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团长风采
等了近两个月，团长终于来到了。他名叫张哗，一口地地道道的晋南河东的老西腔，看年纪或许比席荆山老汉年轻一点，高个子，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一匹骡子驮着行李，还有一位警卫员一道前来。这是团长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刘尚之先前已向我们作了介绍。张哗是太南区党委组织部长，调张哗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早先在山东工作，并在济南被捕，直到.抗战开始后才出监狱，对那个地区算得上是人地两熟。
他知道我们三人已经在此等了许久，连说没办法。北方局通知他处理完手里的工作，赶在北方局高干会议召开前来报到。我们三人根本不知道高干会议这回事，刘尚之始终没有告诉我们，自然属于保密方面的原因。张哗说，大家可以想象高干会议是个什么样的会议，就是要制定一系列针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若干问题的政策，各个根据地都要贯彻执行，我们巡视团去津南鲁北帮助工作，也离不开这个政策的指导。
张哗这么一说，我们才明白，在这里等待这么长时间的原因，以及刘尚之再三要求利用时间、抓住机会学好党的政策的重要意义。
张哗的到来，并不等于马上就要召开会议。他还是提前来到的，主要是为了和我们三人沟通了解，以便以后在一起工作。
短短几天时间，张哗已经在我们几人中间，树立起良好的形象。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领导。对人总是和蔼可亲，语言朴实无华，而且不失风趣。听他讲述十几年地下工作的经历，简直就是一部神奇的传说。
他十几岁就离开贫困的农家，告别慈母，到大城市闯荡，当学徒，当工人，参加党，干革命。一次在北京活动，被驻在北京的阎老西队伍抓进了监狱。一天夜晚，审判他的法官到牢房里找他，原来也是山西河津人。从审判中了解到张哗是他的同乡，特来关照他:“年轻人，谁让你惹下这么大的祸事，干什么革命党，谁也救不了你。阎总司令下了命令，明天一早，送你上路。念在同乡的分上，告诉我，你家在哪个村，我会给你母亲捎个口信……”
谈到这个节骨眼上，张哗自己回忆说:虽说早就下定决心，随时随地准备为革命牺牲，决不含糊。但这时，脑子里一下子成了白纸一张，心乱如麻，通宵没合眼，直到天明。
当牢房门一下打开时，一瞬间，只觉得二十多年的日日夜夜一晃而过，母亲、家园、同志……都一齐浮现在眼前……进门的还是昨晚来过的法官，张哗只问了一句:“时辰到了么?’’
法官笑着说:“你别那样紧张。战局突变，阎总司令昨天已离开北京，他给这里打招呼，要我们把囚犯处理了再撤。这倒是个机会，趁天刚明，外边没什么人看见，我放你出去，给上边报告就说已将你处决了。不过眼下京城里都是晋绥军，要是有人发现，我就没命了。你出去后别在城里停留，到城外躲几天再说。”
张哗此时早已清醒，随口冒了一句:“我关在大牢好久，身上分文没有，叫我往哪里去?”
法官掏出两块“袁大头”给他。
张哗叫声“大叔”，谢谢法官的救命之恩，悄悄走出牢门。找了个地方藏了两天，找到组织后，又去干他的工作去了。
又一次，张哗作为北方局的交通员，到上海和中央接头，可一到上海，中央机关已被破坏，无法联系，身上的钱也花光了，正在走投无路时，他硬着头皮，买了张火车的月台票，混进上海到南京的车厢里，眼看火车查票员要走过来了，他灵机一动，忽然起身在椅子和地上来回找，并焦急地自言自语“怎么办呢?”他的举动引起身旁旅客的注意，问他“怎么啦?”
张哗说:“出门在外，不知怎的，身上的钱包和车票全没了，往后该怎么办哩?”
旁边的旅客对这个来自外乡的人都很同情，叫他回想一下丢在什么地方了，有的还帮他四处寻找。
查票员过来时，众人异口同声地为他说话，道是你们车上不安全，这位旅客丢了车票丢了钱，还查个什么?查票员被他蒙住了，只好说声“对不起”，没查他的票。
此时张哗却哭泣不止，说:“我现在身无分文，到南京怎么去找人呢?”
众人还为他凑了点零钱。张哗在下关下了火车，叫了个黄包车，直奔监察院。下车就往里闯，门岗拦住他，问他干什么，他说:“我从陕西来，要找我姐夫。”问他姐夫是谁?他说是监察院院长。由于往来交通的需要，他衣装阔绰，门岗也码不实在，只好向里边报去告。
出来一位官员，自称是秘书，问他姓名，与院长有何亲戚关系?
他这才改了口说:“我是一个青年，满怀希望，从陕西家乡到南京上海来寻找自己的理想，无奈到了上海，什么也没找到，钱财用尽，走投无路。在家乡时就闻听院长一向关心青年，所以冒昧前来投靠，企求收纳。”
院长秘书开始对他很客气，也不好马上把脸变得太难堪，只能责问他:“你来找院长可以，怎么能乱说院长是你的什么亲戚?”
张哗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一个外地人，到监察院这样的大衙门，不说是找姐夫，能让我进来吗?”
秘书也没再说什么。待问了上边，回头对他说:“这里没有地方能够接收你，只能帮你一点零钱，作回家的路费，你不要在此停留，
马上搭车回家。以后别这样到处乱跑了。”
就这样，他有了路费，又想法与组织上取得了联系。
“张哗同志，你这样做多么危险，冒充小舅子找那个院长，你不怕他惩罚你，惹出更大的乱子吗?”我们几人对他这种做法，觉得真是不可思议。听他说到上监察院时，真为他捏了一把汗。
“这当然有点冒险!”张哗说，“可那时也没有别的办法想呀!在陕西都知道这个院长对年轻人关心帮助，很有名气，你去找他，他从不惩罚谁，所以我敢闯那个监察院。”
另一次，是1933年，他被派往山东担任党的省委书记。一次他去省委秘书长李宁处接头，事先本有约定，楼上窗户放一小花盆，如花盆撤掉，就表示出事了，不要进去。这次花盆并未移动，他径直进门上楼，才发现几个警特，已把李宁的两手架住。他一进去，自然也被抓住。他于是大叫，我是来看房子的，那些警特自然不会相信，你怎么平白无故地来看房子?
他说他是山西人，到这儿做小生意，想找个房子，他又不认字，看见外面墙上有个白头帖子，以为房子招租，于是就走进来看看。其实外面墙上贴了一张治花柳病的广告，正好用来搪塞那帮警特。
最后还是和李宁一齐被关进监牢。被审讯时，他装作畏畏葱葱、低声下气、胆小怕事的样子，还向审判官下跪，哭诉自己是个小生意人，从未干过别的事，家有老母，企求官长饶命。
同时受审的李宁，完全是另外一个样，西装革履，神气十足。由于在他的住处搜到一口箱子，打开一看，有许多封面上写着“少女的心”“初恋”之类的书，封皮里面则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小册子，
审判官咬定李宁是共党分子。李宁坦然地回答说:“我是一个大学生，向来不做越轨违法之事。这几个箱子是一位同学寄存我处的。我不知道他是共产党，他也从未告诉过我。我当然不能私自打开人家的箱子，怎么会知道箱子里有这些东西。”审判官要他对共产党的事表态，李又称，“我是大学生，只知读书救国，从不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让我表示什么?”
张哗则一直是装得愚昧无知，又土又傻，一问三不知，以至于审判官大发脾气，斥责他:“你看人家李某，就有那个气派，要是共产党，也是好样的。哪像你这个‘熊’样，要是共产党，也是个没出息的家伙。”
张哗就用这一方法，巧妙地躲开了警特的注意。敌人尽管对他还有疑心，但已不把他当回事了。后来在监狱中发起的反对虐待政治犯的绝食斗争中，警特终于发现领导该斗争的竟是不被当回事的小生意人，因此他受到严控和肉体折磨。坐了四年监牢，浑身是病，直到日军攻占济南，韩复集逃跑，牢门打开，他才和大伙儿出狱，找到组织。
听他讲述这些不平凡的经历，对这位领导人很自然地感到崇敬和钦佩。看来北方局领导挑选他来担负这项任务，是再合适不过了。他对山东那块土地的熟悉，对于恶劣环境的应付能力和巧妙机智的斗争艺术，使我们的信心倍增。在短短几天的接触中，他和我们几个人有说有笑，非常随和。但一到学习或谈工作，他的劲头就来了。话语一句接一句，嗓门越来越高，口里直冒白沫。要是有不同意见和争论，他会马上站起来，抓住你的衣袖，凑在你的耳边，大声叫嚷。实际上也不是什么争辩，他就这个脾气，说到紧要处，就那么激动，似乎要让他的言语、观点能够深深地留在你的印象中。
“多好的一位老汉呵!”没问他有多大年纪，但从他丰富的经历来看，我觉得只能用“老汉”相称呼，才能表达对领导的敬意。过去，我有幸在席荆山的影响下，度过了几年的岁月，现在又遇到张哗这样一个可敬可爱的老汉。
同时我也发现他的一点小小的短处。他说话没有条理，有时一句话颠三倒四，连说好几遍。照他自己的话说，没有多少文化，和你们这些有知识的年轻人不能比。其实他那机智、敏锐的斗争艺术，使我感到他的阅历很丰富，说话很风趣。只是由于生活环境使他不能形成简明、有条理的领导风格。身体不好也是他的一大难题，三次坐牢，多年劳累，一身病痛。警卫员老李要费很大的力气照顾他的生活。老李来前已经在县大队当中队长，是专门选调来照顾他的。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他要带着骡子。对他来说，这既是工作，也是必需的照顾。对这样的老同志，理所当然应格外地照顾。
堙里村里忽然新来了一些骑马人，每天都看见有五人骑上五匹马，从招待所那个小村，来回跑几趟。马上都是些年轻人，也不管道路上有无人，径直打马飞奔，掀起一阵阵尘土，多少使人感到旁若无人的样子。我们也搞不清他们是什么人，也不能随便去打听，尽管对其趾高气扬的神气，有点看不顺眼，因学习过几遍反对自由主义、平均主义的文件，又不知道是哪儿的负责干部，谁也不去议论此事。有天晚饭后，和刘尚之走在一起，观五人五骑飞跑而过。刘尚之压不住火了，当着我们几人的面，说:“瞧这些人的神气，别把自己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人。咱们这里的同志，要是出去工作，也不会比他们低到哪里嘛!”
刘尚之当然知道，这五人是些什么样的人，他竟然当着我们的面示以鄙夷之态，毫不掩饰对这些人的不满，令我愕然。
张哗被通知参加一个会议去了。我们三人照旧自己学习，作出发前的准备。团长来了后，我们的生活有了规律，比原来紧张了许多。张哗参加什么会议，没告诉我们，我们也不问，这是组织纪律。但我们发现，骑马的五个人，也和张哗一起去参加会议。刘尚之顺便说了一声，是冀南区的几位地委负责人，他们是骑着马从大平原跑过来的。晚饭后我们在村边溜达，看见北方局几位负责同志也在路旁散步，我们认出是杨尚昆和北方局机关的几位领导:刘锡五、张友青、杨献珍。曹戎猜想，大概是开了一天会，出来散散步，休息休息吧!
山外又一次响起隆隆的炮声。听刘尚之讲，被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打得晕头转向的日伪军，现在开始集结，向抗日军民发动进攻。我们正在作反“扫荡”的准备，你们巡视团也将很快出发。
张哗也不再向我们保密。他参加的会，就是北方局高干会议，主题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中的几个政策问题。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作了主题报告，这是在经过对张荫梧、石友三部反共罪恶勾当的严厉打击，粉碎山西顽固派发动的“十二月政变”之后，我党我军在华北建立稳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亚待确立的几项重大政策问题。张哗告诉我们，这是当前极为重要的大事。学习好这个重要文件，将使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掌握和运用好党在根据地建设中的具体政策。对我们即将前往津南鲁北巡视帮助工作同样重要，它将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强大武器。张哗又说:“不光这些，对我们来说，还有更重要的，在北方局提交的报告中，单独有一份《关于津南鲁北的教训》(简称《教训》)，它自然和我们巡视团工作密切相关，它为我们将要去的那个地区，提供了重要情况，看来我们身上的担子实在不轻呀!”这个很长的重要报告，按张哗自己的说法，他是怎么也记不下来。好在会上单独给他一份整理好的油印文稿，这对我们三人真是如获至宝。这个稿子，只能在这里看，因为无法带到津南鲁北去，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硬活，要求我们在几天时间里，不仅要领会文件的大意和精神，还要把原文生吞活剥地硬记下来。几个政策问题，可以不背原文，只需记住要点，但津南鲁北这一段，要求自己能够熟背，因为是我们工作必需。经过反复阅读、默诵，到走时，真正做到了背得滚瓜烂熟。
随着对《教训》一文的仔细阅读，我们的心情骤然感到沉重。
《教训》指出了津南鲁北工作在三个方面的严重问题:(一)政策上的严重错误。抗日政府成立了，但未做出什么工作，人民不认为是自己的政府，与军阀地主的政府，无多大差别，统一战线没有明确的方针，对群众切身问题基本忽视。(二)主力部队吞并地方武装的严重错误，并决定地方党只管党的工作，不能管地方武装，在部队中排挤地方干部。(三)党内团结存在问题。正规军的同志与地方党同志不团结，不协调，不尊重，各干各的。地方党内也有不团结现象。
我们几人对津南鲁北的了解，只有地图上的概念，西邻津浦、东濒渤海的一个狭长地段，大部队活动回旋余地不大，除此之外，脑子里是一张白纸。现在忽然白纸黑字，发生一大堆问题，怎么能够坚持斗争?我们这几个人，去了又能做些什么?
张哗看出我们的心思，便对大家说:北方局指出这个地区的严重问题，是要接受教训，改正错误，将其建设成为坚强的抗日根据地，我们应该有信心做好这件大事。不要听说这些问题，就感到有多大的困难，丧失信心。报告主要讲问题，讲教训，那里还有好的一面。里边讲到的，主力部队离开后，留下的部队和地方党的同志共同努力，现在又发展到了七八千人的队伍，专区、县政府都已陆续成立，有了几块不小的活动地区，不正在往好的方面走吗?我熟悉那里，我相信当地的同志一定能将工作做好。
晚秋天气愈来愈冷，我们已经穿上了新发的棉衣。到晚上仍有被阵阵刺骨寒风吹透的感觉。
张哗从北方局领导同志处回来，匆匆忙忙告诉大家:出发的时间已定，我们即去辽县太北区党委驻地，和另外几位同志一起，赶到冀西，跟随黄镇主任率领的野战部队一同去冀南。
我们没想到会走得那么快，正在收拾自己的行李时，张哗又来催促:“来不及了，今天就出发。”
原来得到确切的情况，日军对太行山区的“扫荡”已经开始，驻埋里的机关和部队即刻要向辽县一带机动转移，我们自然应在转移前离去。
日军要向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人们早有思想准备，但没料到会来得这么快，离“百团大战”结束不过八九十天时间。我到堙里的日子屈指一算竟已四月有余，已是1940年的10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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