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深秋，南京的雨下得没完没了，国府路的青瓦被浇得油亮。
就在这时，书房的门被推开了，保密局的毛人凤走了进来，一身湿气。
一张被雨水泡得有些发皱的名片，被拍在了桌上。
上面印着三个字，袁永熙。
这是陈布雷刚结婚俩月女婿的名字。
毛人凤的声音不高，但字字像冰碴子，“先生，小姐也在名单里。”
一个写尽党国忠诚的笔杆子，亲生女儿却成了“通共”嫌疑犯。
这事搁谁身上都是晴天霹雳。
陈布雷听完，沉默得像一尊石像。
可现在，他写的那些字，和他女儿做的事，正站在天平的两端。
毛人凤在等他一句话，蒋介石也在等他一句话。
整个南京，似乎都在这场夜雨里，等着看他如何抉择。
陈琏，起初并不叫这个名字。
她出生时，母亲杨品仙难产去世，陈布雷悲痛欲绝，一度将妻子的死归咎于这个新生的女儿。
乡下的外婆心疼孩子，给她取了个小名叫“怜儿”，意思是惹人怜爱。
直到十二岁，怜儿才回到陈布雷身边，但父女之间，总隔着点什么。
这份隔阂，在陈琏长大后，变成了更深的一道沟。
她考入西南联大，那地方思想活跃，正值抗日救亡的年代，各种思潮风起云涌。
她接触到了共产党宣言，读到了那些讨论国家未来的书。
1939年，一封从昆明寄来的信，让陈布雷心里咯噔一下。
女儿在信里说，她自己改了名字，叫“陈琏”，要做国家的“宗庙之器”，为祭献而生。
陈布雷慌了。在那个乱世里，“宗庙之器”是什么？
是最先被摆上祭台，也最容易被打碎的东西。
他连夜写了八页长信，劝女儿不要走得太偏。
从那天起，陈琏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她先是在昆明入了党，监誓人是王汉斌。
接着，她又突然失踪。
陈布雷急得团团转，动用关系辗转联系上了周恩来，才把女儿从重庆找回来。
可没过多久，1941年“皖南事变”后，陈琏再一次没了音讯。
陈布雷只能在日记里一遍遍地写，“怜儿与我，愈行愈远。”
他心里其实明白，女儿选择的路，和自己早已背道而驰。
他效忠的是一个日渐衰败的政权，而女儿，则把青春和生命都押在了一个他完全陌生的未来上。
1946年，陈琏再次出现时，身份是北平贝满女中的一名教员。
她还结了婚，丈夫是袁永熙，对外宣称是陈布雷亲自挑选的女婿。
两人在北平京兆东街（也有说棉花胡同）租了个小院子，日子过得像一对普通的新婚夫妇。
但院门一关，这里就是中共北平市委的秘密电台所在地。
这个小院，成了风暴的中心。
重庆谈判期间，陈琏曾利用父亲在黄山官邸工作的便利，趁着夜深人静，用微型相机拍下过蒋介石修改的“剿匪手本”草稿。
这些情报通过秘密渠道送到延安，成了毛泽东在谈判桌上戳穿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有力证据。
到了北平，他们的工作更加危险。
袁永熙负责联络，陈琏则协助发报。
桌上摆着密电码本，窗外是国民党侦测车巡逻的声音。
每一个字发送出去，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1947年9月24日凌晨，这份平静被彻底打破。
保密局的特务通过无线电信号侦测，锁定了小院的位置。
大批荷枪实弹的特务踹开院门，将陈琏和袁永熙夫妇，连同正在开会的几名地下党员一并逮捕。
屋子里，那部15瓦的电台还没来得及销毁，旁边还放着一沓蜡纸。
人赃俱获，证据确凿。
审讯中，陈琏夫妇咬紧牙关，只承认在昆明参加过学生组织，对电台的事一概不知。
但特务在袁永熙身上搜出了一张名片，顺着这条线，又牵出了一批人。
案子越滚越大，很快就摆到了毛人凤和蒋介石的案头。
蒋介石看到卷宗里“陈布雷之女”几个字，特意嘱咐毛人凤，“去试他。”
毛人凤的夜访，就是带着这道考题来的。
他把那张皱巴巴的名片放在陈布雷桌上，等于把一把刀架在了陈布雷的脖子上。
要么，大义灭亲，保全自己二十多年的政治声誉和性命；要么，徇私护女，被扣上“通共”的帽子，全家一起完蛋。
书房里，灯光惨白，雨声敲打着窗户，听得人心烦意乱。
陈布雷听完毛人凤的通报，，也就沉默了三秒钟。
他猛地一拍桌子，声音大得吓人，“查实即毙，毋庸请示！”
为了让这出戏更逼真，他还抓起毛笔，在宣纸上写下八个大字，“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据说，墨汁因为他用力过猛，溅到了毛人凤的衣袖上，像几滴凝固的黑血。
毛人凤愣住了。他当然知道陈布雷早年对这个女儿心存芥蒂的传闻，陈布雷这番“大义灭亲”的表态，在他看来，合情合理。
他回去向蒋介石复命，说，“陈布雷，是真心的。”
蒋介石听完，沉吟了许久。
他太了解陈布雷了，也深知在党内搞株连的后果。
如果连陈布雷这样的心腹都因为女儿的事被逼到绝路，那其他人会怎么想？
陈布雷已经把姿态做到了极致，自己如果再不依不饶，反而会寒了部下的心。
最终，蒋介石开了口，“既如此，把陈琏交他严加看管。”
一句话，死刑变成了“家囚”。
陈布雷赌赢了。他用一句最狠的话，为女儿换来了一条生路。
他比谁都清楚，在蒋介石面前，求情是死路一条，只有表现出比他更决绝的忠心，才能让他放下屠刀。
陈琏被秘密押回南京后，陈公馆成了她的监牢。
楼梯口和花园后门都加了岗哨，美其名曰“保护”，实则严密监视。
父女俩同桌吃饭，却相对无言。
陈布雷只能在报纸上用红笔圈出“匪谍分子，格杀勿论”的标题，放在女儿面前，用这种方式提醒她处境的凶险。
1948年10月，在地下党的安排下，陈琏成功逃离南京，辗转去了河北的解放区。
父女俩就此一别，再未相见。
一个月后，辽沈战役失利的消息传遍南京，国民党大势已去。
1948年11月12日夜里，陈布雷在书房写下了万言《上总裁书》，还有11封遗书。
他感到油尽灯枯，心力交瘁。
在给陈琏的那封短信里，他写道，“为父悔不当初，然‘枪毙’一语，实救汝命，国破家亡，惟愿汝善视自身，毋忘我今日之苦心。”
写完，他服下过量安眠药，平静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59岁。
陈琏是在父亲的灵堂上，才读到这封迟来的信。
她跪在棺前，泪如雨下，却哭不出声。
那一刻，她才彻底明白，父亲当年那句冷酷无情的“枪毙”，原来是藏得最深、也最痛的父爱。
1949年，北平解放，陈琏带着丈夫和女儿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可这份新生的喜悦背后，是对父亲永远的愧疚。
1967年11月19日的清晨，在上海泰兴路，她独自一人走上一栋13层高楼的楼顶。
手里，紧紧攥着父亲19年前写给她的那封遗书。
她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48岁的生命。
她的父亲，用一句狠话救了她一次。
但在新的风暴里，再也没有人能为她挡刀了。
父女两人，一个用死亡告别了旧时代，一个用死亡决绝于新时代。
隔着二十年的光阴，他们的命运，像一根绷得太紧的弦，最终还是在同一个地方断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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