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历史上由游牧民族所建立的王朝的制度、文化等都是由其生存方式所催生出来的，同理，清朝八旗军的建立也是如此逻辑，八旗军不管是制度还是技艺都是由其狩猎文化所直接衍生出来的，可以说，清朝的创业史就是一个从猎场走向战场的过程。
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其祖父所遗的十三副甲起兵，开始以武力兼并女真各部，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在收服董鄂部长何和里，并攻灭其附近诸部，将诸部人马收编之后，考虑到人马众多、不便管理的现实，于是就正式决定创建军制，规定，每百人为一牛录。
所谓的“牛录”是女真人的射猎单位，女真人在行猎时常常以十余人为一射猎单位，这些人在来到围场之后每人拿出一支箭，然后各自说出自己的狩猎计划，当某个人的计划为众人所赞成，或者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那么众人就将所出的箭交给此人管理，此人也就成为这十余人在此次狩猎过程中的指挥官，其他人则不许离队或者违命，否则，指挥官有权对其进行处罚。
这个临时所组成的狩猎单位就被称为“牛录”，指挥官则被称为“牛录额真”。“牛录”即大箭，“额真”即主的意思。“牛录”是女真人在野外射猎的基本单位。
除了这种小规模的射猎之外，女真人每年秋季还会举行大猎，常常会聚集数十“牛录”，而这种大型狩猎活动的指挥官的选举和“牛录额真”的选举办法是一样的，各“牛录额真”各出一支箭选出一大“牛录额真”作为指挥官，称为“甲喇额真”。
在狩猎的过程中，女真人不仅将其骑射技艺、野外生存能力训练到极致，也同时将令行禁止、协同围猎的纪律刻入其基因中，当女真诸部之间爆发战争时，这种组织也就是军事单位，女真人可以直接将他们在狩猎期间所积累的经验和形成的纪律应用到战争中。
努尔哈赤创建军制也不过是将狩猎组织正式转化为军事单位，将狩猎期间所积累的经验、战术迁移到军队中。同时，狩猎过程中的那种集体主义、绝对服从和论功行赏的纪律、制度也成为女真军队文化的一部分。
行文至此，子玉觉得有必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许多人总是对霍去病为什么初上战场就积累了封侯的军功、喜提名将一事表示疑惑，其实，霍去病的成材也是刻意训练的结果，在史书中，我们会看到汉武帝特别喜欢打猎，可以肯定，汉武帝每次打猎都会将其当作战争来对待，也一定会带上霍去病，在这个过程中，霍去病就不仅将其骑射技艺训练到极致，也学会了如何指挥军队，更磨合了其与核心部下之间的协同力。
而且，汉武帝也一定会将其对兵法的理解传授给霍去病，对其进行指导，卫青也必然会将他出击匈奴的经验传授给外甥，这种名师加刻意训练的理论加实践的模式最终将霍去病锻造成名将。
他后来上战场也只不过是将其在猎场的经验迁移到战争中而已，可以说，猎场就是霍去病的训练基地，汉武帝和卫青就是霍去病的师父。
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果的背后都有因，没有一个人可以随随便便就成功。
为什么说游牧民族打仗特别厉害，就是因为他们常年身处狩猎的应用场景中，早就将自身锻造为高素质的战士，其将士之间的协同力、粘合力也非常强。还有，野兽都是非常狡猾的，能打到猎物，那么上战场杀敌就必然能行。
万历三十九年（1611），由于部落人口的再次扩张，努尔哈赤又规定，每三百人为一“牛录”，首领称“牛录额真”，汉语称为“佐领”，将其定为武官的基本职级。合五个“牛录”即一千五百人为一“甲喇”，其首领称为“甲喇额真”，汉语称为“参领”。合五“甲喇”即七千五百人为一“固山”，每固山设置正副首领各一名，正首领称“固山额真”，汉语称“统领”，副首领称“梅勒额真”，汉语称“协统”。
努尔哈赤最初只编成四个“固山”，共三万多人，是为正兵。为了区别这四个“固山”，努尔哈赤就授予各“固山”不同颜色的旗帜，为红旗、黄旗、蓝旗和白旗。
这种牛录—甲喇—固山的层级结构是清朝八旗兵制的基础。
八旗兵制直接产生于狩猎文化 图源/剧照
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为了适应其军事上的需求又将副兵的一部分都升为正兵，对之前的四旗进行扩编，增编了镶红旗、镶黄旗、镶蓝旗、镶白旗四旗，其中，黄、蓝、白三旗镶以红色边缘，红旗镶以白色边缘，是为新四旗。
自此，八旗军制正式创建。“固山额真”之上又有和硕贝勒，称为固山王，相当于后金的分封制。但这种分封也只局限于人口，而无土地，所以女真人当时的籍贯就是某旗某牛录。
可见，八旗军的创建是从生产单位直接转化为军事单位，是将分散的部落力量整合进八旗框架，用制度将分散的生产力量变为军事合力。其中，血缘和地缘纽带以及打猎期间所形成的粘合力就是八旗军的凝聚力。
为什么八旗兵在打天下的过程中特别生猛，就是因为努尔哈赤所创建的八旗制度的高效性，这种高效性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八旗兵在萨尔浒之战中的表现，他们能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在辽东大地上来回奔波，分别歼灭明杜松、马林和刘綎所率领的三路明军就是其单兵素质和制度优势所共同作用的结果。
同时，八旗军作战的动力也来自于赏罚公平，每次克城之后，按照军功不论亲疏是严格执行赏罚制度，因此八旗将士是一听说打仗就兴奋得不行，攻城时是奋勇先登，野战时又奋勇力战。而这种公平的赏罚制度也是来自于此前打猎时的公平分配。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八旗兵只是将之前的打猎行为切换为掳掠而已。
由于女真人生产和作战是一体的，所以也就全民皆兵，角色切换非常丝滑。另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也属于草创阶段，文武不分，所以后金是典型的军政合一。当时，努尔哈赤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参决机务，札尔固齐（蒙古语理事官）十人，分别打理政务，一个是辅助决策层，一个是执行层，而不管是理政大臣还是札尔固齐都是以八旗的固山额真或梅勒额真兼任。
努尔哈赤创业属于将一个小部族发展为大部落，进而发展成国。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也就是创建八旗军制的次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正式即大汗之位，建元天命，国号后金。
由于后金是直接由部落转化为国，所以不管是八旗旗主还是大汗都是推选而出，带有明显的公选制的特点。
不过呢，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军制时是将满、蒙、汉混合编组，当时的八旗军共六万人，其中女真佐领有三百零八人，蒙古佐领七十六人，汉军佐领十六人，共四百佐领。
皇太极即位之后于天聪九年（1635）分蒙古为八旗，兵力为六千八百四十人，崇德二年（1637），又分汉军为二旗，以石廷柱为左翼管旗大臣，马光远为右翼管旗大臣。崇德四年（1639），汉军由二旗扩编为四旗，崇德七年（1642）又扩充为八旗，“天佑”“天助”兵皆编入其中，汉八旗和蒙八旗也是以旗帜的颜色进行区分。
这里介绍一下“天佑”兵和“天助”兵。皇太极时代将蒙古兵称左右翼，石廷柱和马光远所统之兵称汉军，孔有德和耿仲明所管之兵称“天佑兵”，尚可喜所管之兵称“天助兵”。其中，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是于1633年投降后金的，皇太极令三人统所部各为一军。
清朝的八旗制度在皇太极时代进一步得到规模化扩张，也进一步规范化。
皇太极进一步扩建了八旗军制 图源/剧照
除了满、蒙、汉八旗之外，清朝还有索伦锡泊等兵，察哈尔兵。
为了进一步规范八旗，皇太极还于天聪八年（1634）定军制之名，参考明朝的军制对八旗军的名号也进行了细分，如护军、前锋、守兵、边兵、援兵、炮兵、骑兵、步兵各营伍，分别称之。因为，此前的八旗军普遍称呼是某将领之兵，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皇太极要想进一步规范八旗军，建立正规王朝，进而与明朝争天下就必须如此。
清军入关之后又于顺治十七年（1660）设置了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备御等诸名号，论功加授。
最后再介绍一下八旗军的行军特点以及盔甲。先说行军特点。八旗军行军时由八个旗主分别统率所部兵，在宽阔地带，他们是并列行军，分为八路分进合击，遇到地面狭窄的地方则各行一路，不得乱其节次。军队接战时，以被坚甲、执长矛、操刮刃者为前锋，以被轻甲、善骑射者由后冲击，同时以精锐骑兵作为预备，实行机动作战，支援各方。
再说盔甲。女真制度，称坚甲为铁甲，轻甲为棉甲，铁甲是以缎子或者棉布作衣裳，在里边缀以二寸长一寸宽四分厚的锻铁叶，成排成列衬于衣服层中，用细绳进行缝纳。棉甲则为缎制或棉布制作的军服，仅在重要部位缀以薄铁叶，或用生皮片缝纳而成。
至于八旗军的训练，之前是在猎场，之后则是在战场，当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率领八旗兵数次作战，打赢了许多战役之后，八旗兵不管是个人素质还是精神面貌都得到了质的变化，在攻克辽东诸城的过程中，八旗军也积累了丰富的攻城经验，并进而掌握了火器的制作以及使用方法，进一步提高了其战斗力。为什么皇太极能指挥八旗军五次破关而入对大明实施消耗战略，原因就是八旗军不管是单兵作战能力，还是团队作战能力都已经非常成熟。
当大明不断衰弱之后，清军的入关就只是时间问题。
总之，八旗军制的一切都是由猎场发展而来，清朝的创业史也是一个从猎场走向战场进而问鼎中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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