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四入长江抗清，十九年不见家人，孤军奋战到死都不肯屈服！|南明|孤军|张名振|张煌言|抗清|李定国|清兵|清军|郑成功|长江

明末的东海之滨，一位书生褪去青衫换上甲胄，二十五岁的张煌言在宁波城隍庙前投笔从戎。

那是1645年的血色黄昏，清军铁蹄已踏碎扬州、南京。南明刑部员外郎钱肃乐在宁波城隍庙集结义士抵抗清兵。张煌言参加了义军，前往天台县请鲁王担任监国，主持抗清大局。义军势单力薄，无法对抗清军，最终丢失杭州。1646年，张煌言告别家人，随鲁王退守舟山群岛。这个本可以安享举人功名的青年，终将在史册上刻下了十九载荡气回肠的抗清史诗！

崇祯十五年（1642年）的乡试考场，二十二岁的张煌言曾在骑射科目中三发连中，文武双全的锋芒已初现端倪。他出生于宁波的官宦家庭，父亲张圭章1624年中举，官至刑部员外郎。所以张煌言一直按照父亲的道路前进，于1642年中举。

彼时大明王朝内忧外患，朝廷特设武备科目选拔人才，张煌言不仅以《春秋》经义折桂，更在演武场上挽弓如月，箭簇破空之声仿佛穿透了王朝末年的阴霾。当1644年北京城破的消息传来，正在研读《武经七书》的他将书卷重重合上，从此把书房里悬着的"致君尧舜"匾额，换成了亲手刻下的"还我河山"木牌。

那一刻起，青年书生张煌言变成“抗清义士”张煌言。张煌言是除李定国外唯一一位做对了事也没有做错事的抗清义士。他没能成功是因为起点太低了。三百年悠悠英雄泪，唯恨不能为公前驱，以救中国耳！

当煤山上一条素白长绫结束了明帝国的北京政权，神州大地随即陷入混战，京城内一年之中换了三个皇帝。在南京匆忙建立的弘光小朝廷几乎继承了崇祯朝的所有弊端，党争腐败无一不有，割据内斗愈演愈烈，结果就是半壁江山尽数落入敌手。

1645年，多尔衮命令多铎仅率一万八旗兵丁，就直下江南。一路受降明朝兵丁三十八万。马队还没开到南京城外，已经拥有了四十万大军。

五月十五，八旗马队叩开南京城门，明朝养士三百年，但降清文人却如同过江之鲫。钱谦益的一篇《降清文》“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道尽了江南文人将佐的一身软骨，嘎嘣脆，没硬度。

这种情况下，逃离南京的鲁王朱以海成为张名振、钱肃乐、张煌言等人供奉的对象，成立了鲁王监国的“绍兴政权”。“绍兴政权”一度与几乎同时在福建成立的唐王朱聿键政权相倾轧。而唐王朱聿键很快就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这就是“隆武帝政权”。他的支持者主要是郑芝龙兄弟。两个政权间为了争夺正统，甚至互相杀害对方的使者。因为朱以海始终不愿意放弃监国的称号，导致郑芝龙部并不愿意参与北伐，反而坐看清军渡过钱塘江，轻而易举地消灭了“绍兴政权”。

鲁王朱以海只能一路逃窜，张煌言跟随张名振簇拥着他，躲在浙东和舟山一隅，开始了他们的游击生涯。张煌言一直在南明小朝廷之间辗转做官。但这官除了颠沛流离的逃命，和舍生忘死的拼杀，实在没有一点光宗耀祖的荣耀。1647年，降武皇帝殉国，永历皇帝即位，成为南明正朔。同年，张煌言首次率军讨伐，开始了四入长江、以弱敌强的壮举。

第一次进入长江。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张煌言率五百艘战船突破清军吴淞口水师防线，首次突入长江口。他采用"月夜火攻"战术，在崇明岛北港布下铁索阵，将清军水师主力困于江心沙洲。四月十六日深夜，借助大潮与东南风，张煌言令三十艘火船顺流而下，点燃了清军七十余艘主力战船，火光映红江面三十余里。此役持续八个月，迫使清军放弃崇明岛，张煌言首次在长江口建立临时根据地。他在给鲁王的奏报中写道："江海咽喉，已扼清虏半壁粮道。"

第二次进入长江。1654年四月，张煌言联合张名振舰队，率八百艘战船再入长江。他精准计算潮汐时间，于四月十五日子夜突袭瓜洲炮台。清军镶红旗参将朱衣助仓促应战，张煌言亲率三百死士攀爬峭壁，用火药炸毁西津渡炮台。此役缴获红衣大炮十二门，生擒清军水师副将周世臣。更令人震撼的是，张煌言在占领金山寺后，身着大明官服举行祭天仪式，将缴获的清军令箭投入江中，高呼："太祖神灵在上，不肖子孙今复汉家衣冠！"此举极大鼓舞了江南士民，镇江民众连夜缝制"日月旗"三千面相迎。

第三次进入长江。顺治十五年（1658年）五月，张煌言第三次突入长江，此次战略目标直指南京。他采取"虚实相间"战术，先派偏师佯攻扬州，主力舰队则趁夜暗渡龙潭驿。在栖霞山江面遭遇清军江宁水师时，张煌言以改良的"连环船"战术破敌——将二十艘战船用铁链相连，船上架设佛郎机炮形成移动堡垒，击沉清军战船四十余艘。但因郑成功主力未至，加之飓风毁船百余艘，最终被迫撤退。此役虽未克城，但张煌言在燕子矶立碑题诗"钟山风雨起苍黄"，清廷震动之下将两江总督马鸣佩革职问罪。

在张煌言计划中，义军应该先取得浙东和舟山，以此为基地，联合郑成功抢夺崇明，之后逆江而上夺取金陵，进而占据江南半壁。千里之外的李定国也认识到南京的重要性，他在湖南衡阳击毙尼堪之后，曾计划顺江东下，在金陵城外与浙东义军会合，两人未曾见过面，但在战略规划上却不谋而合。千里之外，英雄惺惺相惜。但是，头三次入江作战，张煌言统统失败，回天乏术。不得已，只能保护鲁王撤往福建，依附郑成功。

1655年，定西侯张名振猝死，张煌言成为鲁王集团的主要领袖，但抗清形势愈发艰难，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驱逐满清。张煌言审时度势，加强了与郑成功的合作。张煌言与郑成功，李自成余部“十三家”，西南地区的李定国共同守护着南明。

1658年，永历帝派使臣抵达福建，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张煌言为兵部尚书，两人开始联合作战。张煌言兵不过万，船不满百，但却纵横海上十多年，以弱敌强不落下风，在整个南明也是独树一帜。郑成功一直想吞并他，强令部下陈六御接收这支军队。张煌言深知郑成功实力强大，北伐大业若想成功，二人必须捐弃前嫌，建立统一战线，一致竭力戮贼。因此，虽然郑成功一生孤傲，很多抗清派别都不入他法眼，但是唯李定国、张煌言深为他所敬重。

第四次进入长江。顺治十六年（1659年）五月的第四次长江之役，堪称抗清战争最后的辉煌。张煌言与郑成功合兵十七万，战船三千余艘。他提出"分兵合击"战略：郑成功攻南京，自率偏师溯江而上收复皖南。张煌言的舰队以火船突袭焚毁清军战船三百余艘，火光映红江天三日不散。南京城外的燕子矶上，他扶剑远眺孝陵方向，二十年来首次在军帐中摆出全套明朝官服，等待那个永远迟到的黎明。

六月十五日，张煌言率轻舟百艘突破采石矶防线，七日内连克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四府。在芜湖城下，他令士卒高唱《满江红》，城中明遗老开城相迎者达数万人。最远兵锋直达江西彭泽，收复三州二十四县，长江两岸"蓄发易服者百万计"。江南地区出现了“父老争出持牛酒犒师，扶杖炷香，望见衣冠，涕泪交下，以为十五年来所未见”的空前盛况。湘、鲁、豫等省的义军纷纷前来投效，江淮半壁河山为之震动。百姓箪食壶浆的欢呼声中，这位儒将几乎触摸到了复国的曙光。

但郑成功骄傲自满，出兵前即拒绝张煌言“崇明，江，海门户，宜先将大军定营于此，务使大军进退有所据。”的正确建议，绕开崇明岛，直扑南京。郑成功夺取镇江后，中了敌人的缓兵之计，放弃了急行军，而是坐船前往南京。当郑成功的大军来到南京城下时，清军早已做好了准备。郑成功又想保存实力，拒绝直接攻城，妄图依靠围困制胜，误判了形势，结果遭清军梁化凤部突袭惨败。

郑成功遭遇重创之后，于七月二十八日仓促撤军，未通知张煌言，致使突前深入内地的张煌言陷入重围。之前占领的瓜洲，镇江等地也尽数落入敌手。张煌言孤军深入，腹背受敌，清朝两江总督郎廷佐让他投降，但张煌言“拒不应”，率军进入鄱阳湖。清军大队人马尾追而至将义军包围，张煌言杀掉数十名清兵，突出重围。1659年八月，清军明安达礼部追击至繁昌，张煌言焚毁战船，率残部千余人登陆无为州。途中遭霍山寨主褚良甫拒纳，部队溃散，仅余二十余骑。清军援兵如潮水般涌来，张煌言带着这二十余人翻越皖南群山，草根树皮果腹，足履浸血仍高唱《采薇吟》。在休宁山区的七天七夜血战中，箭矢耗尽后的将士们拆下马鞍铁片作为武器，张煌言身中三箭仍持剑断后，鲜血浸透的战袍在皖南秋风中凝成铁甲。

他剃发易服，仅携亲兵二人匿于祁门山区。途中患疟疾"头岑岑，汗下如雨"，得乡民胡三兄弟相助，藏身米船渡江至建德。清军悬赏三千金缉拿，其行踪多次险遭告发，皆以银钱疏通脱险。逃亡路上，张煌言甚至藏身破庙粪池七日，与腐尸蝇蛆为伴的经历，化作《避地》诗中"草木犹腥战血斑"的泣血之句。当他蓬头垢面出现在浙东海滨时，沿海渔民竟凭那双布满老茧却依然执笔的手，认出了这位"海上文丞相"。经休宁、严州、天台，历时近半年徒步两千余里，张煌言于1660年初抵达宁海海滨。此时"足履尽裂，形容枯槁"，最终在义民接应下乘渔舟返回象山悬岙岛。郑成功虽拨部分兵力相助，但大势已去。

郑成功属隆武帝旧部，张煌言效忠鲁王监国政权，双方本就存在派系隔阂。南京之败后，郑成功为保存实力拒绝再援浙东，甚至将张煌言视作"鲁王余部"加以防备。这种不信任直接导致张煌言在皖南陷入绝境时孤立无援。最终，郑成功撤至厦门后转向经营台湾，张煌言则认为应坚守长江防线，二人战略目标彻底分化。

此役失败标志南明最后一次战略反攻终结。张煌言在《北征录》中痛陈："延平（郑成功）顿兵坚城，坐失机宜，致使中兴大业毁于一旦" 。其逃亡路线之艰险，距离长达两千余里，被顾诚称为"南明史上最悲壮的千里流亡" 。

南京之战失败之后，东南地区的抗清大业已经走入绝境。为了彻底消灭反对势力，清廷颁布“迁海令”，强令沿海百姓迁往内陆，目的在于断绝百姓对明军的供给支援。福建地区的房屋全部被烧，良田树木被毁，百姓苦不堪言，史载:“自有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

野蛮的政策摧毁了中国数百年以来的航海成就，直接导致了闭关锁国。面对前所未有的困局，郑成功于1661年进军台湾，这使得张煌言的处境更加艰难。他多次致信郑成功，希望郑成功能够返回福建，继续抗衡清廷，但郑成功拒绝，理由是“台湾未定、不宜出兵”。

张煌言为了把郑成功的反清注意力拉回大陆，写了一封《上延平王》书。信中称呼国姓爷为“千古第一流人物”，赞扬国姓爷才是复兴大明的“倚重者”，但多少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说现在南北人心思乱，只要你回师接着北伐，就能够“百什名城可下矣，又何必与红夷较雌雄于海外哉？”认为国姓爷收复台湾是做无用功，“区区台湾，何预于神州赤县？而暴师半载，使壮士肝脑于火轮，宿将碎肢体于沙碛，生既非智，死亦非忠，亦大可惜矣！”收到信时，应该是国姓爷在台最难熬的时间，没吃没喝还要围攻热兰遮城。

而张煌言此书又有抱怨之气，觉得郑成功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多少是有点打击士气的。张煌言甚至还觉得收复台湾也没有銮用，“夫思明者，根底也；台湾者，枝叶也；无思明是无根底矣，安能有枝叶乎？······使殿下奄有台湾，亦不免为退步。”最后还认为国姓复台有偷安之嫌，“倘寻徐福之行踪，思卢敖之故迹，纵偷安一时，必贻讥千古。”这话说的挺不客气的，就差指着国姓骂是怂货了。

但历史证明，二人都是中华民族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不世出的豪杰义士。虽然战略目标不同，但并不妨碍二人在历史的青简上封神。

1661手，顺治死，年幼的康熙继位。清廷再次启动了攻势，命以吴三桂为首的清兵分三路大举进攻西南，永历皇帝逃入缅甸，李定国率军拼死抵抗，血战盘山但遭遇叛徒出卖，最终功败垂成。形势危急，张煌言心急如焚地联络李自成余部的“夔东十三家”，希望他们能够牵制湖广清军，但义军受到包围，只能自保。1662年成为命运转折点，永历帝在昆明遇难，郑成功病逝台湾，鲁王薨于金门，李定国病逝于勐腊，南明最后的四柱烽烟终于相继熄灭。

张煌言慨然长叹，终于认为反清无望，解散了军队，在浙东的一个名为悬岙的小岛上隐居。每日“寒芦瑟瑟秋张乐，宿火荧荧夜读书”。直到康熙三年，张煌言还扼守孤岛，用旧朝正朔，存故国衣冠，进行精神上的坚守。潮声里他写下"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的绝句，将棺木置于茅屋，长剑悬于帐前，准备以文天祥的姿态迎接终局。岛上最后的日子，他白天耕作芋田时总在腰间系着玉带，夜里对着从宁波老家带来的《文山先生全集》校注批阅，在《北征录》手稿的页缘写下"此身已许沧海，再顾何惜头颅"的注脚。当清廷的迁界令让孤岛粮绝，这个坚持给阵亡将士遗孤授课的统帅，最终不得不遣散最后二十名亲兵，只留下侍童杨冠玉和参军罗子木相伴。

1664年七月十七日夜，叛徒徐元带着清军攀上峭壁，烛光里奋笔疾书的将军掷笔长叹，从容就缚。被押解回宁波途中拒绝剃发的张煌言特意换上珍藏的明朝官服，囚车经过鄞县苍水街时，围观百姓抛掷的鲜花竟在石板路上铺就十里素缟。在杭州监狱的四十天里，他面对浙江总督赵廷臣的劝降，用狱卒送来的纸笔写下《答赵廷臣书》，墨迹淋漓处"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辜"的绝笔，让劝降的满族官员也不禁掩面而泣。《海东逸史》称:“北帅惧终为患，募得其故校，以夜半从山背缘籮逾岭而入，暗中执之。”

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九月初七，公历10月25日，杭州城弼教坊的刑场，清军戒备森严，百姓缟素呜咽。天降大雨，杭州百姓在雨中为张煌言送行，他头戴儒生方巾，身穿葛布长衫，这一身故国衣冠让早已薙发的杭州百姓潸然泪下。

五人身着大明服饰，下轿缓缓走过人群，来到弼教坊，一人在另外四人的簇拥下，凛然站立于刑场中间，只见他放眼望去，西湖吴山，风景如画却变了颜色。

张煌言坐在地上叹息道:“好河山，竟落得如此腥膻!”高声诵出：“我今适五九（45岁），复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随后引颈就戮，跟随他的四人也一同遇难。苦心战斗19年，他不知道南明不可救吗？其实早在起义之初，他就知道南明王朝腐朽至极，自己不过是承“精卫之志”，效“鲁阳挥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杭州弼教坊的秋风卷起落叶，四十五岁的囚徒拒绝清廷尚书之位的诱惑。屠刀落下之时，西湖畔的第三座忠魂丰碑悄然立起。鲜血浸透的青石板上，撒满了浸透英雄鲜血的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