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诗词“杀死”的皇帝！
金陵皇宫，李璟，那时还叫徐景通，站在烈祖李昪的病榻前。老皇帝攥着他的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守成……勿轻动兵戈。”
可先帝jia崩的钟声还没散尽，新皇帝就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改回李姓。“徐”是养父的姓，“李”才是大唐正统。他在登基大典上，对着群臣朗声道：“自今日起，朕当承高祖、太宗之志！”
第二件事，换上全新的朝堂班子。那些劝他“休养生息”的老臣，一个个被调离中枢。取而代之的，是五个和他气味相投的文人，冯延巳、冯延鲁、陈觉、魏岑、查文徽。
这五个人，史书给了个外号：“南唐五鬼”。
第三件事，他把地图铺在案头，手指划过长江，直指福建、湖南。眼神里的光，像极了少年时读到李白诗句时的炽热。
这不就是个雄心勃勃的皇帝吗？
问题就出在这儿，他把写诗的浪漫，用在了治国上。
早朝时，有武将汇报军费吃紧，百姓赋税已加重三成。李璟皱了皱眉，却转头问冯延巳：“爱卿昨日那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后半阙可有了？”
冯延巳何等机敏，立刻接道：“回陛下，不如陛下的‘小楼吹彻玉笙寒’意境高远。”
朝堂之上，君臣相视而笑。底下跪着的武将，把头埋得更低了。
他把朝堂当成了诗社，把国事当成了唱和。
李璟的军队南下福建时，旌旗在烟雨江南中飘扬，捷报像雪片一样飞回金陵。
皇宫里夜夜宴饮。
降将们跪了一地，说着恭维的话。李璟举着酒杯，站在高阶上，身后是大唐的疆域图。那一刻，他是不是真觉得自己离“天可汗”不远了？
但镜头一转：被占领的闽地，南唐将领正在抢掠百姓。一个老农跪在田埂上哭喊：“王师！这是王师该做的事吗？！”
金陵的国库里，掌管财政的官员愁白了头。账本上，军费开支的数额触目惊心。
而李璟在干嘛？
他在新建的亭子里，和冯延巳对坐。细雨打湿了他的龙袍下摆，他却浑然不觉，沉浸在新词的推敲中。
当后周军队已经集结边境的消息传来时，李璟的第一反应不是召集将领，而是问：“周主……也懂诗词吗？”
他真的以为，天下事都可以用诗酒化解。
公元958年，后周世宗郭荣打到了长江北岸。
李璟站在金陵城楼上，看着对岸连营百里的周军旗帜。他曾经赖以自信的长江天险，在真正的刀剑面前，薄得像一张纸。
谈判桌上，周使一句一句念出条件：
“去帝号，称国主。”
李璟的手抖了一下。
“改服色，紫绛可用，明黄禁穿。”
笔尖的墨滴在了绢帛上。
“还有——”使者抬眼，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日天气，“为避我朝信祖讳，请国主改名。‘璟’字，往后不能用了。”
轰隆，窗外雷声炸响。
李璟的脸，那种表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不是愤怒，不是悲痛，而是一种彻彻底底的茫然。
他张了张嘴，好像想问：“那……我叫什么？”
可他最终什么也没问，提起笔，在降表上签下了新名字：李景。
一个立志复兴大唐的皇帝，最终连父母给的名字都没保住。
晚年的李璟，成了惊弓之鸟。
他觉得金陵离后周太近，不顾所有人反对，执意迁都南昌。
迁都那天，没有嚎啕大哭，只有金陵百姓默默站在街道两边，看着皇家的车驾远去。有个老书生跪在路边，手里捧着一卷词集，那是李璟早年刊印的《瑶光集》。
李璟从车帘缝隙里看到了。
他的手攥紧了帘子，骨节发白，但车队没有停。
到了南昌，所谓的“行宫”不过是稍大点的宅院。秋雨夜，李璟坐在漏雨的屋檐下，听着滴滴答答的水声。
侍从小心地问：“国主，要不要传乐工来奏一曲？”
李璟摇了摇头，他忽然轻声念起自己多年前写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
念到一半，停住了。
他是不是想起了金陵的宫殿，想起了那些君臣唱和的夜晚，想起了自己曾经的名字？
几个月后，李璟病逝在南昌。
死前，他让侍从取来纸笔，似乎想写点什么。但最终，纸上只有一团干涸的墨渍。
李璟这个人，你说他昏庸吗？他不懂治国吗？
我觉得不是。
他只是太爱那个“诗人李璟”的身份，爱到忘了自己首先是“皇帝李璟”。
他的悲剧在于，他拥有艺术审美，却在zheng治判断上幼稚得像个孩子。他分不清什么是诗意的豪迈，什么是现实的代价。
他宠信“五鬼”，不是因为他们是治国能臣，而是因为他们能接住他的词句，能理解他的“风雅”。
可治国不是写词啊！
写词可以“小楼吹彻玉笙寒”，可以“吹皱一池春水”。但治国需要的是粮草、是赋税、是边境的守军、是百姓的温饱。
当后周的铁骑踏过长江时，冯延巳能写一百首词退敌吗？
不能。
浪漫救不了国，诗词挡不住刀剑。
李璟到最后可能都没明白：他一生追求的“大唐风骨”，从来不在华丽的辞藻里，而在贞观之治的实干中，在开元盛世的民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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