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的带头推动下被各国广泛采用，直到今天，依旧是世界主流经济学理论。然而，所有采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国家，无论大国小国，都在经历短暂的繁荣发展之后，陷入停滞甚至衰退，而新自由主义对此却没有有效的应对之策。
一般来说，这意味着当前这一经济理论存在重大缺陷，需要改良甚至更替。尤其是完全没有接受新自由主义的中国，经济持续蓬勃发展，与采用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形成鲜明对比。许多国家都已意识到这一点，不少西方学者也开始批评新自由主义。按照惯例，新自由主义应当开始被更新的理论替代，就如同此前凯恩斯主义替代重商主义、新自由主义替代凯恩斯主义一样。
但时至今日，新自由主义的地位依旧稳如泰山、不容动摇，甚至仅仅是批评其缺陷，都可能被欧美主流舆论扣上“异端”的帽子。这种不符合国家利益和历史规律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出现的？
对于许多弱小国家而言，新自由主义从头到尾都是一味他们不得不吞咽的毒药。作为后发国家，它们本就在技术水平上落后，加之近代遭受西方殖民掠夺，也丧失了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可能。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重要素中，后发国家至少存在两项短板。即便这些国家倾全国之力筹措部分资金、钻研出一些技术，依靠这些产出的产品，也很难在国际市场上与先进国家的产品竞争。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国家发展，后发国家只能选择借贷、引入外资，即便像中国这样格外强调独立自主的大国，也无法例外。但有能力对外放贷的，依旧是那些靠殖民掠夺发家、骨子里信奉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发达国家。即便是看上去温和、号称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事实上也受欧美发达国家操控。
这些国家当年因民族主义浪潮被迫放弃殖民统治，本就心不甘情不愿，又怎么可能真心实意帮助由前殖民地独立而成的国家发展？欧美愿意放贷，实则是想通过这种手段赚取更多利益，顺带控制后发国家的经济命脉，重新掌控这些国家的命运。
当时世界正处于冷战期间，欧美无法将自身贪婪表现得过于露骨，因为这会促使第三世界国家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于是，无限推崇私有化和市场作用、拒绝国家干预和市场保护的新自由主义，进入了欧美的视野。毕竟在纯粹的市场竞争之下，后发国家无论如何都不是欧美的对手。在这样的体系中，欧美能够以看似公平、合理、合法的方式进行掠夺。
起初，欧美还多少有所防备，担心自由放任可能引发经济危机。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欧美爆发滞胀危机，而凯恩斯主义对此束手无策，它们便彻底打消了顾虑。既然经济危机终究无法避免，不如干脆彻底放任，以在国际竞争中实现利益最大化。
于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美这两个资本主义领头羊带头转向新自由主义，并将这套理论向全球推广。任何国家想要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贷款，就必须接受新自由主义，推行全面私有化并彻底开放市场。后发国家也明白其中暗藏隐患，但为了借到钱，只能被迫接受欧美的条件。越是弱小且急于获取资金摆脱困境的国家，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然而，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后果，便是后发国家好不容易培育起来的本土产业，不是被欧美成熟产品冲垮，就是落入欧美资本的掌控。即便外资涌入能带来一段时期的繁荣，可只要欧美，尤其是美国有需要，随时可以收割后发国家的发展成果。
新自由主义给小国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让这些国家彻底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机会，沦为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附庸”。但欧美这些发达国家自身，也并未从中获得长远益处。诚然，在新自由主义倡导的私有化、市场化环境中，这些国家凭借自身强势地位，能够收割落后国家的劳动成果，将后发国家困在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地带。
但新自由主义理论并非只对外适用、对内例外。在通过新自由主义掠夺其他国家的同时，欧美自身也不得不承受其带来的苦果。随着国家干预力量被削弱，“大鱼吃小鱼”的资本兼并盛宴在欧美上演，曾经为社会提供大量岗位和财富的中小企业，逐渐被大型跨国企业挤兑至破产，大企业形成垄断格局。
垄断会破坏市场价格与供需机制、抑制创新、加剧社会不公，这一点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得到充分论证。尤其是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跨国企业为追求更高利润，往往将产业链转移至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地区，导致欧美本土制造业岗位流失，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进程。
要知道，制造业岗位对工人素质要求更高，薪资水平相对较高，且比服务业岗位更稳定。可以说，20世纪中期欧美所谓的“强大中产社会”，正是依托于强势的本土制造业。跨国企业的这些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堪称“动摇欧美根基”，但资本不会为了爱国而放弃利益。
欧美政府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主动放弃了强制干预手段，仅能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引导，而这些政策的干预力度显然过于薄弱，根本无法阻止跨国企业转移产业链的决心。于是，这些曾经依靠工业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便半主动、半被动地开启了去工业化进程。
起初，欧美凭借领先的科研水平，自认为能掌控生产核心环节，对此并不在意。直到承接了全球产业转移的中国，依托完整的产业链基础不断自主创新，在诸多领域逐渐赶上甚至超越欧美；而欧美自身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才开始察觉到危机。
为维持自身地位，欧美试图打压中国，却真切体会到了产业空心化的恶果。欧美自以为能成为杀手锏的技术垄断，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中国发展的步伐，甚至反而激发了中国自主研发的决心；而中国的产能优势，却真正击中了它们的“七寸”。
即便中国触及了欧美的核心利益，它们也不敢动用惯用的军事打击手段——因为其本土军工产能，已无法支撑与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强国展开大规模战争。沉浸在优越幻梦中多年的欧美，这才恍然惊觉自身并非完美无缺。
部分欧美学者开始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缺陷，但这种理智的声音始终无法进入主流舆论场。欧美依旧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前行，在放松国家监管、扩大企业权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种状况其实相当反常，因为经济理论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
一般而言，当一个国家奉行的理论无法为其发展提供支撑时，该国就会寻求新的理论以摆脱困境。而经济理论研究看似相对独立，实则依赖国家支持。毕竟人性逐利，政府倾向采用哪种理论，该理论的研究就更易获得资金扶持，研究者也更易崭露头角，进而吸引更多人投身相关研究，形成更多研究成果。
如果说小国被新自由主义坑害后仍奉行此道，尚可解释为受大国逼迫；那么在欧美自身深受其害、学术界已开始转向的情况下，又是什么在阻碍经济学理论的迭代？这个问题看似费解，实则答案明确，只需看清谁是新自由主义的既得利益者。
诚然，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最终都深陷困境，但并非没有利益集团从中牟利，这个集团便是跨国资本。尽管资本家有祖国，但资本本身没有国界。指望掌控资本的资本家具备爱国情怀，显然不切实际，既然能成为资本家，又怎能奢望其坚守良心？
对资本而言，国家管控能力越弱，意味着自身受到的约束越少，获利空间就越大，这无疑是“好事”。至于新自由主义是否会影响国家稳定与发展、限制人类未来，资本毫不在意；甚至它们更希望世界格局永远固化，以稳固自身地位。
而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极易掌控政府，毕竟政客也需要依靠资本的支持。于是，即便新自由主义的弊端已展露无遗，欧美仍要全力维护其地位。事实上，这些跨国资本的算盘险些得逞：若不是中国顶住压力与诱惑，坚持发挥政府的经济调控职能，世界早已任由跨国资本胡作非为。
也正是因为中国坚守这一原则，近年来才得以成为世界发展的引擎，在诸多行业逐渐赶超传统发达国家，引发欧美各国的反思。但资本不会因国家困境而放弃眼前利益，即便欧美已意识到问题所在，在资本的影响下也注定束手无策。
要改变这一切，要么欧美发生根本性变革，要么只能等待中国进一步发展壮大，彻底重塑当前的世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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