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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作为近代中西文明碰撞的历史产物，“老中国通”通常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长期居留中国，并深入接触中国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外国人。他们多为传教士、外交官、商人、记者或学者，凭借长期在华生活积累了丰富的本土经验，往往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理解，甚至精通汉语，熟悉中国的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在既往学术叙事中，这一群体常被阐释为“权力竞逐、现代化与跨文化互动”的象征。
然而，有一位“老中国通”孙明甫（Roy S.Anderson）的传奇经历至今仍鲜为人知。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Paul S.Reinsch）给予他极高评价，称其“不仅对中国的国情和民情了如指掌，而且与中国所有大人物交往甚密”。目前有关孙明甫在华活动的研究，仅散见于中美石油开发、临城劫车案等专题研究的边缘地带，其形象多被简化为“传奇”且“神秘”的存在。这一研究空白，既源于孙明甫本人刻意维持的隐秘行事风格，也与其英年早逝导致的个人档案散佚相关，亦折射出传统外交史研究对非官方行为体的忽视。
得益于新史料的整理与利用，本文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的《孙明甫文件集》《索克思文件集》以及美国威斯康星州历史学会收藏的《芮恩施文件集》、密苏里州历史学会收藏的《克劳文件集》中的个人往来电报、信函为线索，讨论外国人介入中国政治的方式与限度问题。通过聚焦孙明甫的三重身份，本文试图揭示他如何凭借语言能力与对中国本土传统的适应，辗转各方收集情报，并在中外交涉中发挥斡旋作用，进而探讨以孙明甫为代表的外国人在介入军阀政治时，其作用限度又在何处。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或将为理解民初跨国政治生态提供新的认知路径。
一、通晓时事的消息灵通人士
在现存有关孙明甫生平的记载中，其早年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孙明甫出生于中国，是东吴大学首任校长、美国传教士孙乐文（David L.Anderson）之子。据卡尔·克劳（Carl Crow）所述，孙明甫拥有极强的语言天赋，掌握多种中国主要方言，这一优势使其在辛亥革命期间崭露头角。革命爆发后，各地军队汇集南京，“唱歌般的广东话、轻柔悦耳的苏州话与喉音浓重的北方话”混杂，将领之间因方言隔阂难以沟通。孙明甫遂担任翻译员，克劳甚至称其为“整个中国军队的翻译、发言人和顾问”。此外，孙明甫还因协助镇江军民抵御清军围攻，被誉为“镇江救星”并获授勋章。
孙明甫是当时公认的通晓时事的外国人，其方式在于频繁往来中国各地，与地方要员接触，将从上一处获得的独家情报，转化为与下一处会谈的资本，从而实现信息交换，“他不停地周游世界，一会儿在纽约，一会儿在云南，一会儿在北京。他的朋友们跟不上他的脚步，前一天晚上还与他共进晚餐，第二天就得知他已乘船去了广州，或坐火车去了莫斯科”。军政要员依靠消息灵通人士获悉机密情报并非个例，据民国记者指南所载，在与军政要员会谈时，“应将不曾发表或不能发表于报端的消息给他谈谈。若能将（与）他有关的新闻说给他听，他更欢迎。他听了你的新闻以后，自然地就会说出他所知道的新闻，或者他愿发表的意见”。孙明甫曾透露其获取情报的策略：为降低对方戒备，应当树立完全中立的形象，以论证或建议的方式自然地透露与之相关的情报，然后细致观察对方的反应，并听取其对局势的评价，以此判断他的立场和动向。
以孙明甫为代表的消息灵通人士，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美国官方在华情报系统的不足，他们所提供的信息成为美国公使馆的重要参考。一战前后美国在华情报机构主要由使领馆、军事人员与商务部驻华部门组成，尽管三者在原则上实行信息共享，但仅有使领馆直接向国务院负责。当时美国在华领事机构尚不健全，领事馆多分布于港口城市，且因人手紧缺，繁重的日常事务占据了各地领事的主要工作时间。美国国务院收到报告称：“关于中国西南地区，我们没有任何信息。四川南部、云南、贵州和广西都没有美国领事官员，江西、安徽、河南、陕西、山西和甘肃也是如此。”时任驻青岛领事佩克（Willys R.Peck）进一步指出，“领事官员并非总能获得全面、可靠的信息”，客观原因大致是：（1）领事职责使其难以外出；（2）与内地传教士和商人的通信虽有价值，但成效难以保障；（3）中国报刊发展程度不足以提供令人满意的信息。
与芮恩施的接触，是孙明甫提升其“中国通”知名度的关键环节。1913年11月，美国新任驻华公使芮恩施抵达上海，拟乘火车前往北京履职，孙明甫及其好友端纳（W.H.Donald）陪同登车。途中二人向芮恩施“作了一次非常有用的形势介绍”，他们“主动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并回答了许多问题”。尽管芮恩施已是美国首屈一指的远东事务专家，但他很快意识到，凭借此前掌握的知识，以及各地领事机构所提交的报告，远不足以应付中国的复杂政治局势，因此十分看重孙明甫、端纳等人提供的信息。此举甚至遭到了公使馆其他官员的投诉，国务卿兰辛（Robert Lansing）提醒芮恩施，有人向国务院反映，他曾就一些重要的外交问题与“一小撮未正式隶属于公使馆的人”磋商，这些人得到了芮恩施的信任，“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经常被征询并得到采纳”。芮恩施只得解释称，因工作须应对异常复杂的现实问题，“我绝对有必要每天准确了解重要事件的进展情况，在这方面，能够帮助我的人不多”，孙明甫即为其中之一。但他向国务院保证，他只是在收集情报，绝没有泄露公使馆机密。
事实上，孙明甫所提供的带有指向性的信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芮恩施的判断。“五四运动”爆发后，孙明甫前往上海观察群众运动进展，他向芮恩施报告称，这场运动虽被称为“学生运动”，实则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伟大的中产阶级发起并持续推动的”。他对此称赞有加，“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以启发广大民众，街头普通民众对形势的把握令人惊叹”。根据他的观察，这场运动是反日的，而非激进排外的，因此他强烈反对工部局大规模镇压学生，并强调应对这场运动报以同情之理解，与作为中国公敌的日本划清界限。孙明甫还将从李纯处得知的情报转告芮恩施：日本领事告诉李纯属下，英法在山东问题上支持日本，美国在巴黎会议上一败涂地，试图劝说李纯与日本合作。孙明甫表示，“日本领事如此大胆地对中国官员说这种话”，这是日本人所发动的“旷日持久的反美运动”的一部分。芮恩施深以为然，他联合英法公使，指示驻沪总领事保持克制，尽可能避免激化中国民众情绪，以防引发全面排外风潮。
孙明甫亦多次向芮恩施表达中国南北政府均无希望的观念，“今天从北京或广州发出的命令，在这两个城市以外的地方没有任何分量。如果我们现在能使操控两个政府的腐败派别退隐或消亡，我们决不会伤害中国，相反，我们会使局面更加明朗”。芮恩施认同这一判断，因而向国务院报告，他希望能暂时离开北京，加强与中国各地非官方知识分子和商业阶层的接触，就“商业、教育、地方政府和交通方面的发展与他们交谈”，因为这些群体才代表了“真正的民族力量”。他将北京政府称为“玩着老一套政治游戏的没有代表性的、过时的、腐败的官僚集团”，“我们所承认的北京政府的权威并未延伸至北京城墙以外的地方，对我们权利的保护和我们合法活动的发展都依赖于各省人民的善意。如果他们相信，我们除了容忍在北京掌权的那帮腐败分子外，实际上什么也看不见，那么我们过去在中国享有的国家信用和道德权威，就会受到极大损害”。
孙明甫并非孤军奋战，到1920年夏天，他与端纳、索克思（George E.Sokolsky）三人结成了明确的合作关系。尽管后两者在日后声名更著，但在当时，孙明甫是三人中的主导者。经由孙明甫引荐，初出茅庐的索克思成为端纳的助手，索克思对此机会颇为感激。三人在情报收集中形成明确分工：端纳常驻北京，便于从北京政府官员处获取信息；索克思定居上海，与国民党人相交甚密，并善于利用外国报刊；孙明甫奔波于中国各地，与各路军阀往来频繁。索克思表示，他们的合作具有互补性，“很多人害怕我，认为我是布尔什维克，我可以把他们引向您和上将（指孙明甫）。同时，也有一些人害怕你们，你们可以把他们引向我。我们将一起处理所有事情”。为便于秘密交换情报，孙明甫购买了专属密码本，供三人即时电报联络。他还不时往返于京沪之间，向二人当面通报最新政情。
三人一致同意将中国商人汤节之纳入阵营，并帮助其扩大在上海的影响力。汤节之是1920年前后上海商界激进派代表人物，1918年已成为广肇公所年轻领导人之一，五四期间他率先就“佳电”向上海总商会公开发难，致使正副会长及部分会董被迫辞职。到1920年，索克思告诉端纳，汤节之“已控制上海总商会，旧派被打得溃不成军”。1921年1月，索克思与汤节之在上海共同创办《商报》，该报表面上由中国人运营，实则是三人输出观点的平台。汤节之向端纳表示，“我们的报纸是您的机关报，您寄给我们的东西将按照您的要求印刷”。到当年秋天，《商报》的发行量在中国报纸中排第3位，仅次于《申报》和《新闻报》。除刊载商业资讯，该报亦成为“激进主义政治主张的代言人”，并对时政与其他紧急事态作出迅速反应。
1921年新任美国公使舒尔曼（J.G.Schurman）到任，孙明甫再度扮演起向新公使介绍中国局势的角色。在给舒尔曼的一份长达104页的备忘录中，孙明甫从辛亥革命开始，系统梳理了中国政治格局的演变历程。他归纳了直系、皖系、奉系与广州政府的力量分布，并对中国主要政治人物作出点评。例如，吴佩孚的军事才能超群，但缺乏政治谋略，除非他成为联省自治运动的代言人，否则必将败于其他军阀的政治阴谋。段祺瑞的性格缺陷致其失败，他不仅极端固执，而且易于被政敌激怒。而张作霖则坚信武力和金钱的力量，“他从未试图以救世主的姿态号召民众，他放弃了成为英雄的一切伪装，将其政策简化为冷血，他的务实程度令人吃惊”。对于孙中山，孙明甫评价称，尽管他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但这恰是他得到狂热支持者拥护的原因。此后，孙明甫持续向舒尔曼传递从各地获取的情报，继芮恩施之后，孙明甫再度成为美国公使知悉中国政治生态的重要渠道。
二、沟通中外的跨文化媒介
孙明甫沟通中外的能力，在其担任美孚石油公司职员时已初露端倪。他之所以能够深入中国本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该公司在华建立的特殊行销模式。经过专业培训的美籍推销员奔走于中国各地，除推销煤油之外，他们还与中国官员打交道，处理地方税收等事务，“如同富有进取心的传教士一般深入中国社会”，孙明甫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914年2月10日，美孚石油公司与北京政府签订《中美合办煤油矿合同》。当时有传闻称该合同涉及秘密借款、油矿国有化等事项，因此引发舆论争议。2月23—24日，湘、鄂、赣、晋、陕五省联合会代表向农商总长张謇抗议，孙明甫出面调解。据芮恩施的回忆，孙明甫与五省代表讨论了合同中各项条款，指出在直隶、陕西发展大规模工业对该两省的益处。几日后，原持反对意见的团体转而向张謇表示庆贺，并承诺将协助该合同的实施。
孙明甫成为芮恩施理解中国“生意门道”的指南，使其意识到外国人来华经商须适应中国社会传统。1914年3月，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周自齐向孙明甫透露，目前山西票号资金状况窘迫，但政府无力援助，询问美孚石油公司是否愿意提供1000万美元借款，并暗示这将与山西石油开采权有关。孙明甫向芮恩施解释，周自齐的“弦外之意”实为以借款换开采权。尽管未采纳该提议，在孙明甫的影响下，芮恩施主张通过与当地商人组建联合公司来争取地方支持，并提醒美孚石油公司负责人，“您与您的公司在中国的地位，将不仅取决于合同条款，更是取决于您与中国人建立的个人信任与合作关系”。然而，参与谈判的公司副总裁班米斯（W.E.Bemis）却未能领会到这一策略，他的行事风格引起北京政府不满，“从谈判最初，他就专横跋扈、疑心重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谈判的破裂。此后，孙明甫还在利益坚顺公司（Messrs.Lee,Higginson Co.）借款、裕中公司（Siems-Carey Company）运河工程、纽约东方矿业公司（New York Orient Mines Company）云南勘测等项目中持续发挥协调作用。
除商业领域之外，芮恩施在政治事务上亦愈发信任孙明甫，甚至授意他在自己不便出面时与中国官员直接交涉，从而践行其政治意图。1919年中国南北议和前后，芮恩施派遣孙明甫作为其私人代表，陪同使馆武官德赖斯代尔（Douglas B.Drysdale）拜访中国南方军政要员，调查各地主要军事力量，打探他们对南北和谈的立场与态度，并积极促进双方和谈。经孙明甫引荐，德赖斯代尔在南京与李纯会面。1月8日二人共同前往上海，19日抵达广州，2月6日抵达云南，3月18日返回北京。德赖斯代尔惊讶于孙明甫对中国官员的熟悉程度，“他是美国公使的私人朋友，也是江苏督军李纯的秘密顾问”，“我有幸能借助他精通中文的优势，他在中国的影响力或许超过任何其他外国人”。
在上海，孙明甫起草备忘录，阐明对南北和谈的具体期望，“作为进一步讨论和观点比较的基础”，并将之提交南北谈判代表朱启钤与唐绍仪。该备忘录提议，南北和谈应涉及以下主题：推行联省自治，废除督军制度，遣散多余军队并组建国家军队，铁路与矿产资源国有化等等。南北初步协议经由各省议会批准后，由每省派出10名代表，前往指定地点组成国民议会，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并批准代表起草宪法，供各省议会审议。在芮恩施的授意下，孙明甫还向中国军政要员暗示，如若南北和谈顺利，美国将提供资金支持用于裁撤军队及其他善后工作。芮恩施主张通过资金援助的方式支持总统徐世昌的和平方案，“指望中国自己制定健全的善后政策是徒劳的，只有在友好大国的指导下才能实现”。在南方之行中，孙明甫试图向中方表示：“我们并非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干涉中国内政，而是作为关心中国福祉之人，如若我们认为协议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我们愿意提供财政支持”。德赖斯代尔认为，孙明甫是传达这一意向的最佳人选，“他不仅善于提出建议，还能确保这些建议得到考虑”。
此行另一重要目的，是前往云南打探督军唐继尧的态度。孙明甫曾作为纽约东方矿业公司职员到访云南，与唐继尧素有交谊。孙明甫向芮恩施报告了唐继尧所能接受的和平方案：在北京召开“旧国会”会议，并完成（1）选举徐世昌为总统；（2）起草新的国会选举法，将议员人数至少减半；（3）将宪法起草工作移交给联省宪法起草会议。完成这些工作后，“旧国会”应即解散。孙明甫预测，唐继尧有与徐世昌走向联合的可能，“督军非常希望看到中国实现永久和平，他正努力起草一份全面宣言。他心胸宽广，不搞党派政治。我认为他对徐总统并无成见，他愿意为了国家利益与徐总统合作。最近，两人之间有了电报往来，此为双方即将达成谅解的积极迹象”。
1919年芮恩施辞职离华后，业已积累相当声望和经验的孙明甫更趋活跃，其角色逐渐从美国公使代理人转变为以独立身份参与中外事务的中间人。最令其声名大噪的，是在“临城劫车案”中发挥的调解作用。1923年5月6日，以孙美瑶为首的土匪在津浦铁路山东沙沟与临城两站之间，拦截了由浦口北上的列车，绑架数十名中外人质。各国驻华代表态度强硬，要求北京政府迅速解救人质，孙明甫被指定为代表之一与匪首直接谈判。索克思解释道：“那时候总是需要一个值得信赖的外国人，他能做一些中国人做有危险的事。这种人中最值得信赖的当数孙明甫。他是所有事件的中间人。”外国报刊亦有意渲染孙明甫事迹以向北京政府施压，借外国人的英勇形象衬托北京政府的无能。一时间，孙明甫的名字出现在外国报刊头版头条之上。5月16日《大陆报》头版标题为“这是现实生活中的恐怖电影，大陆报记者描述孙明甫承担的艰巨工作，并预测他将克服困难取得成功”，次日又以“孙明甫在匪患中崭露头角，展现出处理困境的非凡技巧，并冒生命危险解救外国人质”为题报道其“英雄事迹”。
选择孙明甫为调解人，是外国威慑介入谈判的具体化表现。外国驻华代表认为，中国官员内部关于是剿是抚的意见并不统一，故需委派代理人坚决执行其要求。美国驻济南领事戴维斯（John K.Davis）报告称，中国官员在场人数众多使得局势更为复杂，“迄今为止，为争取早日释放人质而进行的一切有实质价值的谈判，均由孙明甫及与之关系密切的江苏集团推动”。他认为，“若无外国代表参与，任何进一步谈判都是徒劳的”。同时，孙明甫的本土经验填补了外国官方外交机构在处理地方事务时的不足。正如鲍威尔（J.B.Powell）所言，美国公使舒尔曼“几乎直接从康奈尔大学来到中国，他曾担任哲学教授及校长。山东匪患发生时，他到中国才一年多。他面临的是国际政治的实际问题，与美国大学校园的学术氛围相去甚远”，因此孙明甫比他更适合与中国地方官员和土匪交涉。孙明甫以鲁西南方言与土匪直接交谈，并凭借对当地文化与“江湖义气”的理解赢得信任。5月12日，孙明甫携温世珍与李麟阁首次入山，未携带任何护卫，其“孤军深入”之举令土匪印象深刻。初次谈判后，孙明甫安排护送他出山的土匪郭琪才夜宿其车厢，次日还为其准备西式早餐。郭琪才返回匪营后讲述其经历，令土匪们对孙明甫渐消戒心。
孙明甫主要负责往返于土匪与官军营地之间，传递双方最新条件，并向外界通报外国人质状况。在谈判因土匪内部分歧而陷入僵局时，孙明甫深知土匪不愿谈判破裂，只是有意抬高要价以试探政府底线。他威胁称不愿再居中调停，“匪使再四挽请，约其确定办法，再行入山”。他还陪同山东督军田中玉前往北京，并向美国公使汇报进展。地方官军对孙明甫外国人的身份有所顾忌，在他往来谈判期间，军队基本没有新的进攻活动。曾有中国官员单独入山谈判招抚条件，遭到孙美瑶拒绝。土匪们认为这只是政府“为确保外国人自由而采取的欺骗手段之一”，因为在谈判同时军队仍向前推进并击毙数匪。田中玉亦承认，在孙明甫未前去谈判时，“匪中颇有戒心”。从根本上而言，土匪们扣押外国人质并非出于排外，而是借此获得与政府谈判的资本，孙明甫的个人能力确属谈判成功的技术要素，但在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政治语境下，其最终解决仍取决于列强威慑与北京政府剿抚政策的平衡，外国报刊对孙明甫个人英雄主义形象的塑造遮蔽了这一本质。
经数轮谈判，双方均有让步并达成协议：官军即时撤防，土匪释放全部外国人质，北京政府承诺收编3000名土匪。匪首指定孙明甫为中间担保人，并由曹锟出具书面授权。政府以“官府与匪并无文字之条件”为由，授权孙明甫在协议上签字。6月8日，曹锟向孙明甫发放委任状：“汝于临城匪案中充任调停人，不辞酷暑艰辛，竭力斡旋，余甚感佩。今案既经商议，解决有方，望勿迟疑，速应匪徒所求诸般保证，俾中外被掳之人早脱险境。”12日，孙明甫与匪首孙桂枝互换保证书，孙桂枝声明：“从此以后，永远忠心国家，决不作违犯及其他有损军人名誉之行为。并代表众兄弟郑重声明：对于安德森先生深信不疑，对于安先生担保，永矢遵守。”仪式结束后，孙明甫向鲍威尔感慨道：“一个外国人不得不签署一份担保中华民国诚信的文件，真是件怪事。”
三、军阀时代的政治掮客
尽管孙明甫曾多次表示，在军阀混战的时代，“支持政治舞台上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用，帮助一个半坏的人去干掉另一个半坏的人，对中国没有好处”。但他也清楚地认识到，若不依附于军事领导人，一个外国人很难对中国政治真正施加影响。他的好友克劳曾含蓄地批评道：“孙明甫接触的都是军阀，这些军阀为了无谓的权力争夺将普通人卷入战斗。”孙明甫不再满足于仅充当中外交涉的调解人，或是纯粹的“顾问力量”，而是成为能够改变中国政治格局的积极参与者。他在唐继尧和吴佩孚之间辗转，“我做了很多中国朋友不赞成的事，但我认为这是在真正帮助中国。我曾经支持这个人或那个人，认为通过这种支持可以推动事情的发展”。他最终深陷军阀政治逻辑的泥淖，再也无法从“他者”视角理解中国政治，沦为军阀时代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政治掮客”。
1920年代初，“联省自治”思潮一度盛行，得到了部分军阀、知识分子以及外国在华人士的吹捧，孙明甫亦属其中之一。他认为，中国未来的出路在于“联省自治”，这意味着各省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各省选举本省人担任省长，在此基础上实现联合，进而建立一个代表中国各联邦省份的中央政府。这种构想暗含了对美国联邦制经验的参照，亦源于孙明甫对中国政局的现实观察。在他看来，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业已崩溃，北京政府既无权威也无能力统一全国，追求“武力统一”的军阀战争给民众带来灾难，推行“联省自治”或有望结束数年的军阀征战。游历于中国各地的经历使孙明甫相信，中国具备联邦制的天然土壤，各省在经济、地理、文化上的差异是推行自治的基础。
根据他的评估，唐继尧治下的云南或将成为在全中国推行“联省自治”的起点。云南地处边陲，具备推行自治的先天地理优势，更重要的是，孙明甫认为唐继尧有推行“联省自治”的意愿。他乐观地表示，“唐继尧将会是中国第一个裁撤军队、让军队从事筑路和农业的人。他想帮助云南，也想帮助中国。唐继尧一直在宣扬民有民治，他宣布废督是发自真心的。只要北方不与四川联手入侵云南，他就愿意与四川达成协议。他也不介入与广西的战斗，他只想独善其身。如果南北均允许云南自治，那就会有和平”。在此信念下，孙明甫作为唐继尧的私人顾问，协助他与各方磋商和平协议。
1920年夏天南北政局的剧烈动荡，为推行“联省自治”至少是“云南自治”提供了短暂机遇。直皖战争后段祺瑞下台，8月起陈炯明率粤军讨伐桂系，桂军败退。此时控制北京政权的直、奉两系认为，南北和平能否实现，要看滇系态度，因此积极拉拢唐继尧。各方通过孙明甫以探听唐继尧意向，“目前唐继尧是整个局势的关键。近日总理靳云鹏派人联系我，恳请我接受他的委托，与唐继尧谈判。总统亦派遣财政总长周自齐来见我，提出了同样的请求。李纯也恳请我将他的和平条件转达唐继尧”。孙明甫为此四处奔走，10月初，他陪同唐继尧代表与江苏督军李纯举行和谈。11月，他又赴京寻求与北京政府达成联合的可能。然而，西南地区的内部争斗中止了孙明甫的活动，原驻川滇军军长顾品珍起兵反唐，1921年2月唐继尧下野出走。孙明甫也被认为是其“鹰犬”而遭受舆论攻击，他被指责为“比日本人还坏，一直在把中国出卖给外国特许经营者，并且玩弄肮脏的政治手段”。端纳也批评称，孙明甫的议和方式与以往军阀间的利益勾结并无二致，“单独议和是愚蠢的，应有一个全面的和平，否则根本没有和平”。
此后，孙明甫又投入吴佩孚麾下。直皖战争后，吴佩孚由直系师长跃升为“中外瞩目的政治新星”，特别是他善于利用“公电”媒介来表达“对国家主义和民主观念的拥护”，将自己塑造成爱国者的形象。吴佩孚还特别注重争取英美社群的支持，“以便在他取得最高权位的时候，赢得他们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孙明甫被其有意塑造的形象所吸引，1921年9月，他前往湖北与吴佩孚会面，称其“具有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非凡勇气”。孙明甫认为，吴佩孚“很对他的胃口”，因为他“拥护民治政府，主张在宪法形式下建立稳定政府。”孙明甫成为吴佩孚众多幕僚中的一员，如另一位日籍幕僚冈野增次郎所言，吴佩孚在洛阳的官邸“引四方有志政客访问洛阳者不断，嵩山洛水实成为四百余州欲求功名富贵之土流的总汇点”。
在吴佩孚的政治架构中，召开国民大会是其“国家主义”理念的重要环节，这种姿态使孙明甫相信，如若自下而上的“联省自治”难以推行，或可借助“开明军阀”先实现全国统一，“他们能够保护人民，而人民可以通过召集各省代表会议，决定政府的改组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契合当时联省自治派中的“先国后省”理论，吴佩孚本人也宣称，“自治为救国要诀，佩孚素所主张，但各订省宪，不顾中央，绝非余所赞同。中央自治条例公布，然后推行全国”。1921年9月，吴佩孚授意张绍曾发出召开庐山国是会议的通电。孙明甫为其疏通各方，他意欲借助汤节之的影响力，动员此时在上海出席全国商会联合会的各省商界领袖，公开支持并出席庐山会议。他劝说汤节之带头表态，中止正在上海召开的会议，“吴佩孚已发出邀请，请全国人民到庐山开会，这一邀请已获得广泛响应。商会联合会是否应避免重复召开会议，接受庐山会议的邀请？”而后，汤节之在会上发表公开声明，号召与会代表支持庐山会议，并表达了支持吴佩孚的倾向。由于全国各方反对，庐山会议无疾而终。1922年初，八团体国是会议在上海召开，孙明甫认为研究系有操纵此次会议的企图，因此强烈建议与会的汤节之设法阻止。3月15日会议开幕，汤节之以报到代表未达法定人数为由抗议，又提出不可径用“国是会议”之名，继而要求取消开幕，否则将代表上海总商会退席。
孙明甫既是吴佩孚政治表演的受众，又参与其中，通过国际背书建构其民主爱国形象。他以“Bruce Baxter”的化名在《字林西报》上为吴佩孚做“人格担保”，并为其军事活动辩护。他声称吴佩孚在湖北发动战事、霸占京汉铁路收入实属不得已之举，并将其描绘为北京与广州政府的“受害者”，“他不愿听命于北京或广州，仅因为这个原因，政客们就千方百计地把他描绘成自私自利的最坏的军阀”。1922年12月，孙明甫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长文，极力渲染吴佩孚将遵照美国经验建立统一民主的新中国，并配有吴佩孚大幅照片。文中宣称：“统一的中国将在极短时间内到来，它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最和平的国家之一。伟大的中国即将到来的迹象在全国各地出现。假以时日，中国将发展出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一个比我们美国更优秀、更美好的政府。”
随着吴佩孚“武力统一”政策渐成定局，孙明甫对其实现“联省自治”的幻想逐渐破灭。但他又认为，此时直奉两股势力分庭抗礼，在无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吴佩孚总比张作霖要强。至此，孙明甫已彻底陷入“以军阀制军阀”的逻辑困境。1921年底梁士诒组阁后，直奉关系急剧激化，孙明甫四处探听奉系动向。他前往北京拜访梁士诒，主动提及直奉大战不可避免，甚至列举了详细的作战可能，并表示如若奉皖联合，或者由梁士诒出资支持，直系很可能被击败。从表面上看，孙明甫是在探讨战争可行性，实则是在试探梁士诒的立场，并诱导他透露所掌握的奉系与皖系动向。梁士诒表示，他本人绝不会支持奉皖联合军事行动，但亦同意大战将在3个月内爆发，并且会按照孙明甫所提到的作战计划进行。由此孙明甫推断，梁士诒知晓某些军阀的动向，很可能已有人进入备战状态。1922年底，孙明甫又深入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地区，打探张作霖与日本军队的消息。他向吴佩孚报告，自从直奉大战被击败后，张作霖一直与日本勾结，并图谋重返北京，“他已着手对其军队进行全面改组，聘请了日俄反动分子充当顾问”。
他还试图帮助吴佩孚调和与江苏督军齐燮元的关系。尽管二人同属直系，却存在微妙竞争。孙明甫与齐燮元是旧相识，他多次拜访齐燮元力劝其与吴佩孚“建立更加和谐的关系”，并保证他是基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呼吁。时值曹锟谋求大总统之位，孙明甫甚至怂恿齐燮元与吴佩孚联手推翻曹锟以取而代之，“我了解您与曹锟的关系，也了解吴佩孚与他老上级的关系，因此我确信，你们谁也不能指望他，他对直系名义上的领导也绝非长久之计。曹锟没有任何军事才能，他和他在保定的亲信一样肆无忌惮。我曾多次告诉过您，曹锟完全受曹锐和边守靖的控制，他们希望吴佩孚和您之间发生摩擦，仅为了维持曹锟的权力平衡。此二人为了一己私欲，不惜牺牲吴佩孚和您的利益”。齐燮元怀疑孙明甫是在为吴佩孚说项，挑拨他出头反对曹锟，从而令吴佩孚独享渔翁之利。其后齐燮元力挺曹锟竞选总统，孙明甫也察觉齐燮元不信任自己，“齐燮元有能力玩左右逢源的游戏，我一直担心他会在与我打交道时使用同样的伎俩。他非常聪明，总是时而这样或那样，又怕与我相交太深，所以不采取积极行动”。
孙明甫试图改变中国政治走向的目标过于宏大，已远超出“中国通”所能掌控的范畴。尽管他始终寻求破局之法，但却未曾也没有能力提出一套系统方案。随着中国民族主义洪流愈演愈烈，他对中国政治的介入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周自齐曾被问及对于孙明甫等“洋顾问”有何态度，原本与之交往甚密的他却表示，现在他对任何介入中国政治的外国人皆无好感，因为他们“在干涉他国事务”。在临终前，孙明甫又对冯玉祥寄予厚望。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吴佩孚失势，冯玉祥受到段祺瑞、张作霖排挤。孙明甫断言，段、张合作不会长久，冯玉祥则是有能力之人，“其他人都在为地位而战时，冯玉祥至少已经开始整顿辖区内事务。他对张家口、北京一带的治理成效显著，令人钦佩”。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的同一天，孙明甫因病逝世，报纸上他的讣告被孙中山去世的消息所淹没。索克思为其撰写悼文，称他是“一位忠实的朋友，爱中国就像爱自己的祖国”。据端纳所说，孙明甫生前已被提名为新任美国驻华公使，只待总统最终批准。端纳认为这既“悲惨”又“值得欣慰”，欣慰是因为孙明甫终于“摆脱了世俗烦恼、外交阴谋和其他琐事，在远离督军、政客的地方安息”。端纳评价道，孙明甫是“一个过于敏感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公使，如果不幸降临在他身上，他一定会很痛苦”。
结语
孙明甫的个案表明，在中外关系进程中，“中国通”群体既非单向的文化侵略工具，亦非被动的历史旁观者，而是与中国政治社会深度互动的复杂主体。孙明甫的优势在于，在近代不平等条约体系之下，他既拥有外国人的特殊地位，又深谙中国本土人情文化逻辑。他通过与各地军政要员实际接触所获取的情报，往往具有即时性与在地性优势，不仅填补了美国在华官方情报系统的不足，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公使的判断。他作为跨文化中间人的作用，在美孚石油公司与北京政府的谈判中得以彰显。在1923年临城劫车案中，他以“孤军深入”的江湖规则赢得信任，并借助外国人身份最终促成人质释放。
作为当时“中国通”中的佼佼者，孙明甫所面对的困境反映了外国人介入中国政治的限度。矛盾之处在于，他越是想要融入本土权力逻辑，越是陷入身份认同的危机。作为“中国人的好朋友”，他试图以联省自治等进步主张改造中国，但其活动始终依附于军阀权力网络，陷入“以军阀制军阀”的传统思维，在唐继尧、吴佩孚等军事强人之间投机周旋。他对吴佩孚的扶持，本质上是对“开明军阀”幻象的投射。这令他不仅丧失了外部观察者的客观立场，还失去了作为中外交涉桥梁的诸多优势，最终沦为政治掮客，甚至成为军阀权力斗争的棋子。更不必说，当中国民族主义浪潮席卷而来时，其“外国顾问”身份与本土政治诉求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其存在的合法性本身遭到质疑。
（责任编辑： 张秀玉）
原文载《安徽史学》2025年第6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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