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因为街上两个摊贩吵架，有人拍了段视频发上网，没评论没转发，我们也得赶紧上门做工作，生怕发酵成舆情。”中部某乡镇宣传委员的吐槽，道出了基层政府的日常。在11.23亿网民、18.7亿智能手机用户的网络时代，人人都能发声，事事可能发酵，舆情治理早已不是“可选动作”，而是“必答题”。

从乡镇摊位纠纷到县域环保争议，从无心之言被放大到有心之人带节奏，网络舆情像一张无形的网，缠绕着基层治理。政府既要“打早打小”化解矛盾，又要应对平台算法、域外媒体、组织化水军的多重挑战。这背后，是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复杂逻辑，更是政府治理路径与现实困境的激烈碰撞。

一、网络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舆情成日常

截至202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3亿，互联网普及率79.7%，智能手机用户更是逼近18.7亿。这意味着，几乎每个成年人都能随时上网、随时发声。拍一段视频、写一条评论、转发一条信息，都可能成为舆情的导火索。网络时代的以下五个特征，让舆情发生成为常态。

（一）信息生产“零门槛”：人人时时能发声

以前，信息发布是媒体、政府的“特权”；现在，普通网民拿起手机，就能成为信息生产者。农民拍一段农田灌溉的视频、小贩发一条吐槽城管的朋友圈、家长晒一张学校食堂的照片，都能在网络上传播。没有审核、没有过滤，只要按下“发布”键，信息就能即刻上线。

中部某县的菜农老张，曾拍了一段“自家蔬菜卖不出去”的短视频，本意是想找收购商，结果被网友解读为“政府不作为、漠视农民利益”，一天之内转发量破万，当地农业农村局不得不紧急回应，联系收购商解决问题。“我就是随口发发牢骚，没想到会闹这么大。”老张事后仍觉得不可思议。

（二）信息传播“秒达全球”：10秒就能成热点

网络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一条信息的传播速度堪比闪电。某明星的八卦能10秒内冲上热搜，一个县域的突发事件，半小时内就能被全国网民知晓。2024年，西部某乡镇发生山洪，当地村民拍的现场视频，通过抖音、微信快速转发，1小时内相关话题阅读量破千万，远在千里之外的网友都在追问“救援进展”。

这种传播速度，让政府应对的时间窗口被大幅压缩。以前“捂一捂、缓一缓”的思路完全失效，现在必须在几小时内作出回应，否则舆情就可能失控。

（三）信息评论“无门槛”：人人都能来表态

任何一条信息发布后，只要没有限制，网友都能留言评论，而且评论会被其他网友看到、互动。一条普通的“乡镇修路占道”通知，下面可能会出现“为什么不选夜间施工”“是不是有腐败”等质疑；一段“民警调解邻里纠纷”的视频，网友可能会争论“民警偏向哪一方”。

这些评论看似零散，却能快速形成舆论场。如果有几个人带节奏，质疑就会发酵成不满，小问题就会被放大成“大事件”。东部某乡镇曾发布“垃圾分类试点通知”，网友评论从“麻烦”升级到“形式主义”，最终演变成舆情，政府不得不暂停试点，重新调研。

（四）信息真假“难分辨”：虚拟世界无“把关人”

网络是虚拟社会，网民隔着屏幕交流，信息的真实性很难验证。有人为了博眼球，故意编造虚假信息；有人断章取义，截取片段视频误导网友；还有人传播谣言，引发恐慌。2023年，南方某县流传“学校食堂使用过期食材”的视频，画面触目惊心，网友纷纷谴责学校，结果调查发现，视频是某家长不满学校管理，用过期食材摆拍的。

虚假信息的传播，往往比真实信息更快。等政府查清真相、发布通报时，很多网民已经形成了固定认知，很难被扭转。

（五）信息内容“被放大”：言行都在“放大镜”下

网络就像一个放大镜，任何人的言行一旦上网，都可能被深挖、审视、甚至“审判”。基层干部一句随口的抱怨、执法时一个不规范的动作、政府文件里一个用词不当，都可能被网友截图转发，无限放大。

北部某县住建局干部，在回应群众咨询时说“这事不归我管，你找别人”，被群众录下来发上网，网友指责其“不作为、摆官威”，最终该干部被通报批评。“以前在办公室随口说句话没事，现在说话做事都得小心翼翼，生怕被拍下来‘上热搜’。” 一位基层干部感慨道。

二、信息怎么传？舆情怎么生？三条路径、两种套路

网络信息的传播，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遵循特定机制；舆情的发酵，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明确的生产路径。了解这些，才能明白政府治理舆情的难点在哪。

（一）三条传播机制：自然扩散、组织推动、算法加持

1、自然传播：熟人圈里小范围扩散

这类传播没有外力推动，全靠自然流量。比如普通网民发朋友圈、微博，只有朋友、粉丝能看到，传播范围有限。东部某乡镇，两个摊贩因争摊位吵架，围观群众拍了视频发朋友圈，只有几十个人点赞评论，政府发现后，联系发帖人了解情况，解释纠纷已经调解，发帖人主动删了视频，舆情刚冒头就被化解。

这种舆情的特点是“小、快、易处理”，只要政府及时发现，跟当事人沟通到位，就能快速解决。

2、组织化传播：有人推波助澜

这类传播是有组织、有目的的，传播范围和力度，取决于组织化程度。

一类是初级组织化。比如群众为了表达诉求，拍视频请亲戚朋友转发，或者在多个平台注册账号发布，容易识别和控制。西部某村村民因征地补偿不满，拍了视频让亲戚朋友转发，乡镇政府发现后，联系村民代表协商，解决了补偿问题，村民主动删除了所有视频。

另一类是高级组织化。有人把信息包装成“容易引发同情或愤怒”的内容，借助媒体、水军在多个平台传播，引导舆论。2024年，某环保组织想炒作“某工厂污染农田”，找了当地一位村民，引导其说“农田被污染，庄稼绝收”，并把视频发给多家媒体，水军在微博、抖音带节奏，导致该工厂被网友围攻，后来调查发现，农田污染是自然灾害导致的，与工厂无关。

高级组织化传播的舆情，难识别、难控制，往往事实已经被重构，真相变得不重要。

3、平台流量分配：算法“推火”的舆情

这类舆情是被平台算法选中，获得大量流量推荐，从而快速扩散。平台会根据信息的吸睛度、互动量，把信息放进不同的“流量池”，互动量越高，进入的流量池越大，传播范围越广。

某网红博主发布“某县景区宰客”的视频，视频内容有争议，但互动量很高，平台算法将其推上热搜，短短几小时阅读量破亿，当地文旅局不得不紧急回应，核查情况。基层政府很难与平台高层谈判，无法阻止信息扩散，只能等上级政府出面协调，或者平台自动降低热度。

（二）两种舆情生产路径：主动为之vs无心为之

1、主动为之：功利参与者主导全程

这类舆情是功利参与者（比如想涨粉的博主、有特定诉求的组织、竞争对手）主动发起的，全程主导传播过程。他们会包装信息，制造噱头，吸引情绪发泄者参与，再借助组织化力量或平台流量，让信息扩散。

比如某博主想涨粉，就编造“某乡镇敬老院虐待老人”的故事，拍了一段模糊的视频，配文“老人吃冷饭、睡冷床”，水军在评论区带节奏，情绪发泄者纷纷转发谴责，理性参与者的辟谣被淹没在信息泡沫里。等政府查清真相，博主已经涨粉几十万，而敬老院的声誉已经受损。

在这个过程中，事实真相被重构，网络上的“真相”不等于实际真相，但却能影响网民认知，甚至倒逼政府采取行动。

2、无心为之：普通网民无心之举，他人借题发挥

这类舆情的起点是普通网民的无心发言或视频，被有心的功利参与者解读、转发，从而发酵成事件。比如某学生拍了一段“学校操场积水”的视频，发在小红书上，本意是吐槽“上学不方便”，结果被某教育类博主转发，解读为“学校基建不合格、漠视学生安全”，水军跟进转发，最终演变成舆情。

这类舆情的传播路径和主动为之的类似，差别只在起点。但无论是哪种，都可能因为网民的过度参与（爆料、涨粉）和平台推动而失控，超出发起者的控制范围。比如某村民拍了一段“村口道路破损”的视频，没想到被网友解读为“政府不作为”，大量网友涌入评论区指责当地政府，最终该村民不得不删视频道歉，但舆情已经造成了影响。

三、政府怎么管？群众路线、技术博弈，是基层的“灭火”套路

面对五花八门的舆情，政府总结出了一套应对思路，核心是上级网信部门提出的“打早、打小、打了”，县级政府是舆情治理的关键端口，主要依靠“群众路线”和“技术博弈”两条路径。

（一）群众路线：线上舆情线下办，把矛盾化解在源头

这是基层政府应对舆情最常用、最有效的方法，核心是“直面群众、解决问题”。

1、第一时间“找到人、摸清事”

舆情出现后，政府的第一步是快速识别源头，联系当事人。县级网信办有专门的舆情监测人员，通过关键词监测、平台预警，发现舆情苗头后，立刻联动相关乡镇或部门，找到发帖人、拍视频的人，了解事情真相和当事人诉求。

中部某县网信办负责人说：“上面要求我们规范流程，研判、梳理、发通告，但基层哪有时间会商？线上的问题，必须线下解决。第一时间找到当事人，把事情说清、问题解决，他自然就删帖了。”

西部某乡镇，一位村民因为医保报销问题没解决，拍了视频发抖音，抱怨“政府办事效率低”。乡镇宣传委员接到通知后，当天就找到该村民，了解到是报销材料不全导致延误，帮助其补齐材料，当天就办好了报销。村民当场删除了视频，还发了一条“问题已解决，感谢政府”的视频。

2、用“感情牌”做通工作

基层干部做群众工作，靠的是“嘴勤、腿勤、心诚”。遇到舆情当事人，不摆官架子，好好说话、讲感情、尊重人，往往能化解矛盾。

东部某乡镇，一位商户因为违规占道经营被城管劝导，心里不满，拍了视频发上网，说“城管态度恶劣”。乡镇宣传委员上门拜访，先道歉“可能我们工作人员沟通方式有问题”，再解释“占道经营影响交通和安全”，最后承诺“帮他协调合规的经营位置”。商户被感动，主动删了视频，还表示以后会遵守规定。

“很多时候，群众发视频不是为了闹事，就是想发泄情绪、解决问题。你尊重他、帮他解决问题，他就不会揪着不放。”这位宣传委员说。

3、发展“正能量队伍”，引导舆论走向

针对有组织带节奏的舆情，政府会发展一批正能量积极分子，比如村干部、老党员、退休干部、热心网民，他们在舆情发酵时，会主动发声，澄清事实、转发正面信息、引导舆论。

南部某县曾遭遇“某企业污染河流”的虚假舆情，水军在多个平台带节奏，网友纷纷谴责企业和政府。这时，当地的正能量积极分子自发行动，有的拍了河流现状的视频，证明“河水清澈”；有的转发政府的调查通报；有的在评论区理性解释，最终扭转了舆论风向，舆情很快平息。

“这些积极分子生活在基层，了解情况，他们的话比政府的通报更有说服力。”该县网信办工作人员说。

（二）技术博弈：面对“硬茬”，只能“以硬对硬”

对于有组织、有平台支持的舆情，群众路线就失效了，政府只能进行技术博弈，比如投诉、举报、取证维权，但基层政府往往处于弱势。

1、面对不实媒体：只能“亮剑”

江西某县曾遭遇一次恶意采访引发的舆情。某媒体电话采访某电站施工附近的群众，群众明确说“不是排污”，但该媒体发布报道时，故意删掉“不”字，变成“是排污”，引发了“电站污染环境”的舆情。

当地网信办发现后，立刻联合农业农村局、水利局自查，确认电站没有排污，然后找到受访群众，录下了当时的电话录音，证明媒体造假。一开始，该媒体拒不承认，基层政府既无法控评，也不能删帖，只能放出狠话：“如果不改正错误，我们就把证据上传到中央网信办举报，你们起号不易，后果自己承担。”

该媒体考虑到被封杀的风险，最终删除了不实报道，还进行了更正。“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基层政府跟媒体、平台没有对等的话语权，只能用上级部门的威慑力维权。”参与处理该舆情的干部说。

2、与平台的博弈：基层“叫不动”，只能等上级

对于被平台算法推火的舆情，基层政府几乎没有办法。平台的流量分配权在总部，基层政府很难联系到平台高层，只能通过网信部门层层上报，请求上级协调平台降低热度、删除不实信息。

北部某县曾发生“学生被老师体罚”的舆情，视频被平台推上热搜，阅读量破亿。县网信办想联系平台删除视频，但多次联系客服都无果，只能上报到省网信办，省网信办再协调平台，前后花了3天时间，舆情已经造成了很大影响。“基层政府在平台面前，就像‘弱势群体’，没有话语权，只能被动等待。” 该县网信办负责人无奈地说。

四、治理难在哪？结构和制度的“双重枷锁”

尽管政府有应对思路，但舆情治理仍然困难重重，核心是面临结构和制度的双重困境，让基层政府“看得见、管不着”“想管、没权限”。

（一）结构困境：政府和网络信息之间有“信息差”

1、信息甄别难：不知道哪些会成舆情

网络信息鱼龙混杂，政府的关键词监测只能识别明显的负面信息，比如“腐败”“不作为”“污染”，但很多潜在舆情的关键词很隐蔽，比如“学校食堂的菜不好吃”“路修得慢”，这些信息看似普通，却可能被放大发酵。

西部某县，一位家长发了一条“孩子在学校总吃不饱”的朋友圈，没有负面词汇，却被其他家长转发，质疑学校食堂克扣伙食，最终演变成舆情。“我们每天监测海量信息，根本分不清哪些是普通抱怨，哪些会引发舆情，只能靠经验判断，难免有漏网之鱼。”该县舆情监测人员说。

2、传播不可知：不知道背后有没有“推手”

政府无法判断一条信息的传播机制，不知道是自然扩散，还是有组织推动，或是被平台算法选中。比如一条“某医院收费高”的信息，可能是普通患者的抱怨，也可能是竞争对手的恶意炒作，还可能是被平台推火的，不同的传播机制，应对方法完全不同。

东部某县，一条“医院乱收费”的视频在网上传播，政府一开始以为是自然传播，联系当事人解决了问题，但视频仍在扩散，后来才发现，是当地另一家医院雇佣水军转发，故意抹黑。“等我们查清背后的推手，舆情已经造成了很大影响，医院的声誉受损严重。”该县卫健局干部说。

（二）制度困境：政府“有权无威”，管控力不足

1、权限不足：基层没有“删帖权”，只能“求人”

地方网信部门没有直接删帖的权限，遇到不实信息，只能联系当事人删帖，或者向平台投诉举报，等待平台处理。如果当事人不配合、平台不受理，政府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舆情扩散。

南部某乡镇，一位网民因个人诉求未满足，在多个平台发布虚假信息，抹黑乡镇政府，乡镇干部多次联系该网民，对方拒不删帖；向平台投诉，平台以“言论自由”为由不处理，最终舆情发酵了半个月，直到上级网信部门介入，才删除了相关信息。“基层政府就像‘没牙的老虎’，面对恶意造谣，没有有效的管控手段。”该乡镇党委书记说。

2、域外媒体干预：属地政府“管不着”

很多舆情是由域外媒体推动的，比如外地媒体报道本地事件，属地政府无法干预媒体的信息生产和传播自由。李佩霞案中，某外地媒体介入报道，放大了事件影响，当地基层政府多次联系该媒体，希望客观报道，但媒体根本不予理会，基层政府只能被动应对。

“媒体有采访自由，我们不能干预，但有些媒体为了流量，断章取义、放大矛盾，给基层治理带来很大压力。”一位县级领导说。

3、当事人“不配合”：利益诉求难满足

有些舆情当事人，背后有特定利益诉求，或者被他人利用，政府即使做了大量工作，甚至让渡利益，也无法满足其要求。北部某县，一位村民被某组织利用，发布虚假信息抹黑政府，政府多次协商，承诺解决其住房问题，但该村民受组织指使，拒不配合，继续发布不实信息，政府只能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但过程漫长，舆情已经造成了恶劣影响。

五、总结：网络舆情治理，基层政府的“持久战”

网络时代，舆情治理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日常工作，既是“灭火”，也是“守阵地”。政府依靠“群众路线”化解了大量小舆情，用“技术博弈”应对了部分硬舆情，但结构和制度的困境，让基层政府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说到底，网络舆情的核心是民心，群众之所以会被虚假信息误导，之所以会对政府产生不满，本质上是对某些现实问题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政府治理舆情，不能只停留在“删帖、辟谣、灭火”，更要从根源上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提升服务水平，让群众有地方说话、有问题能解决。

同时，也需要完善制度设计，赋予基层政府更多的舆情管控权限，建立政府与平台、媒体的常态化沟通机制，让基层政府在面对舆情时，不再束手无策。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也不是政府的对立面，只有政府、平台、媒体、网民形成合力，才能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让舆情成为反映民意、改进工作的镜子，而不是激化矛盾、阻碍治理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