门进来时，我正捏着眉心缓解疲劳。
“萧局，这几份文件需要您签个字。”他把文件夹放在桌上，动作很轻。
小伙子三十出头，做事干练，是我从原单位带过来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我接过文件，快速浏览着。
签完字递还给他时，随口问了句：“下面乡镇的情况，你摸得怎么样了？”
“正在梳理。”韩涛接过文件，“上周去了两个镇，这周安排了三个。对了，青石镇那边——”
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用词。
“怎么了？”
“青石镇的副镇长贾景浩，想约时间向您汇报工作。”韩涛说，“我跟他说您刚来，日程紧，但他托了两次话。”
这个名字像一根细针，轻轻扎了一下我的神经。
“知道了。”我低头整理桌上的文件，“先放放吧，等调研安排出来再说。”
韩涛点头，退了出去。
门关上的声音很轻。
我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玻璃窗。初秋的风带着凉意吹进来，楼下大院里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在走动，低声交谈着什么。
青石镇。
那是我出生的地方。虽然镇子这些年扩建了不少，但老街的模样大概还在。供销社门口那棵老槐树，不知道被砍了没有。
下午有个短会。
散会后我独自下楼，没让司机送，说想走走。办公楼是老建筑，走廊两侧贴满了各种通知和宣传栏，白炽灯有些昏暗。
走到一楼大厅时，我看见韩涛站在门口，正在和两个人说话。
一个背影佝偻的老人，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双手拘谨地交握在身前。另一个是中年男人，微微发福，侧脸对着我，正频频点头。
我的脚步慢了下来。
老人转过身来，脸上堆着小心翼翼的、近乎讨好的笑容。他比三十年前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但那双眼睛——那双曾经用嫌恶和鄙夷看我的眼睛——我还是认出来了。
陈永寿。
他正对韩涛说着什么，语速很快，手势幅度很小。韩涛耐心听着，偶尔点点头。
中年男人这时也转过脸来。
照片上看不太出来，真人确实发福得厉害，肚子微微凸起，脸颊的肉有些下垂。
但他笑起来时眼角堆起的皱纹，还有那个点头的姿态，都让我想起当年在镇公所门口见过的那个年轻人。
那时他穿着崭新的的确良衬衫，推着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车铃铛擦得锃亮。
陈永寿站在他旁边，拍着他的肩膀，声音大得半条街都能听见：“景浩啊，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我父亲当时拉着我快步走过，头埋得很低。
“萧局？”
韩涛看见了我，喊了一声。
陈永寿和贾景浩同时转过头来。
那一瞬间，时间仿佛凝固了。陈永寿脸上的笑容僵住，眼睛睁大，浑浊的眼球里闪过难以置信的神色。他的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
贾景浩显然不认识我，但看见陈永寿的反应，也察觉到了异样。他看看我，又看看岳父，表情困惑。
“这位是我们新来的萧局长。”韩涛介绍道。
贾景浩立刻上前一步，伸出双手：“萧局长您好！我是青石镇的贾景浩，一直想去拜访您……”
他的手悬在半空。
我没有立刻去握，目光越过他，落在陈永寿脸上。老人此刻已经低下头，盯着自己的鞋尖，双手不安地搓动着。
“贾副镇长。”我最终伸出手，和他短暂地握了握，“听韩涛提过你。”
手掌接触的时间不超过两秒。
贾景浩的手心有些湿。
“是是是，工作做得还不够……”他话说得很快，“萧局长哪天有空去我们镇指导工作，我们全镇上下都翘首以盼。”
陈永寿始终没抬头。
大厅里的光线有些暗，他站在阴影里，整个人缩成一团，和记忆中那个腰板挺直、声音洪亮的会计判若两人。
“会有安排的。”我说完，对韩涛点点头，“我先走了。”
转身离开时，我能感觉到背后的目光。
一直走到大院门口，我才放缓脚步。秋风吹过，路边的梧桐叶子哗啦啦响成一片。
门卫室的老师傅探出头：“萧局长，车不在吗？”
“走走路。”我说。
沿着人行道慢慢走，转过两个街口，不知不觉走到了老城区。这里的建筑还保留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格，墙面上爬着枯黄的爬山虎。
一个小卖部门口，几个老人在下象棋。
我站在路边看了会儿，听见他们用熟悉的乡音争吵：“你这步臭棋！”
“你懂个屁！”
其中一个老人抬起头，和我对视了一眼。
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然后若无其事地移开，继续盯着棋盘。
但我知道他认出来了。
三十年前，就是这个老人，在镇公所门口的人群里，看着我父亲拉着我狼狈离开，然后摇摇头，对旁边的人说：“老陈家那丫头，本来跟萧家小子挺好，可惜了。”
可惜了。
我转身往回走。
天色暗了下来，街灯一盏盏亮起，把我的影子拉长又缩短。
03
周末我在办公室加班。
韩涛送来的调研方案摊在桌上，几个备选乡镇的名字列在上面。
青石镇排在第三个，后面跟着简短的备注：“传统农业镇，近年尝试发展特色种植，但成效一般。负责人贾景浩，任职六年，群众评价尚可。”
“尚可”这个词很微妙。
我拿起红笔，在青石镇下面划了道横线。
周一上午的班子会上，调研安排正式确定。我主动提出要去南边几个乡镇，名单里自然包括了青石镇。
“萧局亲自去也好。”分管农业的副局长说，“那几个镇确实需要多关注。”
散会后，韩涛跟我回办公室。
“青石镇那边，需要提前通知吗？”他问。
“不用。”我翻开另一份文件，“到了再看实际情况。”
韩涛点头记下，犹豫了一下，又说：“贾景浩昨天又给我打电话，问您喜欢喝什么茶，他好准备。”
我抬起头。
韩涛的表情很自然，显然不知道其中的过往。在他眼里，这只是一个基层干部想要讨好新领导的寻常举动。
“告诉他，白开水就行。”
“好的。”
韩涛离开后，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出昨天在大厅见到的那一幕——陈永寿佝偻的背影，贾景浩堆笑的脸，还有那双湿漉漉的手。
电话响了。
是省里一个老领导，问我适应得怎么样。寒暄几句后，话题转到工作上。
“你们市下面有几个镇，历史遗留问题不少。”老领导说，“处理的时候要慎重，特别是人事问题。有些干部在基层待久了，虽然能力一般，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我应着，心里明白这话有所指。
挂了电话，我走到窗前。
大院里那几棵松树在风里轻轻晃动，树梢已经泛出深秋特有的暗绿色。几个年轻干部抱着文件匆匆走过，步履轻快。
我想起三十年前离开镇子那天的情景。
凌晨四点，天还没亮。我背着用化肥袋改装的行李包，里面塞着几件换洗衣服和那个绣着梅花的小布包。母亲偷偷塞给我两个煮鸡蛋，眼睛红红的。
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没说话。
我走到村口时回头看了一眼，三间瓦房在晨雾里只剩下模糊的轮廓。那只老黄狗跟了我一段，被我赶回去了。
镇上的班车一天只有两趟。
我在车站等了三个小时，期间看见沈晨曦家的方向有炊烟升起。她应该已经起床了，或许正在梳洗，准备去镇公所上班——陈永寿给她安排了个临时工的位置。
班车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
车子发动时，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生活了二十年的镇子。供销社，卫生院，镇公所的二层小楼，还有砖窑所在的那片荒地。
一切都迅速向后倒退，变小，最后消失在尘土里。
后来我去了省城。
在建筑工地搬过砖，在餐馆洗过碗，睡过桥洞，也挤过十个人一间的工棚。十八块六毛钱很快就用完了，小布包我一直留着，藏在贴身的口袋里。
第三年，我抓住一个机会，进了家小工厂当学徒。
再后来，参加招考，进了体制，从最基层做起。一步一步，调动，升迁，结婚，生子，离婚，再调任。
三十年就这么过去了。
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
“进。”
韩涛拿着一个文件夹进来：“萧局，这几份是急件，需要今天处理完。”
我回到办公桌前。
最上面那份是某个项目的审批材料，申报单位一栏写着“青石镇人民政府”，负责人签字处是“贾景浩”三个字，字迹工整，一笔一画都很用力。
我翻到最后一页，在审批意见栏签下自己的名字。
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声响。
04
干部晋升推荐表是周三上午送到的。
人事科长亲自送来，厚厚一沓，按程序需要我初审。“这批主要是乡镇和街道的副职转正，或者平级调整。”他把表格放在我桌上，“您先过目，有问题我再来取。”
我点点头，等人走了才翻开。
第一份就是贾景浩的。
表格打印得很规范，照片应该是近期拍的——比我在大厅见到时更正式些，头发梳得整齐，西装领带，笑容标准。只是眼袋有些重，粉底也遮不住。
姓名：贾景浩。
出生年月：196X年X月。
工作单位：青石镇人民政府。
现任职务：副镇长。
拟任职务：镇长。
推荐理由一栏打印的内容很常规：政治素质较好，业务能力较强，群众基础扎实……但在最下面，有人用蓝色钢笔补充了一行小字。
字迹清秀，应该是人事科哪个小姑娘写的。
“其岳父陈永寿同志系本地老会计，退休后仍关心镇里发展，群众口碑较好。家庭背景可视为加分项。”
我盯着那行小字看了很久。
钢笔的墨色有些淡，像是写字的人犹豫着该不该写，最终还是写了，但没敢用力。
窗外的光线渐渐移动，照在表格上，把照片里贾景浩的脸映得发亮。
我放下表格，走到文件柜前，打开最下面的抽屉。里面有个铁皮盒子，生了些锈，边缘的漆已经剥落。
打开盒子，最上面是一本旧相册。
翻到中间页，照片已经泛黄。两个年轻人站在砖窑前，女孩扎着麻花辫，男孩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两人都没看镜头，而是侧着脸，看着彼此笑。
照片背面有一行铅笔字，娟秀的字体：“198X年夏，和澹。”
“澹”字被水渍晕开了一点。
下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写得很匆忙：“等我。”
等我。
可我没等来她，她也没等来我。
铁皮盒子里还有其他东西：一本边角卷起的《平凡的世界》，扉页上有她写的名字；一支用了一半的铅笔；还有那个小布包，梅花已经褪色，针脚依旧歪歪扭扭。
我把布包拿出来，握在手里。
布料已经脆了，稍一用力就会碎掉似的。十八块六毛钱早就花了，但布包本身我一直留着，像是留着某种凭证，证明那些日子真实存在过。
我合上铁皮盒，放回抽屉，锁好。
接起电话，是秘书科通知下午的会议改时间了。我应了声，挂断后回到办公桌前。
贾景浩的表格还摊在那里。
我拿起红笔，在“拟任职务”旁边点了一下，留下一个小小的红点。然后翻到第二份表格，开始往下看。
这一批共有十七个人。
我一份份看过去，有的履历光鲜，有的平平无奇。有个女干部四十五岁了还在副科岗位上，推荐意见里写着“任劳任怨，但因家庭原因多次拒绝调动”。
家庭原因。
我用笔在那四个字下面划了道线。
全部看完已经中午了。我把表格整理好，摞整齐，贾景浩的那份夹在中间，不显眼的位置。
食堂里人不多。
我打了份简单的饭菜，找了个角落坐下。刚吃几口，就听见邻桌几个年轻人在议论。
“听说这批提拔的有青石镇那个贾副镇长？”
“好像是，他岳父以前是镇里的老会计，人脉广。”
“光有人脉有什么用，得有能力才行。青石镇这些年发展也就那样。”
“话不能这么说，基层工作不好做……”
他们看见我，声音低了下去，埋头吃饭。
我慢慢咀嚼着嘴里的饭菜，味同嚼蜡。
下午的会议是关于招商引资的，开了两个多小时。散会时天色已暗，我回到办公室，没有开灯，就坐在黑暗里。
窗外城市的灯光一盏盏亮起。
远处商业区的霓虹灯变幻着颜色，把半边天空映成暗红色。这座我出生的城市，如今已经陌生得让我认不出来了。
老街拆了，砖窑早就推平建了厂房。
供销社变成了超市，镇公所的小楼翻新成办公楼。老槐树倒是还在，但周围全是水泥地，树根被圈在一个小小的花坛里。
一切都变了。
可有些东西似乎又没变。
比如那张晋升表格，比如陈永寿佝偻的背影，比如贾景浩湿漉漉的手掌心。
手机震动了一下。
是女儿发来的微信：“爸，这周末回家吗？我包饺子。”
我回了句：“看情况。”
锁屏，把手机放回口袋。黑暗中，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缓慢，平稳，刻意控制着的平稳。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有人在下楼，哼着不成调的歌。
我站起来，打开灯。突如其来的光亮刺得眼睛发疼。我眯着眼，走到办公桌前，再次翻开那沓表格。
贾景浩的照片在灯光下显得有些模糊。
我拿起笔，在审核意见栏停顿。
笔尖悬在纸面上一厘米的地方，墨迹随时可能落下。
05
记忆有时候像一潭死水。
你以为它早就干了，结了厚厚的痂，把底下那些东西封得严严实实。可某天不知谁往里面扔了块石头，涟漪荡开，底下的淤泥全都翻涌上来。
带着腐烂的气味。
那天在镇公所门口，陈永寿的声音大得整条街都能听见。
我父亲拉着我的手，想快点走过去。但陈永寿看见了我们，故意提高了音量。
“有些人啊，就是认不清自己几斤几两。”他对着围观的人说，眼睛却斜睨着我们，“家里锅底都黑得照不见人影了，还想着攀高枝。”
有人发出低低的笑声。
父亲的手猛地收紧，攥得我手骨生疼。但他没停步，头埋得更低，几乎是拖着我往前走。
陈永寿还在后面说：“我女儿是什么人？镇公所的职工！以后要嫁也是嫁吃公家饭的。有些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趁早死了这条心！”
阳光很烈，晒得石板路发烫。
我回头看了一眼。
陈永寿站在镇公所门前的台阶上，背着手，腰板挺得笔直。他身边站着贾景浩，穿着崭新的白衬衫，自行车靠在旁边，车铃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贾景浩也看见了我。
他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一瞬，然后移开，脸上没什么表情，既没有得意，也没有轻蔑，就像看见一个无关紧要的路人。
那种漠然比嘲笑更伤人。
父亲把我拉回家，关上门，然后蹲在门槛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母亲在屋里小声啜泣，压抑着声音，怕被邻居听见。
烟味弥漫了整个院子。
黄昏时分，父亲终于站起来，腿麻了，踉跄了一下。他走到我面前，看了我很久，然后抬手——
我以为他要打我。
但他只是把手放在我肩膀上，很重地按了按。“忘了吧。”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咱们这样的人家，攀不上。”
那天晚上我没吃饭。
躺在硬板床上，睁着眼睛看屋顶的房梁。月光从瓦缝漏进来，在泥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老鼠在墙角窸窸窣窣地跑过。
第二天我就病倒了。
高烧，说胡话，把母亲吓坏了。赤脚医生来看过，开了几副药，说没什么大事，就是急火攻心。
我在床上躺了三天。
第四天能下床时，听说沈晨曦和贾景浩正式定亲了。过礼的队伍从镇东头走到西头，鞭炮放了足足一刻钟，碎红纸撒了一路。
我没去看。
收拾了简单的行李，把那个绣着梅花的小布包藏在最里面。母亲偷偷塞给我的两个煮鸡蛋，我一直没舍得吃，后来在长途车上揣得太久，都臭了。
三十年。
父亲在我进城的第五年去世了。肺病，常年抽烟加上在建筑队吸的粉尘。临终前他拉着我的手，说：“别恨了，恨人累。”
我说我不恨。
他说你撒谎。
母亲多活了十年，走得很平静。葬礼上来了不少人，有些我都不认识。他们说母亲人好，年轻时帮过邻里不少忙。
陈永寿没来。
但他托人送了个花圈，落款是“老同事陈永寿敬挽”。我把花圈放在最边上，仪式结束后和其他花圈一起烧了。
火很旺，纸花很快卷曲，变黑，化成灰烬。
韩涛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我抬起头，发现自己还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捏着那支红笔，笔尖已经干涸了。
“您没事吧？”韩涛关切地问，“脸色不太好。”
“没事。”我放下笔，“会议纪要整理好了？”
“好了，请您过目。”他把文件夹放在桌上，却没有立刻离开，“另外，青石镇那边又联系了，问您具体哪天去，他们好准备汇报材料。”
“告诉他们，不用特意准备。”我说，“我想看真实情况。”
韩涛点点头，退了出去。
门关上后，我靠在椅背上，深深吸了口气。空调出风口发出轻微的嗡鸣，桌上的台灯亮着温暖的光。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红木办公桌，真皮座椅，墙上的城市发展规划图，书架里整齐的文件盒。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手里握着实实在在的权力。
包括那张晋升表格的生杀大权。
我拉开抽屉，拿出铁皮盒子，打开。泛黄的照片还在，两个年轻人笑得那么无忧无虑，好像全世界的苦难都与他们无关。
她等了吗？
也许等过，在刚结婚那几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但日子总要过下去，孩子出生了，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一年又一年。
等我终于有能力回来时，已经太迟了。
不是回不来，是回不去了。
我把照片放回去，锁上抽屉。钥匙转动时发出清脆的“咔嗒”声，像是某种终结。
窗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
我收拾好东西，关灯，锁门。走廊里静悄悄的，只有我的脚步声在回荡。下楼时遇见加班的年轻人，他们恭敬地打招呼：“萧局下班了。”
“嗯，你们也早点休息。”
走出办公楼，夜风很凉。司机已经把车开到门口，看见我出来，下车打开后门。
“回家吗，萧局？”
“先不急，去江边转转。”
车子平稳地驶出大院，汇入夜晚的车流。江边的路灯连成一条光带，对岸的霓虹灯倒映在水里，碎成一片片晃动的光斑。
我在堤岸上走了一段。
江水缓慢流淌，发出细微的声响。有夜钓的人坐在小板凳上，鱼竿伸向黑暗的水面，浮标上的荧光在夜里一闪一闪。
手机又震动了。
这次是韩涛：“萧局，刚接到通知，省里后天有个临时调研，原定的青石镇之行可能需要推迟。”
我回了句：“知道了。”
收起手机，继续往前走。
远处有货轮驶过，汽笛声悠长沉闷，在江面上传得很远。风吹起我的衣角，带来江水特有的腥味。
三十年前，我也在江边站过。
那时候刚进城，身上只剩下最后几毛钱。我在江边坐了一整夜，看着对岸的灯火，想着要不要跳下去。
最终没有。
因为想起那个小布包，想起她说“算我求你了，拿着钱，走得远远的”。
她求我活下去。
那我就活下去，活出个人样来。
现在我做到了。
可然后呢？
我转过身，往回走。影子在路灯下缩短又拉长，像一个沉默的伴侣，陪着我走过这三十年漫长的夜路。
06
省里的调研持续了三天。
结束后我让韩涛把青石镇的所有材料都送过来，包括贾景浩近五年的工作详报、年度考核、重点项目进展，还有群众信访记录。
韩涛有些意外，但没多问。
材料送来时装了满满两个档案盒。我花了一整天时间，一份份仔细看。
出乎意料，贾景浩的工作记录比我想象的要扎实。
青石镇是个传统农业镇，没什么资源优势，招商引资困难。但在他分管农业的六年里，镇里尝试了三个特色种植项目——两个失败了，一个勉强维持。
失败项目的总结报告写得很详细。
什么原因，哪些环节出了问题，农户损失多少，镇里如何补救。没有推卸责任，也没有夸大成绩，就是平铺直叙地陈述事实。
其中一个项目涉及二十多户农民，投入了积蓄，结果因为技术不成熟全赔了。有农户到镇里闹过，贾景浩自己掏腰包垫了一部分补偿款，数额不大，但态度是有的。
材料里夹着一封手写信。
字迹稚嫩，应该是个孩子写的：“贾叔叔，谢谢您帮我联系康复学校的老师。我现在能慢慢走路了。妈妈说您是好人。”
信纸是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缘参差不齐。
我翻到背面，有办公室人员的备注：“该户为残疾儿童家庭，贾副镇长协调县残联解决康复训练问题，未动用镇里经费。”
继续往下看。
信访记录显示，贾景浩任期内青石镇的群众上访量逐年下降。特别是土地纠纷这类农村常见矛盾，处理满意度达到八成以上。
有个案例很典型。
两户邻居因为宅基地边界闹了十几年，打过架，报过警，村里镇里调解无数次都没用。
贾景浩接手后，前后跑了七趟，最后想出个折中方案——两家各让一步，空出来的地方修成公共晾晒场，谁都能用。
方案通过了。
现在那块晾晒场成了村里的公共空间，农忙时晒粮食，平时老人孩子在那儿活动。
考核评价一栏，历年都是“称职”。
没有“优秀”，但也没有“基本称职”或“不称职”。评语大同小异：“工作认真负责，但创新意识不足，开拓精神有待加强。”
我看完所有材料，合上档案盒。
窗外天色渐晚，办公室没有开灯，只有电脑屏幕的微光映在脸上。
韩涛敲门进来送文件时，吓了一跳。“萧局，您怎么不开灯？”
“没事。”我接过文件，“这些材料你看过吗？”
“大致浏览过。”韩涛说，“贾景浩这人，怎么说呢……不是那种能做出亮眼成绩的干部，但做事踏实，肯下笨功夫。基层有些矛盾，就需要这种有耐心的人去磨。”
“笨功夫。”我重复这个词。
“是的。”韩涛点头，“现在很多干部追求短平快，喜欢搞面子工程。但像土地纠纷、邻里矛盾这些事，急不得，只能慢慢调解。”
我沉默了一会儿。
“你觉得他适合当镇长吗？”
韩涛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直接地问，犹豫了一下：“从资历和能力看，够格。但青石镇现在需要突破，他可能……魄力不够。”
“嗯。”
“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韩涛补充道，“最终还得领导定。”
他离开后，我打开台灯。
暖黄色的光线照亮办公桌一角。我拉开抽屉，拿出贾景浩的晋升表格，再次摊开。
照片里的人还是那样微笑着，眼神里有种小心翼翼的、生怕出错的神情。
我想起三十年前那个推着自行车的年轻人。
那时候他眼里有光吗？也许有，也许没有。时间太久，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他站在陈永寿身边，接受着众人的恭维，表情很平静。
像是理所当然。
也许对他来说，这一切就是理所当然的。好的家庭，好的工作，娶镇里最漂亮的姑娘。人生顺理成章，按部就班。
而我呢？
我要拼尽全力，才能勉强够到他的起点。
不公吗？
也许。但这就是现实。有些人出生就在罗马，有些人一辈子都在去罗马的路上，还有更多人，连路都找不到。
我把表格放到一边，打开电脑。
搜索栏里输入“青石镇贾景浩”，跳出几条新闻。大多是镇里的日常工作报道，植树节活动，防汛检查，慰问困难群众。
照片上的贾景浩总是站在侧位，把中间位置让给更年长的领导或者群众代表。他的笑容很标准，双手交握在身前，微微躬身。
翻到最后一页，有条三年前的旧闻。
青石镇遭遇罕见暴雨，部分村庄被淹。贾景浩带队转移群众，在齐腰深的水里泡了两天两夜。照片拍得很模糊，能看见他背着一个老人，裤腿卷到膝盖以上，满脸泥水。
配文很简单：“党员干部冲锋在前。”
没有更多渲染。
我关掉网页，靠在椅背上。
手机响了，是女儿。“爸，您这周末到底回不回来？饺子馅我都调好了。”
“回。”我说，“明天晚上到。”
“那行，我多包点，放冰箱冻着，您下次回来还能吃。”
挂了电话，我看看桌上的表格，又看看窗外。
城市的夜景很美，万家灯火，每一盏灯背后都有一个家，一段故事，一些悲欢离合。
我的故事是什么？
一个穷小子逆袭的成功学案例？还是三十年恩怨未了的狗血剧？
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
我只是突然觉得很累。
不是身体上的累，是那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像是走了太远的路，远到已经忘了为什么要出发。
桌上的台灯发出轻微的电流声。
我伸手关掉它，让黑暗重新笼罩办公室。在黑暗里坐了很久，直到眼睛适应了，能看见窗外远处闪烁的霓虹灯光。
然后我站起来，拿起外套，锁门离开。
走廊的声控灯随着脚步声一盏盏亮起，又一盏盏熄灭。
像人生。
07
去青石镇那天是个阴天。
云层压得很低，空气潮湿闷热，像是要下雨又下不出来的样子。车子开出市区，沿着省道往南走，两旁的农田已经开始泛黄，快到收割季节了。
韩涛坐在副驾驶，时不时介绍沿途的情况。
“这边几个镇以水稻为主，青石镇山地多，适合种茶，但规模一直上不去……”
我听着，目光望向窗外。
越往南走，景色越熟悉。虽然路修宽了，房子盖高了，但山峦的轮廓还在，河流的走向没变。某个路口转弯时，我甚至看见了记忆中的那座石拱桥。
桥还在，只是加了护栏，桥面铺了水泥。
“萧局以前来过这边？”韩涛注意到我的神情。
“很多年前。”我说。
车子驶进青石镇时，雨终于落下来了。细密的雨丝打在车窗上，很快连成一片，模糊了外面的景象。
镇政府是栋三层小楼，外墙贴着白色瓷砖，有些已经脱落。院子里停着几辆车，都是些旧款国产车。
贾景浩带着几个人在门口等候。
他撑着一把黑伞，快步走过来，替我拉开车门。“萧局长，欢迎欢迎！路上辛苦了吧？”
雨声很大，他不得不提高音量。
我和他握了手，这次他的手是干的，但有些凉。“贾副镇长。”
“您这边请，小心台阶。”
会议室在二楼，不大，能坐二十个人左右。长条桌铺着墨绿色桌布，上面摆着矿泉水、笔记本和笔。墙上挂着镇里的发展规划图，用不同颜色的图钉标记着项目位置。
落座后，贾景浩开始汇报。
他准备得很充分，数据翔实，逻辑清晰。从经济指标到民生项目，从困难问题到下一步打算，讲得很流畅。
但我没怎么听进去。
我的目光数次掠过窗外。雨还在下，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被雨水冲刷得油亮——就是那棵树，三十年前我站在它下面，等沈晨曦从家里偷偷溜出来。
当时也是夏天，也有过这样一场雨。
我被淋得浑身湿透，却不肯离开，怕错过了她出来的那一刻。后来她真的出来了，撑着把破油纸伞，看见我就红了眼眶。
“你傻啊，不会躲雨吗？”
她把伞往我这边倾，自己的半边肩膀很快湿透了。我们挤在那把小小的伞下，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单独见面。
三天后，她就和贾景浩定亲了。
“萧局长？”
贾景浩的声音把我拉回来。他停下来，有些不安地看着我：“我是不是……讲得太啰嗦了？”
“没有。”我端起水杯喝了一口，“继续。”
他松了口气，接着往下讲。
汇报持续了一个小时。结束后，我提了几个问题，都是材料里提到的薄弱环节。贾景浩回答得有些紧张，但还算到位。
“去村里看看吧。”我说。
“现在？”贾景浩看看窗外，“雨还挺大的……”
“没关系。”
我们上了车，往最近的村子去。水泥路只通到村口，里面是狭窄的碎石路，坑坑洼洼，车子颠簸得厉害。
村里大多是老房子，有些翻新过，贴了瓷砖，但更多的是裸露的红砖墙。雨水在路面上汇成细流，浑浊地流向低处。
贾景浩指着远处一片坡地：“那就是我们尝试的茶园，品种没选对，产量一直上不去。”
“专家来看过吗？”
“来看过，说要换种，但成本太高，农户不愿意冒险。”
我们下了车，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坡上走。雨小了，变成蒙蒙细雨，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青草的气味。
爬到半坡，能看见整个村子的全貌。
屋顶黑瓦，炊烟袅袅，几只土狗在巷子里穿梭。有老人坐在屋檐下摘菜，看见我们，眯着眼看了一会儿，又低下头继续干活。
“那个方向，”贾景浩指指西边，“以前有个砖窑，早就拆了，现在建了个小加工厂，解决了一部分就业。”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
只能看见一片厂房灰色的屋顶，和记忆中那个荒草丛生的砖窑完全对不上号了。
“萧局长对这里很熟？”贾景浩试探地问。
“很久以前来过一次。”
他没再追问，转而介绍起村里的情况。这家儿子在外打工，那家老人生病，还有几户是低保户，靠种点菜和领救济金过活。
“最难的还是因病致贫。”他说，“新农合能报销一部分，但大病还是扛不住。去年有个孩子得白血病，家里把房子都卖了，还是没救回来。”
他说得很平静，但眼神里有种无力感。
雨完全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阳光斜射下来，照在湿漉漉的茶树上，叶子上的水珠闪闪发亮。
我们往回走。
快到村口时，遇见一个中年妇女，拎着菜篮子，看见贾景浩就笑：“贾镇长又来啦？”
“来看看。李婶，你腿好点没？”
“好多了好多了，多亏你上次帮忙联系医院。”
简单寒暄几句，我们继续往前走。贾景浩小声说：“她丈夫去世得早，儿子在外地，一个人生活。前阵子腿摔骨折了，我让村干部多关照。”
回到镇里已经中午了。
食堂准备了便饭，四菜一汤，很朴素。吃饭时贾景浩话不多，偶尔给我夹菜，动作很拘谨。
饭后我提出单独走走。
“我陪您……”
“不用，就在附近转转。”
我走出镇政府，沿着老街慢慢走。雨后的石板路被冲洗得很干净，缝隙里长出青苔。两旁的店铺大多关着门，只有一家杂货店还开着，店主是个老太太，坐在门口打瞌睡。
走到老街尽头，向右拐，再走一百米。
沈晨曦家原来就在这里。
但现在那栋房子已经不在了，原地建起一栋三层小楼，外墙贴着米色瓷砖，铝合金窗户，防盗网很密。院子里停着一辆电动车，晾衣绳上挂着几件衣服。
我站在对面看了很久。
有个中年女人从屋里出来收衣服，看见我，警惕地打量了几眼。我转身离开，脚步有些匆忙。
回到镇政府，韩涛已经在车里等着了。
“萧局，接下来去下一个镇？”
车子发动，缓缓驶出院子。我从后视镜里看见贾景浩站在门口挥手，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拐角处。
雨又开始下了。
08
回到市里的第三天，韩涛敲门进来，表情有些为难。
“萧局，陈永寿老先生想见您。”
我抬起头：“谁？”
“就是贾景浩的岳父，上次在楼下大厅遇见的那位。”韩涛说，“他托人递话，说想拜访老领导，汇报一下镇里的情况。”
“汇报情况找贾景浩就行。”我低头继续看文件。
“我也是这么说的。”韩涛顿了顿，“但他很坚持，说有些历史情况只有他清楚，对镇里的发展规划有帮助。”
我放下笔。
办公室里很安静，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的细微声响。窗外的梧桐叶子在风里晃动，投下摇曳的影子。
“他人在哪儿？”
“就在楼下，传达室等着。”韩涛说，“门卫打过两次电话上来请示，我说您不在。但他不肯走，已经等了两个小时。”
我看了眼时间，下午三点二十。
“让他上来吧。”
韩涛有些意外，但很快点头：“好的。”
他出去后，我站起来走到窗前。楼下的传达室门口，确实有个瘦小的身影坐在长椅上，背驼得很厉害，双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像一尊石像。
五分钟后，敲门声响起。
“请进。”
门被轻轻推开，韩涛领着陈永寿进来。老人今天穿了件深蓝色中山装，洗得很干净，但领口和袖口已经磨得发白。手里拎着个黑色人造革提包，边缘开裂，用线粗糙地缝过。
“萧局长，陈老来了。”
韩涛说完，看了我一眼，见我点头，便退出去，带上了门。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陈永寿站在门口，不敢往前走。他低着头，双手紧紧攥着提包的带子，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阳光从侧面照进来，能看见他花白的头发稀疏得盖不住头皮。
“坐。”我说。
他这才慢慢挪到沙发前，没有坐实，只坐了半边，腰挺得很直，像是随时准备站起来。提包放在腿边，手还是紧紧攥着。
“喝水吗？”
“不、不用。”他的声音很哑，说话时不敢看我，“萧局长，打扰您工作了。”
我没说话，等他继续。
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我……我是青石镇的老会计，陈永寿。贾景浩是我女婿。”
“我知道。”
这三个字让他浑身一颤。他抬起头，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萧局长，我这次来，是想……想说说景浩的事。”
“他的工作表现，组织上会考察。”
“是是是，组织考察。”他重复着这个词，像是在给自己壮胆，“景浩这个人，能力有限，但做事认真，从来不贪不占。镇里谁家有点困难，他都愿意帮忙。”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他。
三十年了。当年那个腰板挺直、声音洪亮、当着半条街的人羞辱我父亲的会计，如今缩在沙发里，背驼得像只煮熟的虾，说话时声音发颤。
时间真是最公平的东西。
“这些情况，材料里都有反映。”我说。
“是，是。”他连连点头，手伸向提包，摸索着拉开拉链，从里面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萧局长，我这里还有些材料，是关于镇里早年的一些规划……”
信封很旧，边角都磨毛了。
他没有把信封递过来，而是放在茶几上，用颤抖的手指推到我这边。“您……您看看，也许有用。”
我盯着那个信封，没动。
陈永寿的手停在半空，收回去也不是，不收回去也不是。他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在阳光下闪着微光。
“陈会计。”我开口。
他浑身一震。
“如果没别的事，你可以回去了。”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点头，慢慢站起来。由于起得太急，踉跄了一下，扶住沙发扶手才站稳。
“那……那我走了。”他深深鞠了一躬，转身往门口走。
脚步很慢，每一步都像是用尽了力气。
走到门口时，他停下，背对着我站了很久。我以为他会回头说点什么，但他没有。只是伸手握住门把手，轻轻转动，拉开门，走了出去。
门缓缓合上。
办公室里重新安静下来。我坐在椅子上，目光落在那个牛皮纸信封上。信封没有封口，能看见里面露出的一角——不是文件，是照片。
我走过去，拿起信封。
很轻。倒过来，几张照片滑落在茶几上。
第一张是黑白照，两个年轻人站在砖窑前。第二张也是，两人坐在河边，女孩的脚浸在水里，男孩侧脸看着她笑。第三张……
全是当年我和沈晨曦的照片。
照片边缘已经发黄，有的地方有折痕，有的被水渍晕开。但保存得还算完好，一张张按时间顺序排列。
最后一张背面有字。
不是当年的铅笔字，而是新的钢笔字，笔迹苍老颤抖：“对不起。”
只有这三个字。
我捏着照片，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抖。窗外的阳光斜射进来，照在照片上，把两个年轻人的笑容映得格外清晰。
那时我们多大？十八？十九？
笑得那么无所顾忌，以为只要相爱就能战胜一切。
多天真。
我把照片装回信封，放回茶几上。然后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拿起笔，却不知道要写什么。
脑子里很乱。
陈永寿为什么送这些照片来？道歉？求情？还是提醒我别忘了过去？
或许都是。
电话响了，是韩涛。“萧局，陈老走了。需要我把那些材料拿出去吗？”
“不用。”我说，“放那儿吧。”
挂了电话，我又看了眼那个信封。它静静地躺在茶几上，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像一个沉睡多年的秘密，突然被挖了出来。
我拿起内线电话：“韩涛，进来一下。”
他很快来了。
“你去查一下，陈永寿家现在的情况。”我说，“不要惊动任何人，了解清楚就行。”
韩涛脸上闪过一丝疑惑，但没多问：“好的，我马上去办。”
他离开后，我重新拿起那些照片。
一张张仔细看。照片里的沈晨曦总是笑着的，眼睛弯成月牙，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她喜欢在辫子上系红头绳，穿带碎花的衬衫，走路时脚步轻快得像在跳舞。
有一张照片里，她正往我嘴里塞野果子。
我皱着眉，她笑得前仰后合。背景是春天的田野，油菜花开得正盛，金黄一片。
那是什么时候拍的？四月？五月？
记不清了。
只记得那天很暖和，我们在田埂上走了很久，她采了一大把野花，编成花环戴在头上，说要做新娘子。
我说好啊，等我攒够钱就娶你。
她说要多少？
我说一百块吧，应该够了。
她笑得直不起腰，说一百块哪够啊，至少要两百。
后来我真的攒了两百块。
但她已经嫁人了。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那行“对不起”在眼前晃动。字写得很用力，钢笔尖划破了纸面，墨迹有些洇开。
对不起。
三十年后的对不起，还有什么用？
窗外传来汽车鸣笛声，尖锐刺耳。我走到窗前，看见楼下街道上车水马龙，行人匆匆，每个人都朝着自己的方向赶路。
没有人回头。
就像时间，一直往前走，从不回头。
09
韩涛的调查结果三天后放在了我桌上。
只有一页纸，但信息很全。
陈永寿今年七十六岁，退休多年。老伴五年前去世，现在独居在老街后面的职工宿舍，房子不到五十平米。
退休金每月三千出头，看病吃药够用，但攒不下钱。
女儿沈晨曦嫁到贾家后，头几年过得不错。贾景浩在化肥厂上班，收入稳定，她在家带孩子，做点零活。
但十年前化肥厂倒闭，贾景浩买断工龄，托关系进了镇政府，从办事员做起。收入少了一大截，还要供孩子上学，日子紧巴巴的。
沈晨曦在镇上的小学当过代课老师，后来学校清理编外人员，她被辞退了。现在在一家私人幼儿园帮忙，每月一千多块。
他们的儿子去年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费靠助学贷款，生活费靠勤工俭学。
“总体来说，就是普通家庭，不富裕，但也不算最困难的那一档。”韩涛总结道，“陈永寿身体不太好，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但舍不得住院，就在社区卫生站拿点药。”
我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
“还有件事，”韩涛犹豫了一下，“贾景浩前年本来有机会调到县里，职位更好，但他拒绝了。据说是因为岳父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沈晨曦一个人忙不过来。”
“就这些。”韩涛合上文件夹，“萧局，您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吗？”
“没了，辛苦。”
他离开后，我拿起那张纸又看了一遍。字不多，但勾勒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为生计奔波，为儿女操心，为老人担忧。
和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一样。
电话是在周五下午响起的。
我正在批最后几份文件，准备周末去女儿家。看到来电显示是陌生号码，本不想接，但鬼使神差地拿起了话筒。
“喂？”
那边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轻，有些沙哑：“是……萧局长吗？”
我握着话筒的手收紧。
那个声音我听过无数次——在砖窑的夜晚，在槐树下，在雨中那把破油纸伞下。虽然现在苍老了许多，带着岁月磨砺出的粗粝，但底子里还是那个调子。
“是我。”我说。
又是一阵沉默。能听见那边轻微的呼吸声，还有远处模糊的电视声响。
“我是沈晨曦。”她说。
三个字，像三块石头投进心里，荡起一圈圈涟漪。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景浩的事，我爸都跟我说了。”她的语速很慢，每个字都像是斟酌过，“他给你添麻烦了。”
“没有。”
“他年纪大了，糊涂了，你别往心里去。”她停顿了一下，“那些照片……是我爸从我以前的相册里拿的。他不知道怎么想的，非要给你送去。”
我握紧话筒，指尖发白。
“孩子去年考上大学了，学计算机，挺好的。”她突然转了话题，声音里带上了一丝柔软，“就是离家远，一年回来两次。”
“老贾……他也不容易。”她说这句话时声音更低，“在镇里这些年，没少受气。上面压任务，下面群众不理解，夹在中间难做人。但他从来没抱怨过，该做的事都做了。”
窗外的天色暗下来，办公室里没有开灯。
“我爸当年……”她说到这里停住了，很久都没再出声。我能听见她吸气的声音，像是在压抑什么。
“都过去了。”我说。
“是，都过去了。”她重复着，声音有些哽咽，“但他一直觉得对不起你，也对不起我。这些年，他心里也不好受。”
我没有接话。
“萧局长。”她突然用这个称呼，拉开了距离，“我就一个请求——公事公办。老贾如果够格，你就提拔他。如果不够，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别因为过去的事，影响你的判断。”
她说得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
“我不会。”
“那就好。”她像是松了口气，“那我挂了。”
“等等。”
那边没有挂断，但也没说话，只是等着。
我想问她这些年过得好不好，想问她后不后悔，想问她有没有想过如果……但话到嘴边，全都咽了回去。
“保重身体。”最后我只说了这四个字。
“你也是。”
电话里传来忙音，短促而有规律。我握着话筒，听着那声音响了很久，直到自动断线，才慢慢放下。
办公室里彻底暗了。
我没有开灯，就坐在黑暗里，看着窗外城市的灯火一盏盏亮起。远处商业区的大屏幕变幻着广告，红蓝绿紫的光交替映在玻璃窗上。
我们都老了。
她不再是那个扎着麻花辫、笑起来有梨涡的姑娘，我不再是那个穿着破衬衫、一腔热血的穷小子。
时间改变了一切。
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改变——那份埋在心底的遗憾，那份说不出口的愧疚，那份跨越三十年的、复杂的纠葛。
手机震动，是女儿发来的微信：“爸，您出发了吗？饺子快煮好了。”
我回复：“马上。”
起身，关电脑，收拾东西。经过茶几时，看见那个牛皮纸信封还躺在那里。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拿起来，放进了公文包。
锁门，下楼。
司机已经在等了。“萧局，去您女儿家？”
车子驶入夜色。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脑海里反复回响着刚才电话里的声音，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停顿。
“公事公办。”
她说得对。
无论过去有多少恩怨，现在坐在这位置上的我，首先要对得起这份职责。个人的情感，必须让位于职业的判断。
可什么才是“公事公办”？
严格按照程序？完全看工作表现？不考虑任何人情因素？
理论上是的。
但实际上呢？那些考核指标背后的故事，那些数据无法反映的付出，那些在平凡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
这些该怎么衡量？
车子停在女儿家楼下。我拎着公文包上楼，敲门。女儿开门，系着围裙，手上还有面粉。
“爸，您可算来了，饺子都煮好一锅了。”
屋里飘着饭菜的香味，温暖的光线从门里泻出来。女婿在摆碗筷，小外孙女跑过来抱住我的腿：“外公！”
我弯腰抱起她。
很轻，很软，身上有儿童沐浴露的甜香味。她把脸贴在我脖子上，小声说：“外公，我学会包饺子了，虽然不好看。”
“让外公看看。”
餐桌上果然摆着一盘奇形怪状的饺子，有的露馅，有的皮太厚。但我夹起一个放进嘴里，认真咀嚼。
“好吃。”
女儿笑了，眼角有细细的皱纹。她也老了，不再是那个趴在我背上要糖吃的小丫头。
时间啊。
吃饭时女儿问起工作顺不顺利，我说还好。她没多问，转而说起孩子的趣事，说最近菜价又涨了，说想换个大点的房子但钱不够。
都是些琐碎的日常。
但这就是生活，真实，具体，充满烟火气。
就像沈晨曦和贾景浩的生活，像陈永寿的生活，像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活——没有那么多的波澜壮阔，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和忍耐。
吃完饭后，我站在阳台上抽烟。
女儿不让我在屋里抽，说对孩子不好。其实我已经戒了很久，但今天特别想抽一根。
夜色深沉，远处有霓虹灯在闪烁。
我掏出手机，翻出那个陌生号码，看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拨出去，只是把它存进通讯录，名字只有一个字：“沈”。
然后删掉了。
就像删掉一段不该再打扰的过去。
10
周一早上，贾景浩的晋升表格重新放在了我面前。
经过周末的思考，我已经有了决定。但落笔前，我还是把表格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
照片，履历，推荐理由，考核记录。
还有我自己让韩涛补充的那些材料——关于他处理过的具体案例，群众的评价，以及那些没有写在正式报告里的细节。
笔握在手里，有些沉。
我想起三十年前离开镇子时，手里攥着的那个小布包。十八块六毛钱，绣着歪歪扭扭的梅花，布料被汗水浸得发软。
想起砖窑的夜晚，她哭着说“算我求你了”。
想起镇公所门口，陈永寿羞辱的声音和我父亲埋低的头。
想起这些年走过的路，熬过的夜，受过的委屈，和终于得到的一切。
然后我想起那封孩子写的感谢信，字迹稚嫩但真诚。
想起坡地上那些长势不佳的茶树，和贾景浩说“农户不愿意冒险”时眼里的无奈。
想起雨中那个背老人转移的背影，模糊但真实。
想起陈永寿佝偻着背坐在沙发上的样子，和照片背面那行颤抖的“对不起”。
想起电话里沈晨曦平静的声音：“公事公办。”
笔尖终于落下。
我没有写“同意”或“不同意”，而是先写了一段话：“该同志长期在基层工作，熟悉农村情况，处理复杂矛盾有一定经验。群众基础较好，作风务实。但在创新发展、开拓局面方面能力有所欠缺，需进一步加强学习，提升谋划和推动发展的能力。”
然后，在审核意见栏，我写下：“建议继续担任现职，加强培养锻炼。暂不适宜提拔为正职。”
落款，签名，日期。
写完后，我把表格轻轻推到一旁，没有立刻叫韩涛来取。而是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
深秋的风立刻灌进来，带着凉意，吹动了桌上的文件。
从那个被羞辱的穷小子，到如今坐在这间办公室里的负责人。这条路我走了三十年，每一步都踩着自己的汗水和尊严。
我曾经以为，如果有一天我能站在高处，一定要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付出代价。
可真正站在这里时，才发现——
最大的代价，是时间本身。
它带走了青春，带走了爱情，带走了健康，带走了所有本该美好的东西。留下的，只有皱纹，白发，和一颗被岁月磨出厚茧的心。
陈永寿付出了代价。他从一个体面的会计，变成如今这个卑微的老人，用颤抖的手写下“对不起”。
沈晨曦付出了代价。她嫁给了不爱的人，过了三十年平淡甚至清苦的生活，在电话里用平静掩盖所有遗憾。
贾景浩付出了代价。他得到了婚姻，却可能从未得到过爱情；他得到了工作，却一直在平庸中挣扎。
我也付出了代价。我得到了权力和地位，却失去了最珍贵的那个人，和那段最纯粹的感情。
没有赢家。
在这场跨越三十年的恩怨里，我们每个人都是输家，输给了现实，输给了时间，输给了人性里那些无法克服的弱点。
风更大了，吹得窗框轻轻震动。
我关上车窗，回到办公桌前。按下内线电话：“韩涛，来一下。”
“这份表格，按程序走。”我把贾景浩的表格递给他，“我的意见都在上面了。”
韩涛接过去，快速浏览了一遍。他的表情有些复杂，抬起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头：“好的，我马上处理。”
“还有，”我叫住他，“以我的名义，给青石镇拨一笔专项经费，用于农业技术培训。特别是茶叶种植，请专家去实地指导，费用我们承担。”
韩涛愣了一下，随即明白过来：“是，我这就去办。”
他离开后，办公室里重新安静下来。
我坐回椅子上，拉开抽屉，拿出那个铁皮盒子。打开，取出泛黄的照片，最后看了一遍。
照片里的两个年轻人还在笑，永远停留在那个夏天。
然后我把照片翻过来，用笔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写完后，我把照片放回去，盖上盒子，锁进抽屉最深处。
钥匙转动时，发出清脆的“咔嗒”声。
这一次，是真的锁上了。
窗外的梧桐树已经掉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桠伸向灰色的天空。但我知道，等到明年春天，它又会发出新芽，长出绿叶，周而复始。
就像生活，总要继续。
我拿起下一份待批的文件，翻开，拿起笔。
笔尖落在纸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平稳，坚定，不再犹豫。
风从窗户缝隙钻进来，吹动了桌角的日历。
一页轻轻翻过。
新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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