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兵马司土牢，文天祥在黑暗中睁开眼。虱子在他化脓的伤口上爬行，腐臭的空气令人窒息。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在庐陵白鹭洲书院，江万里先生问：“读书何为？”他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先生摇头：“太虚。说实在的。”他想了想：“为道义可以死。”如今他真的要为道义而死了，只是没想到，过程如此漫长，如此痛苦。
一、庐陵状元的“道义启蒙”
宝祐四年（1256年），临安集英殿。
21岁的文天祥参加殿试。考题是“天道人极”，他洋洋万言，不打草稿，直指时弊：“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则授其句读，择其不戾于时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复焉。及其长也，细书为工，累牍为富。持试于乡校者以是，较艺于科举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车马者以是。”
意思是：现在的读书人，教孩子只教考试要考的，只教考官爱看的，只为做官发财。
考官王应麟阅卷后奏：“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
宋理宗亲擢为第一甲第一名——状元。
授官前，按例要见宰相。时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丁大全（著名奸相）想拉拢他：“状元郎年轻有为，当识时务。”
文天祥答：“学生只识道理，不识时务。”
丁大全冷笑：“道理能当饭吃？”
“不能。”文天祥说，“但没道理，饭吃不香。”
这是他一生的底色：把道义放在实用之前。
二、赣州起兵的“明知不可为”
德祐元年（1275年），元军渡江。
40岁的文天祥在赣州任知州。接到太皇太后谢道清的《哀痛诏》：“文经武纬之臣，忠肝义胆之士……不避患难，倡义勤王。”
幕僚劝他：“元军二十万，我们只有万余人。以卵击石。”
文天祥说：“我知道是送死。”
“那为何还要去？”
“因为国家养士三百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他变卖家产作军费，招募义士。临行前对家乡父老说：“此去若能成功，是天佑大宋。若失败……也算全了读书人的名节。”
老母亲拉着他的手：“儿啊，你父亲早逝，我只有你一个儿子…”
文天祥跪地磕头：“儿子不孝。但国难当头，忠孝不能两全。”
他选择了忠。这一去，再没回来。
三、皋亭山的“舌战伯颜”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元军统帅伯颜兵临临安城外皋亭山。
南宋朝廷决定投降。派文天祥以右丞相兼枢密使身份，去元营谈判。
这不是荣衔，是屈辱——让他去签投降书。
文天祥到了元营，伯颜问：“丞相是来议降的？”
“是来议和的。”文天祥纠正，“北朝若以宋为与国，退兵平江或嘉兴，议岁币与金帛犒师，此议和。若欲毁其宗社，则淮、浙、闽、广尚多未下，兵连祸结，利钝未可知。”
伯颜大怒：“你好大胆！”
左右元将按刀而起。
文天祥神色不变：“我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非所惧也。”
伯颜佩服他的胆识，扣留了他，押往大都（北京）。
押解途中，在镇江，文天祥与随从杜浒等十二人夜遁。九死一生，辗转至福州。
四、空坑之败的“妻离子散”
景炎二年（1277年），文天祥在江西重整旗鼓，取得雩都大捷。
但八月，元军李恒部突袭兴国。文天祥兵败空坑。
那是他人生最惨痛的一夜：
· 妻子欧阳氏、妾颜氏、黄氏被俘
· 二子六女或死或俘
· 仅与长子道生、幕僚数人逃脱
躲在山洞里，儿子问：“父亲，我们还能赢吗？”
文天祥看着洞外的追兵火把：“赢不了了。”
“那为什么还要打？”
“仗可以输，气节不能输。”
他写下了著名的《乱离歌》：
“有妻有妻出糟糠，自少结发不下堂。乱离中道逢虎狼，凤飞翩翩失其凰……呜呼一歌兮歌正长，悲风北来起彷徨。”
但他没停下。收拾残部，转战广东。
五、五坡岭的“最后被捕”
祥兴元年（1278年）十二月，广东海丰五坡岭。
文天祥正在用午饭，元军张弘范部突然杀到。
部将劝他：“丞相先走！”
文天祥平静地吃完最后一口饭，取出早就准备好的冰片（毒药）吞下。
但冰片失效——或许是受潮了。他晕倒被俘。
醒来时已在元军船上。张弘范（汉人，降元将领）对他很客气：“文丞相，宋朝已亡，何必固执？”
文天祥答：“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贰其心乎？”
船过零丁洋，他写下了千古绝唱：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张弘范读后，沉默良久，对部下说：“这才是真丈夫。”
六、大都囚禁的“三年劝降”
至元十六年（1279年）十月，文天祥被押到大都。
元世祖忽必烈想用他：“谁家无忠臣？”命人好生劝降。
第一轮：降臣劝降
· 留梦炎（南宋状元、宰相，降元）来说：“文兄，识时务者为俊杰。”
文天祥写诗讽刺：“龙首黄扉真一梦，梦回何面见江东。”
· 瀛国公（原宋恭帝，时年9岁）来劝：“文先生，朕…我都降了，你何必坚持？”
文天祥北面跪拜，痛哭流涕，但不发一言。
孩子走后，他对狱卒说：“圣驾来劝，我更该死。臣劝君降，是罪。君劝臣降…是国耻。”
第二轮：亲人劝降
女儿柳娘写信：“父亲，我们在元宫为奴，日日受苦。您若降，我们或可团聚。”
文天祥回信：“收柳女信，痛割肠胃。谁人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
信末附诗：“痴儿莫问今生计，还种来生未了缘。”
第三轮：酷刑折磨
· 戴枷锁，仅容屈身
· 牢房低矮潮湿，冬寒夏暑
· 伤口生蛆，疫病交加
他写《正气歌》自勉：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七、忽必烈的“最后面试”
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忽必烈亲自召见。
这是元朝最高规格的劝降：
· 地点：皇宫大殿
· 阵容：宰相、枢密使等重臣在列
· 条件：只要点头，立即拜相
忽必烈问：“汝何愿？”
文天祥答：“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
忽必烈还不死心：“不为宰相，可为枢密使。”
“不能。”
“那你想做什么？”
“愿为道士，云游四方。”这是婉拒。
忽必烈犹豫不决，挥手让他退下。
有大臣劝：“文天祥民心所向，不杀恐为后患。”
也有说：“杀义士，不祥。”
争论三日。
八、柴市的“最后早晨”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1283年1月9日），旨下：处斩。
那天早晨，大都柴市刑场万人空巷。
文天祥被押出兵马司监狱时，问监斩官：“哪边是南？”
有人指了方向。他朝南跪拜（南宋都城临安在南方），说：“吾事毕矣。”
有百姓跪地痛哭。他平静地说：“请大家让一让，我要上路了。”
到刑场，监斩官最后问：“丞相还有什么话？回奏尚可免死。”
文天祥答：“死则死耳，尚何言！”
索笔写绝命诗：
“昔年单舸走维扬，万死逃生辅宋皇。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神归嵩岳风雷变，气吐烟云草树荒。南望九原何处是？尘沙黯淡路茫茫。”
写罢，掷笔。对刽子手说：“吾事毕矣，快些。”
刀落，年四十七。
死后，人在他衣带中发现遗言：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九、道义选择的“三重境界”
文天祥的死，诠释了道义的三个层次：
第一层：个人的道义
· 他可以隐居，保全性命
· 但他选择起兵，因为“国家养士三百年”
第二层：家庭的道义
· 他可以投降，保全家人
· 但他选择牺牲，因为“忠孝不能两全”
第三层：文明的道义
· 他可以变通，保全文化（如许多降元儒生）
· 但他选择殉道，因为“为人臣者死有余罪”
他的选择，不是理性的最优解，
而是道义的绝对解——
当所有路都通向妥协时，
他选择了那条不通向任何地方、
只通向死亡的路。
因为在他看来：
有些原则，比生命重要。
有些气节，比实用重要。
有些道义，比成功重要。
尾声：文丞相祠的香火
今天北京东城有文丞相祠，就在当年柴市附近。
祠内有棵枣树，传说为文天祥手植，枝干一律向南倾斜。
每年高考前，总有家长带孩子来拜：“请文丞相保佑金榜题名。”
导游会轻声提醒：“文天祥自己…是状元，但没保住宋朝。”
这形成了荒诞的对比：
后人求他保佑功名，
而他正是为了比功名更重要的东西，
放弃了生命。
当我们今天谈论“成功”“务实”“变通”时，
文天祥的故事提醒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
有些价值无法用成败衡量，
有些选择无法用得失计算，
有些坚持无法用利弊分析。
他像一面镜子——
照出了我们时代的某种缺失：
我们太会计算得失，
太懂权衡利弊，
太精于变通。
以至于忘记了：
人类文明之所以可贵，
不仅在于它创造了多少财富，
更在于它孕育了多少——
明知道会输，
还是选择坚持的人。
文天祥输了战争，输了生命，输了家庭。
但他赢了历史，赢了人心，赢了一种永恒的高度。
这种高度告诉我们：
一个民族真正的脊梁，
不是那些总赢的人，
而是那些——
即使知道会输，
还是选择为道义而战的人。
一个文明真正的深度，
不是它的科技多先进，
而是它在绝境中——
还能产生多少愿为理想赴死的人。
柴市的血早被雨水冲净。
但那个朝南跪拜的身影，
永远定格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星空里。
当我们今天面临选择时，
文天祥的问题依然有效：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是为功名利禄？
是为荣华富贵？
还是为——
在关键时刻，
能说出“吾事毕矣”，
然后坦然赴死的气节？
这个问题，
文天祥用生命回答了。
我们呢？
但愿我们永远不必面对他那样的绝境。
但若有一天，
道义需要我们用生命去捍卫时，
我们是否能像他一样——
从容整理衣冠，
朝理想的方向跪拜，
然后说：
“吾事毕矣。”
这或许就是文天祥，
那个被囚三年、受尽折磨、
最终死在柴市的丞相，
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
他证明了——
在这个功利的世界里，
还有比功利更重要的东西。
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中，
还有比现实更高的价值。
在这个人人计算得失的时代，
还有人愿意为无法计算的东西，
付出一切。
而这种证明本身，
就是文明不灭的火焰，
就是人性不沉的光芒，
就是历史不散的灵魂。
薪尽火传，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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