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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读懂一位亡国之君的灵魂自白吗?

宋徽宗赵佶,这位被龙椅耽误的艺术巨匠,在国运飘摇之际,竟以帝王之尊亲自注解道家最深奥的《西升经》。

这并非闲情雅趣,而是一个深陷现实绝境的天才,在向虚空追问终极的答案。他的笔下有“道”最精微的震颤——似光非象,似存若亡;他将宇宙生成喻为弹琴,把生命差异说成滋味。

这篇文章,带你穿透千年文本,看一位失败皇帝如何用哲学自救,并让你在纷繁世界中,触摸到那个让万物生生不息的寂静本源。这不仅是学问,更是一场关乎生命归宿的深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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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象”这段文字的核心,是宋徽宗赵佶对《西升经》中“道象”这一概念的御笔注解。要理解它,我们必须先回到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

宋代,特别是北宋,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一方面,它文治鼎盛,文化艺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另一方面,它又始终笼罩在强邻环伺的军事压力下,有一种内在的、精致化的内敛倾向。

皇帝赵佶本人,正是这个时代矛盾的集中体现:他是一位无与伦比的艺术天才,书法、绘画、音律无不精通,对道教文化更是推崇备至,自号“道君皇帝”;但同时,他也是一位失败的君主,其统治最终导致了“靖康之耻”。

他的注经行为,绝非简单的学术活动,而是一种带有强烈个人色彩与国家意识形态色彩的哲学建构。他试图以帝王之尊,通过对道家最高经典的诠释,来为帝国、也为个人的精神世界寻找一个稳固的、超越现实困境的终极依据。

因此,这篇御注,字面上是解说“道”,字里行间却渗透着一位艺术家皇帝对宇宙秩序、生命本源与精神归宿的深沉探寻,以及对“归真”的迫切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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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本本身而言,其结构并非线性论述,而是典型的经注体“释读-引申”的循环,我们可以将其拆解为几个紧密相连的意群。

开篇,赵佶直指核心——“道无形端,恍惚亡若存”。他引用《易经》“见乃谓之象”,却立刻翻转:正因道不可见,所以任何具体的“形象端倪”都无法穷尽它。

这里,他巧妙地用“恍”与“惚”二字做了极为精微的辨析:“恍”是光晕般的存在,似有实无;“惚”是未成形的胚胎,似无实有。

这种状态,是“有”与“无”的临界点,是存在本身的源头,无法用寻常的“有/无”范畴去套用。这奠定了全文的基调:道是超越感官与概念的终极实在。

接着,他以“种木未生”为喻,展开了一幅道生万物的动态图景。种子未萌时,不见枝叶根茎,如同人在“太易”之时的混沌未分状态。

这里,他引入了“地水火风”四大和“四时之气”的概念,这是将印度佛学的“四大”说与中国本土的五行气化哲学进行了融合。种子的萌发,枝叶根茎的显现,正如人身之成形,是聚合了时空中的多元能量(气)依循特定规律(缘)而结成的暂态。

他追问:“生生者果何物哉?”答案又回到了开头:正是那“无形端”、“亡若存”的道象。

这一部分,赵佶展现了他作为道医思维的一面,将宏观的宇宙生成论与微观的生命胚胎学贯通起来,体现了“人身一小天地”的古典整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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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论述从生成进入“分化”与“差异”的层面。道分阴阳,散为五行,别为五味。

他用《尚书·洪范》的经典表述,解释了甘、苦、辛、咸、酸五种味道与五行(土、火、金、水、木)属性的对应关系。

关键在于他的结语:“味则五行也,而味味者道也。”万物呈现的差异(味)是五行运作的结果,但使得差异得以被呈现、被体验的那个背后的本源(味“味”者),才是道。这就像我们尝到甜或苦,是舌与糖或黄连相互作用的现象,但“品尝”这个觉知能力本身,更为根本。

同理,“气行有多少,强弱果不均”,万物禀受的气量不同,造成了强弱美丑的差异,但所有这些差异性的个体,如同大风吹过万千孔窍发出不同声音,其根源(风/道)是同一的。

这就是“同出异名色,各自生意因”。赵佶在此处,既承认了现象世界纷繁复杂的合理性(各自生意因),又坚定不移地指向了其统一性的根源(同出),这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本体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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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文章自然过渡到生命形态的多样性——“从是异性行,而有受形身”

性情的刚柔缓急,决定了形态的羽毛鳞介。偏向阳气的生物亲近天空,偏向阴气的生物亲近大地。但他立刻升华:无论有情无情,有形无形,其路途虽殊,终极的归宿却相同。这为下文论述“回归”埋下了伏笔。

如何理解这个无形的“道”与有形世界的关系?赵佶用了两个绝妙的比喻。

一是音乐:“譬如起音者,攘弦手动传。”大道如同那位弹奏者(起音者),精神的发生如同手指拨动琴弦(感激生精神),而宫商角徵羽五音纷呈的世界,就是被奏响的乐章。道是奏乐的主体与动能,精神是触动,万物是音符。

二是声音本身:“金石有声,不考不鸣。”道本身蕴含万有可能性(有声),但需要机缘触发(考之)才能显化(鸣)。这两个比喻,将“虚无生万有”的抽象哲理,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艺术创造过程,极其生动,也极具赵佶的个人艺术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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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出了身心世界的本源后,笔锋转向对现实人生的批判性观察。

赵佶指出,人拘限于有形生命(域于有生),以身体、语言、意识(身口意)为根本,但驱动这三者的,仍是道。

然而,人们往往“去本而就末”,远离了道体本身的虚静自然(本净在虚静),沉迷于由五音、五色衍化出的纷繁娱乐与感官刺激(与乐色连),这就是“散朴以浇淳”,离纯朴浑厚的本源越来越远。于是,生死流转的痛苦便产生了。

道通过展示这种生死变幻的“非常”态,其深层意图(欲使)恰恰是提醒众生,要“归其真”,回归那个不增不减、不死不生的真常之道。全文以此作结,完成了一个从“道之本源”到“万物化生”,再到“迷失流散”,最终指向“回归其真”的完整哲学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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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篇精湛的论述中,有三句话在我看来尤为夺目,堪称文眼。

第一句是:

“恍者有光而无象,意其有而非有,惚者有一而未形,意其无而非无。”

这对“恍惚”的阐释,已不只是训诂,而是深刻的哲学体验描述。它将道那种既非绝对空无、又非具体实存的、“在”与“不在”之间的原初状态,形容得淋漓尽致,充满了一种朦胧的、启示性的美感。

第二句是:

“味则五行也,而味味者道也。”

这句话具有认识论上的穿透力,它清晰地区分了现象的属性(味)和现象得以被认知的先天条件(味“味”的能力或本体),直指主体觉知本身,与后世心学“知觉便是心”的体悟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句是:

“譬如起音者,攘弦手动传。宫商角徵羽,口气呼嗡元。”

这组比喻是全文的神来之笔。它将宇宙生成论诗意化、艺术化了。大道不再是冰冷抽象的法则,而成了一位充满生机的伟大艺术家,宇宙万物便是他即兴挥洒而出的、和谐又复杂的乐章。这个形象,饱满而亲切,极大地消弭了“道”的疏离感。

总的来说,赵佶的这篇御注,不仅是对《西升经》的权威解释,更是他个人哲学世界观的集中表述。

它融合了易学的象数、五行学的分类、佛学的缘起观以及道医的生成论,最终用高度文学化和艺术化的语言编织成一个自洽的体系。文中对“本源与显现”、“同一与差异”、“迷失与回归”的辩证思考,展现了中国哲学特有的圆融智慧。

尽管作者身为帝王,其个人与国家的命运最终以悲剧收场,但这份对“道”的虔诚探寻与精妙诠释,却使其在文化长河中,脱离了个体命运的桎梏,成为后世理解宋代道家思想乃至中国古典生命哲学的一扇珍贵窗口。

它提醒我们,无论外界如何纷扰,向内追寻那个“虚静自然”、能使万籁奏鸣的生命本源,或许才是超越无常、安顿心灵的永恒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