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梅先，字佑庭，学名炽潮，号梅轩。1889年出生，浙江宁波奉化长寿乡后竺村（萧王庙街道）人。
竺梅先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上海光复起义，后秉承“实业救国”的理念，弃政从商，先后创立或参与创立大来银行、嘉兴民丰造纸厂、杭州华丰造纸厂、宁绍轮船公司等企业。
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后，竺梅先积极募设伤兵医院，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后在宁波奉化泰清寺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并为此倾其所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把矛头指向上海，处心积虑制造事端，点燃战火。日军以保护闸北日侨为名，意在占领上海，于1932年1月28日晚兵分三路，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面对侵略者的炮火，竺梅先义愤填膺，积极投入到上海各界自愿发起的伤员救援行动之中。
起初，宁波旅沪同乡会每日租用数辆卡车前往战区救下伤兵和难民，送至伤兵转运总站，由总站根据伤员受伤状况分送至各医院。随着战火不断蔓延，受伤军民日见增多，身为宁波同乡会委员的竺梅先随卡车赴闸北江湾吴淞一带慰问，目睹伤兵缺医少药急待救治的状况而焦虑万分，他立即奔走联系同乡会友，商讨进一步救援方案。
在宁波同乡会特务委员会上，竺梅先、张继光、孙梅堂、俞国珍4人提出应即组设伤兵医院的建议，获当场通过。孙梅堂腾出了自己位于上海康脑脱路（康定路）55号的一所洋房借作院址。
经向红十字会接洽，医院编列为第34伤兵医院。张继光任院长，竺梅先任主持院务的副院长，郑筱舟任总务主任，陈冠嶂为医务长，竺梅先挚友虞心炎任外科主任，竺梅先夫人徐锦华承担了全院管理及应付职责。
急就章的临时医院，千头万绪，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竺梅先暂时放下了实业的打理，精力重新用于医院的筹建和管理。
据《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1932年记载，伤兵医院设置大小病房18间，手术室2间，还有配药间、X光室、储藏室、办公处、医护休息室、厨房、食堂、洗浴室等。聘请医师23名，青年会和红十字会先后派来护士60余名。
在购置设施设备的同时，同乡人士纷纷提供物资支援，借出和捐助的器具有：毛和源的厨房器皿，邬志豪的棉被，荣宗敬的红毡，谢其纲医师的手术用具，刘渔门的办公台，三友实业社和红十字总会的被单，四明公所的桌椅和锅碗，公平铁厂的盥洗架，美华利的时钟等等。
2月23日，医院开张当天，竺梅先即派出专车从前线接回了伤员50多人，以后每天由专车从前线接回或由伤兵转运总站送入伤员。伤兵最小只有15岁，最大的43岁，大部分是20至30岁的青壮年，籍贯以粤为多，湘赣鲁次之。为护理沟通着想，竺梅先特意聘请了能听说广东话的护士。
至4月22日结束，共救治伤员200余人，但连副孟繁琦、排长韦兰香二人因伤重抢救不及牺牲。还剩7名重伤员。竺梅先和虞心炎师商量决策，经联系转到市地方维持会第6伤兵医院，所有食宿费用仍由第34医院负担，仍由虞心炎医师带1名护士负责医治。
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七七事变，紧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都会，很快被硝烟炮火所笼罩，上海市民深切感受到了空前的民族灾难。一连数天，竺梅先深夜登上自家屋顶，眺望北面的一片火海，心情沉重。
这时日军的炮火轰炸了闸北虹口一带，很多民宅商户毁于一旦，平民葬身其中，而中国军队将士们正在与日军殊死血战。
竺梅先回想起早年在东北从事革命地下工作时，日军对我国资源肆无忌惮地掠夺和殖民侵略的种种罪恶；回想起1928年在十六铺码头接待的“济南惨案”的北伐军官兵对日军的控诉；回想起日本政府为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而部署的经济侵略和行动，有恃无恐地侵蚀中国纸张市场等。他满腔愤怒，他将掌控的两大造纸厂停产，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中。
随着战事日趋惨烈，伤亡将士日渐增多，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万众一心，再次伸出援手救治伤员，此时的竺梅先已是宁波旅沪同乡会常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经济委员会委员。
有了在一二八战事中积累的创设和管理伤兵医院的经验，他再次筹建战时临时救治医院救治伤员。竺梅先的目标是给予医护和伤员最好的医疗条件和环境，集中一批医术精湛的专家，组织一支高效的管理团队，配备先进的医疗设备器械，尽最大力量救治每一位入院的负伤将士。
1937年，竺梅先租借了当时上海法租界蒲石路744号（长乐路）近古拔路（富民路）硕大的花园三层洋房为院址。医院在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注册，在24家伤兵医院中，被编号为第17救护医院，以宁波同乡会名义办理登记。院长竺梅先，副院长陈寿芝，秘书主任周曹裔，全院管理仍是竺梅先夫人徐锦华。
竺梅先再次邀请挚友虞心炎为医务主任，聘请医护及工作人员100多人，其中包括多名外籍专家。竺梅先借鉴了管理企业的经验，充分满足专业人员对环境、设备、药品的医疗护理要求，经加紧筹备，内设大型病房5处，床位400席，配备了必要的设施和当时先进的医疗器械。
9月20日起医院开始接收伤员，由医院自有的救护队去前线抢运伤员。因为该院医疗和器材的条件相对优越，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也陆续送入重伤员。
竺梅先将管理好医院、使医院高效运作作为头等大事，坐镇指挥决策调度，医生们几乎夜以继日在手术室为伤员做手术，医护人员和后勤服务人员都废寝忘食地开展工作。虞心炎长子虞颂庭此时正攻读北平协和医学院外科博士，假期也回沪成为了该院医护人员的帮手。
战争激烈，战火弥漫，400张病床很快躺满了伤员，竺梅先紧急布置加盖临时病房4间，置床60张，日住院伤员达450余床。
因救治量大，急需一线护理和抬扶伤员、清洁病房、洗涤消毒、采购物资、炊事等辅助人员。竺梅先、虞心炎在沪家人倾巢出动参加志愿服务，同时也带动了许多工商界、知识界人士的家属也来当志愿者、义工。
竺、虞两家参加服务的子女多为大、中学生，他们深为父母亲和医护人员的全心投入、无私奉献所感动。当他们看到伤兵们血肉模糊的伤口时，对前线将士为了国家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大无畏精神肃然起敬。他们明白，正是这些如同血肉之亲的兄弟们用自己的生命竭力保护着国人的和平家园。
虞心炎医师的女儿虞颂芬回忆：“当时我才10岁，跟着燕京大学求学回沪的三哥虞颂舜去过伤兵医院多次，虽然我太小没能直接参与工作，但那紧张抢救的现场，躺满伤员的病房，忙碌的医护和亲友的身影，还有做饭洗衣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
由于医院规模和救治伤员数量远远大于一二八时期的伤兵医院，因此，所需经费巨大。为保障医院经费开支，维持医院正常运作，竺梅先除主持院务外，还四处奔波募集医药救护经费。当时的捐款者有：张继光、王廉葆、叶荫三、孙梅堂、篑延芳、魏伯祯、金润庠、郑筱舟等宁波帮人士，而竺梅先自己承担了约总投入的三分之一经费。
10月13日，《申报》以标题“宁绍公司捐助伤兵医院经费”刊登报道：““宁绍公司租新北京轮行驶沪甬线，其净盈洋13700余元，该款兹已悉数捐充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第17伤兵医院经费矣。”其时，竺梅先正兼任宁绍商轮公司的总经理。
《中华医学杂志》1937年第10期《上海各救护医院调查表》和1938年第5期《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医务报告》记载，第17伤兵医院先后救护前线伤员及难民约数千人，伤员住院总天数32524天，平均每日住院数241人，为上海当时规模前三、救治伤员较多、医疗设施和专业医护人员齐全的伤兵医院。
在竺梅先主持下，医护人员和家属义工们全力救助，使负伤的官兵们真切感受到国民的真情。
同年10月24日，《申报》刊载了上海第17救护医院全体负伤住院官兵致谢函：“敬启者，淞沪自八一三抗战以来，迄今两月有余。而同人等受主义之熏陶，秉各级长官命令，先后到沪参战。凡我官兵莫不誓抱必死决心，昼伏壕内，夜则与敌作殊死战，致使敌终未得逞。幸我爱国民众，纷纷筹资购物相赠，或创设医院，救护受伤官兵，足见为我民族爱国精神，共赴国难之决心。
现同人等因负伤留住上海第17救护医院，除重伤残废在院待诊外，其余伤势略愈者拟迁中央统筹，分别转入后方医院调养。兹以疮痕渐复，行将转院，澈于良心，不得不藉诚忱，以酬该院院董暨热心服务诸公士女，尤以院长竺公梅先、副院长陈公寿芝、秘书主任周君曹裔、医务主任虞君心炎等。对于院中伤兵之病室卫生、医药饮食种种，虽属仓卒设备，莫不竭尽所能，日益改善，热忱可感。谨将受惠实情略书一二，请于披露聊表谢忱。”
11月，日军在金山卫登陆，中国军队腹背受敌后撤，竺梅先通过各种渠道遣送伤愈将士及轻伤员安全去往敌后。其他伤兵医院已次第结束，可第17医院至年底还有100多名重伤员住院医治，多为四肢有残的伤兵。竺梅先与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联系上，该会专家特别认可医院完备的设备设施。
1938年2月，第17救护医院改成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残废伤兵医院，虞心炎任副院长，留守少量医护人员。在原第17医院留院伤员基础上，从市救护委员会直接创设的第23医院转入断肢伤员48名，全部延用第17医院的设备设施器材药品。同时从北平协和医学院请来技师2名，为伤员安装假肢，加以护理和训练。
妥善安置完所有伤员后，残废伤兵医院于1938年10月底结束，蒲石路744号完成了救治抗战伤员的历史使命，这也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设立的24家伤兵医院中最后关门的一家。
而竺梅先断然拒绝了日本侵略者合作办厂复工生产纸张的企图，他以满腔的爱国情怀，“倾倒不辞”的信念，随即投入到另一件拯救我中华同胞的大事：1938年7月，他收容了流落上海街头饥寒交迫的难童遗孤，创办了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把养育六百灾童，作为自己的使命。
1942年春，竺梅先拖着病体去浙江永康为教养院采办粮食。舟车劳顿，他如风中之烛，再也抵抗不住病魔的侵袭，倒在了异乡的土地上。5月30日，竺梅先因病逝世，年仅54岁。
当其灵柩运抵泰清寺时，沿途迎候的当地百姓和教养院师生，痛哭不已，山路上跪满了教养院的学生，山谷中回荡着悲恸的哭声。
竺梅先在弥留之际，依然念念不忘全体院童，他一再叮嘱夫人：“一定要把孩子们好好抚养下去，直到他们能自立为止。”为了完成先夫遗愿，竺夫人又艰难维持教养院一年多，直到最后一批灾童毕业。
由于经费、粮食无继，1943年9月23日，历时五载的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被迫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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