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
这是泰国北部美斯乐村寨一处居民家的一副对联，这个村寨里的居民大多是华人面孔，尽管已经加入了泰籍，但是这群华人仍十分缺乏身份仍同感，这一点，与他们曾经的长官李弥倒是十分相似。
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官中擅长逃跑者不少，但李弥最为独特。
他逃离淮海战场的方式颇为特殊，后来转战缅甸的经历也堪称传奇，如果仔细梳理李弥的一生，你会发现，无论战场上是进是退，李弥的身上都有一种逃亡主义倾向。
如果揣测李弥的心理，你会发现他的心底有一种强烈的情绪：恐惧。
李弥似乎不相信一切，时时想着如何生存，时时准备逃亡，他被恐惧深深支配，李弥的恐惧一方面来自于归属感的缺失，而这种情绪或许是那个被称为民国的时代给他的国民留下的一种特殊烙印。
与南昌起义擦肩而过的李弥
1902年，李弥生于云南省盈江县，父亲是珠宝商人，家境不错，李弥在家乡上完小学后，到腾冲升学。
盈江县在当时归腾冲管辖，所以李弥也可以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的腾冲人。
1924年，李弥经人介绍到云南驻粤滇军第7师师部当差，任勤务兵。因为有文化，又比较有能力，得到了师长李根云的赏识，被提拔为副官。
不久后，李弥结识了韶关督办公署顾问袁恩锡，袁也是云南人，对李弥这位同乡后生十分照顾，认其为义子，并将李弥保送至黄埔军校四期学习。
在大多数人印象里，进入黄埔就是蒋介石的嫡系，但事实并非如此，黄埔四期的招生人数达到了2680人，比前三期加起来还要多，不可能各个都是蒋介石心腹，之后的很多事表明，蒋介石并不信任李弥，这一点李弥心知肚明，这也导致了李弥因为没有归属感而时刻感到恐惧。
1926年，在黄埔军校结业后，分配回第三军教导团，任中尉排长，而当时李弥的团长是朱德。
朱德曾经多次找李弥谈话，给他讲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他谈形式，谈革命前途，想让他走到革命的道路上来。
但是对于朱德的教导，李弥不为所动，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爆发，李弥非但没有参加，反而一路逃亡，从南昌到上海，到南京，再到四川，而后在川军中任职。
这是李弥的第一次逃亡，他就这样与革命队伍擦肩而过，而之后的几十年里，李弥不得不以一次又一次的逃亡来偿还这次逃亡欠下的债。
之后的数年里，李弥在江西参加了对红军的“围剿”，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弥先后任三十六军第九十六师二六八旅副旅长、旅长，第五师副师长，驻防重庆。
有一次，蒋介石召见第三十六军军长姚纯，问姚纯：“李弥此人是否可靠？”
姚纯与李弥私交甚好，于是向蒋介石保证，李弥这个人，绝对可靠，蒋介石于是没有再多说什么。
之后李弥向身边人提起此事时仍相当后怕：“当时真危险呀，要不是军座力保，我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怎么掉的。”
恐惧的情绪就这样在李弥心中生根发芽，之后无论是战是逃，驱使李弥的最重要情绪，都是恐惧。
当然，凡事都有例外，至少有一次，李弥不是因为恐惧而打仗。
血战松山
1944年，为打通滇缅公路，国民政府决定发动滇西大反攻。
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后，滇西地区被从缅甸而来的日军占领，中国军队与日军隔怒江对峙，1943年，撤至印度修整的远征军新38师与新22师（中国驻印军）完成整训，率先对驻缅甸日军发起反击，为了取得缅北战役的完全胜利，滇西远征军也决定对怒江西岸的日军发起反击。
要彻底消灭驻扎在滇西的日军，松山、龙陵、腾冲三地尤为重要，其中，松山是滇缅公路要冲，拿下松山对于整个战局尤为重要。
日军同样知道松山的重要性，在占领松山的两年多时间里，日军构筑了坚固的防御攻势，在日军自己的试验中，这些防御工事均可在重炮和重磅炸弹的攻击下完好无损。
1942年，郑洞国保荐李弥任第八军副军长，1943年底，李弥随部队来到马关驻防，以防止日军从越南进犯云南。
为鼓舞士气，李弥在石碑上刻下“还我河山”四字，李弥此举或许并非作秀，他是云南人，云南就是他的家。
松山战役打响后，中国远征军与日军围绕松山展开激烈争夺，但由于日军防御工事太过坚固，远征军将士激战两月也未能拿下，9月，作为第八军副军长的李弥接替指挥任务，他将指挥所搬到前沿阵地，集中炮火，近距离直射日军防御工事，并让美空军配合，低空投弹。
李弥命所属部队以火焰喷射器对坑道、堡垒中的日军进行攻击，而对于松山主峰子高地的攻击方式颇为经典，远征军先将坑道掘进至日军主峰以下，再以大量炸药爆破，彻底摧毁主堡中的日军。
主堡垒被炸毁后，日军躲到各个小堡垒内继续顽抗，9月1日起，李弥率部对仍在松山上顽抗的日军发起最后的进攻，此役，李弥亲自带队，与日军激战数日，6日，李弥被部下扶下山时已经是衣衫褴褛。
第二日，中国军队彻底肃清顽敌，取得松山战役的彻底胜利，当参谋长对李弥说：“副军长，我们胜利了”时，李弥呆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一言不发，随后失声痛哭。
此战，第八军伤亡3000余人，其惨烈程度可想而知。
经过激战的李弥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为家乡而战，这或许是李弥唯一一次不是基于恐惧而进行的战斗，此战之后，李弥再次被恐惧所笼罩。
诚惶诚恐的“局外人”
抗日胜利后，李弥所在的第八军来到山东，1947年7月，在南麻、临朐战役中．李弥部作战积极，伤亡5000余人，获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并得到了蒋介石的亲自接见。
事后，李弥得意洋洋地表示：“这回总算是通了天了”
李弥能说出这样的话，充分体现了他作为局外人的尴尬处境，局外人的身份让李弥长期以来一直缺乏归属感，这种不被信任的局面让李弥时时感到恐惧。
在这里，我们需要弄清楚一件事，恐惧并不只会让人退缩，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下，恐惧可能反而让人爆发出巨大的战斗力，李弥在这一系列战斗中作战积极，但这并不能说明李弥多么勇敢，逼迫他进行这一系列战斗底层逻辑，仍然是他心中的恐惧，他害怕作战不力带来的后果，他害怕自己这个局外人被轻易抛弃，李弥依旧在被恐惧支配，在为生存奔走。
1948年冬，淮海战役打响，国民党军出师不利，黄百韬兵团10万余人被围歼，中原野战军主力攻克宿县，截断了刘汝明、李延年两个兵团北援。
1948年11月30日，杜聿明率邱清泉的第二兵团、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匆忙逃离徐州，向河南永城“转进”。
李弥吃饭的照片十分经典
12月7日，在得知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遭到解放军猛烈攻击，已经有两个军为围歼，且孙元良本人不知去向后，李弥已经认识到，这仗恐怕是打不赢了，李弥的底层情绪是恐惧，李弥所做大部分行为的目的是为了生存，在明知打不赢的情况下，为了生存，逃跑对于李弥来说就是最好的选择，但怎么逃，这是个问题。
杜聿明给李弥的任务本来是掩护断后，但是生死关头，李弥哪还管什么命令不命令，他暗中指示部下，尽量避免与杜聿明、邱清泉部一起走，以免和他们一起被围住，同时李弥指示部队，不要管什么掩护任务，尽可能加速前进，当得知李弥部的位置后，杜聿明为李弥没有执行掩护任务而大动肝火，但李弥却推脱说自己与总部一直联系不上，杜聿明也没有办法。
1948年底，李弥的十三兵团与邱清泉的第二兵团以及徐州“剿总”直属部队被围困在陈官庄，国民党军突围不成，物资不足，连吃饭都逐渐成为问题，不断有士兵投诚，形势已经十分明朗了，杜聿明及邱、李两兵团再无任何希望。
9日晚，解放军对被围困的国民党军发起总攻，杜聿明告诉李弥自找出路，分头突围。李弥感慨道：“抄豆子的时候到了，我早就想到会有这么一天的。”
早在确定突围无望时，李弥就不再做激烈的抵抗了，李弥部下士兵跑去投降，李弥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现在，大难临头时，李弥的内心中却打着自己的算盘：他要利用部下投诚给自己创造逃跑的机会。
当时，李弥手下一个师长问李弥，现在如果不想玩完，只能投降，这种动摇军心的话，要是在平时，这个师长就够枪毙的了，但此时，李弥非但没有对这个师长做任何处罚，反而表示，可以写个条子送出去，提一下投降的条件。
解放军要求被围的国民党军立刻投降，否则就进攻，李弥的手下大多认为应该答应解放军的条件放下武器投降，提出投降的那个师长表示自己要给解放军回信表示愿意投降，但是李弥却没让他立刻回信，李弥心中已经打好了算盘，他要拖到天黑。
待夜幕降临，李弥部下纷纷放下武器投降，而李弥早就换上了国民党士兵的衣服，趁着夜色直奔陇海铁路而去。
李弥在逃跑的路上找到了一个投降后找到了一个投降后被遣返的国民党军官，在他的帮助下弄到了一张去徐州宋吗面的路条，李弥原本打算从徐州走水陆前往南京，但恰在此时，李弥得知解放军已经禁止了往南前进。
李弥当即决定，不往南走了，转身往北走，去青岛，在那里国民党一个团，李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有根据的，李弥见解放军封锁了往南走的道路，认定解放军在南方一定会有大动作，如此一来，解放军力量会向南集中，北方地区的力量反而会相对薄弱。
李弥通过多方走动终于搞到了一张去青岛的路条，1949年2月1日，李弥顺利到达了青岛的国民党统治区，此番逃亡，李弥走了20多天，如今终于暂时安全，李弥马不停蹄，立刻飞往武汉，而后在福建长汀被任命为第十三编练处司令。
蒋介石决定重新组建十三兵团，李弥仍任司令，介于李弥手下无兵也无将，蒋介石命李弥在江西、湖南一带招兵，李弥的部队不断向西向南撤退，最终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云南，在这里，李弥开启了自己最后一段逃亡路。
当不了“云南王”，难道还当不了“缅甸王”？
李弥虽然从淮海战场上逃脱，但是此时国民党在全国已成土崩瓦解之势，李弥进入云南时，国民党在云南的统治也岌岌可危，1949年12月9日，云南主席卢汉宣布起义。
在宣布起义之前，卢汉将作为第八军军长的李弥请至住处扣押，要求李弥一同起义，李弥表面上答应卢汉，但是内心中却打着别的算盘。
李弥在见卢汉前就事先告诉过自己的手下，一旦自己太久未归，则立刻攻打昆明，在得知卢汉扣押李弥并宣布起义后，国民党总部也大为光火，当即决定，第八军副军长该任军长立刻攻击昆明。
见自己的部队来到城外，李弥意识到自己手中有了筹码，于是他劝卢汉放自己出去，自己劝原部队一同起义，为了不刺激城外的国民党军，卢汉最终决定放李弥出城，谁知李弥出城后当即反悔，下令部队反攻。
而此时，四野与二野的部队已经向云南进军，经过一番激战，李弥麾下第八军大部被歼，李弥本人逃亡台湾，但李弥部下中有2000余残兵逃入缅甸境内，由第八军二三七师七零九团团长李国辉指挥。
此后的数月间又陆续有零星的土匪和土司武装逃入缅甸与这支孤军汇合。
这支3000余人的孤军手上有一部电台，凭借这部电台，他们与台湾方面取得联系，但是台湾方面当时自身难保，只告诉他们自谋生路。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对于别国武装力量未经本国政府允许，携带武器进入本国境内都是不能接受的，缅甸政府多次要求这支国民党残兵部队缴械投降，但均遭到拒绝。
1950年6月，缅甸政府军调集重兵，在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对位于大其力地区的国民党残军进行清剿，还出动了空军，但这支国民党参军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下竟然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打退了缅甸政府军几次进攻，缅甸政府再次派人洽谈，孤军首领李国辉多次表示，绝无领土诉求，只是暂时驻扎，同时表示愿意撤出大其力，进入山区，双方达成暂时的和平共处。
此次国民党参军打败缅甸政府军的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台当局开始重视起这支孤军，同年朝鲜战争爆发，台当局提出可以利用这支孤军对我西南地区形成威胁，美国表示支持，李弥自告奋勇希望前往缅甸去重新领导自己的这群老部下，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
1950年9月，李弥途径泰国进入缅甸，与孤军取得联系，同时带去的还有美国提供的援助以及台当局的拨款。有了经济上的支持，这支孤军力量开始壮大。
1951年，随着朝鲜战争的白热化，美国对于新中国的遏制更加疯狂，对于缅北国民党残军的援助力量也不断加大。1951年4月，这支残军的规模竟然达到了1万7千余人。
1951年5月，李弥认为实力大增的残军可以反攻云南，于是在5月和7月两次对云南进行大举进犯，但均被我解放军击溃。
李弥对台当局称两次进攻云南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士兵缺乏训练，没有空军支持等，于是在台当局同意的情况下，在缅北建立军校，机场，同时，这支国民党残军也找到了自己的“生财之道”：贩毒。
这支实力颇强的武装以枪护毒，以毒养枪，形成一个产业链，获益颇丰。
李弥提出在缅北建军校和机场的真实意图我们不得而知，但在两次大举进犯云南被我解放军击溃后，李弥就很少前往缅北孤军的驻地，而是待在曼谷舒适的别墅中遥控指挥这支孤军，当这支孤军有针对云南的军事行动时，李弥也多次暗示，小心为上，意思意思就行。
在这支国民党残军在缅甸的国土上愉快的发展的时候，缅甸政府也没闲着，在军事驱逐难以完成的情况下，缅甸政府一直寻求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此事。
4月23日，联大通过决议，谴责外国军队对缅甸领土主权的侵犯，要求其立刻离开缅甸境内，1953年-1954年间，台当局迫于国际压力，陆续将这批孤军从缅甸撤回台湾，李弥也一同返台，之后一直在台北居住，直到1973年逝世于台北，享年71岁。
李弥走后，仍有一部分国民党军滞留缅甸，靠着贩毒等行业为生，后来这支部队因帮助泰国政府剿灭泰共有功，得以加入泰国国籍，并长期滞留于泰国，缅北孤军至此成为历史。
李弥，生于乱世民国的他身上总是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和求生欲望，在生存受到威胁时，李弥或战或逃，总之一定会想出办法，就生存能力上看，李弥确实无可挑剔。
李弥一生都在逃亡，这种逃亡不仅体现在行为上，更体现在心理上，他在心理上就有着一种逃亡主义的倾向，在逃亡时，李弥很会动脑子，能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逃出升天。
或许李弥人生中唯一一次不逃就是在他的家乡云南反攻日军，那次为了家乡，他不逃了，也赢了，但除此之外，李弥一直在不断的逃，不断的逃，他的聪明在一次次逃亡中得到不断的体现，但是，聪明如此的李弥，却不敢与人民站在一起，建立起一个不用逃亡的国家，不知李弥是否想过，如果这样的国家能够被建立，包括他李弥在内的所有人就都不用再逃了。
滞留缅甸泰国期间，李弥曾经放出狠话：“当云南王很难，当个缅甸王很简单，就看我想不想当。”
李弥没有当“缅甸王”，事实上以李弥这种生存至上的性格，也不适合当风险和收益都极高的“王”。
虽然没有当“王”，但李弥的东南亚生活依旧十分舒适惬意，他在曼谷置办了大量私产，住着大别墅，泰国与李弥的家乡云南不远，住在这样的别墅里，对于李弥这种性格的人来说，也算是一种人生至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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