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0月，英国哲学家罗素踏上上海码头，应梁启超邀请，这位已在数学、哲学领域崭露头角的剑桥学者开始了长达九个月的东方之旅。
而当时的中国，五四运动余波未平，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罗素既没有像一般西方人那样带着优越感，也没有简单地将中国浪漫化，而是以冷静的观察者身份深入北京、上海等城市，与各阶层中国人交流。
返回英国后，他将在华见闻与思考汇集成《中国问题》一书，不过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切敬意之外，罗素也是大胆表态：中国人，有三大缺点！
1922年，罗素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看似是一本普通的书，但这本书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罗素的观点既包含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切赞美，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他认为中国人存在的三个主要缺点：贪婪、怯懦和冷漠。
而针对于此，罗素也是说得直接，在罗素的记录中，他认为当时中国人贪婪的表现主要与经济困境有关。他写道：“生计艰难，挣钱不易。除了少数留过学的，都会犯贪污罪。”
他并没有简单地将这种贪婪归咎于道德败坏，而是明确指出：“多年以来，诚实生活难以为继。”
而对于怯懦这一评价，罗素也并非藏着自己的心思，主动承认：“我并不相信他们真的就缺乏勇气，贪生怕死。”
而在描述当时中国士兵的行为时，他解释说在战场上“双方都想逃离战场”，但这“只能说明中国士兵是明智的人”，因为他们参与的往往是“没有什么重大冲突”的战斗，军队也纯粹是由雇佣兵组成。
最引发争议的可能是罗素关于中国人冷漠的观察。他写道：“中国人缺少人道主义的冲动，很少去做慈善赈灾的事情。”
他还举了一个引起很多人不适的例子：“在中国的街道上如果一条可爱的狗被汽车撞伤了，多数路人都会觉得好笑。”
而罗素在指出这些缺点的同时，也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抱有深厚敬意与高度赞扬。他在《中国问题》中写道：“中国人谦恭、自信、聪慧而明智，有一种冷静而内向的尊严”。
他特别欣赏中国人“平和的气质”，更是认为这种气质使他们“在寻求解决争端时更多地是讲究平等公正，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喜欢仰仗实力”。
罗素还驳斥了西方流行的“东方人阴险”的神话。他对当时贫困落后的中国抱有罕见的信心，甚至预言：
“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完全能一跃而成为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
在他看来，中国的问题在于缺乏工业化，而非民族性缺陷。他相信“如果中国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和足够的资金，30年之内科学的进步必大有可观”。
只是终归是明晃晃的三个缺点，直接又并非给面儿，不过若是想理解罗素的批评，必须回到1920年代中国的具体历史背景。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封建帝制刚刚结束，西方列强的侵略仍在继续，军阀混战导致民不聊生。
近代学者梁漱溟甚至曾为罗素观察到的中国人冷漠现象做出解释。他指出，传统中国社会是“家族本位”的，中国人对自己的亲友邻里热情且真诚，但由于缺乏公共生活的习惯，在家族之外可能表现出冷漠。
这一解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罗素观察到的行为模式，可能反映的是特定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下的行为逻辑，而非简单的道德缺陷。
至于对于“贪婪”这一评价，当时的背景是极度贫困。罗素自己也承认：“这种贪婪的缺点可能是根源于经济条件。也许多少年代以来，品行廉洁的人在生活中吃亏了，得不到所需要的钱。”
他认为，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这种情况自然会减少。历史证明了他的这一判断。
不过深入分析罗素的批评，会发现他并非在做出绝对的价值判断，而是在描述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现象。他对中国人的观察始终伴随着同情性的理解与历史性的分析。
甚至可以说，一个重要细节常被忽略：罗素是在应一位中国作家的请求下才提出这些批评的。这意味着，这些观察某种程度上也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反思的一部分。
罗素并非简单地将中国人的缺点归咎于本质性的民族劣根性。相反，他多次强调这些缺点是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产物。
好比他认为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国人“完全有希望变得像我们西方人那样的诚实”。这种进步主义的观点，使他的批评远离了种族主义的窠臼。
罗素甚至认为，中国人表现出的忍耐和保守，在特定情况下可能转化为积极的品质。
他写道：“假如迫使中国人面对像日本在中国实行的那种极端野蛮的军团主义暴行，那么中国人出于自卫而会变得更加无畏。”这一预言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印证。
如今的我们站在2026年回望，罗素的批评更像是一份百年前的时代诊断书，记录了一个古老文明在现代化转型阵痛期的社会症状。而他笔下那些“缺点”与百年后中国人在抗击疫情时的团结互助、在科技创新中的勇于探索形成了鲜明对照。
罗素的预言“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完全能一跃而成为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在百年后的今天，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现实。而他的批评则成为一面历史的镜子，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来路，反思自己的去路。
那些所谓的“缺点”，不过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行为模式。而真正不变的，或许是中国人在逆境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坚韧与智慧。
参考资料： 罗素《中国问题》解读(上)——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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