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谈中越战争：中国不是给越南一个教训，而是摧毁，他们做到了
1979年3月5日，中国政府对外发布撤军声明，明确表示惩戒目的已经达到，部队将撤回国内。
大约3个小时后，越南方面才公布全国总动员令。
但是这一前一后的时间差，在越南的宣传中被掉了个顺序。
后来被不断放大，甚至被改写成两套截然不同的叙事。
越方强调是自己先发布全国总动员令，随后中方才宣布撤军。
对越南来说，这种讲法更容易把“撤军”解释为“被迫”，把战争的收束解释为“抵抗的结果”。
越南媒体还援引社会学家鲍曼的说法，将中方的自卫还击称为一场“政治谎言”，
并声称中国从未取得过所谓“胜利”。
然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官方在战后分析中又承认，学校、医院、城镇、军事设施等几乎被完全摧毁。
两种表述并置在一起，会形成一种很强的反差，
一边是否认对方“胜利”，另一边却承认本国北部遭受了系统性破坏。
也正因为这种反差，才会让人追问：
为什么同一场战争，双方的说法会相差到近乎互斥的程度。
要理解这种互斥，需要回到战争的背景。
1975年，越南在中国和苏联的援助下完成抗美战争，实现南北统一。
中方在这一阶段提供了大量物资、武器与资金支持，
这是中越关系在相当长时间里能够维持亲近的基础之一。
统一之后，越南政策方向发生变化，接手政权的黎笋集团推行更具扩张性的路线，
试图建立所谓“印支联邦”。当目标从国内整合转向地区扩展时，
安全边界、势力范围与地缘利益的摩擦就被迅速推到台前，中越关系也因此开始走向恶化。
这种恶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被一连串可计数的边境事件“累加”出来的。
从1974年开始，中越边境摩擦逐年上升， 1974年有125起边界纠纷，1975年增加到423起，1976年上升到926起，1977年达到1040起。
数字在增长，意味着矛盾的密度在上升，双方在边境线上对彼此意图的判断也会越来越负面。
到了1978年底，越南武装人员进入广西边境的事件达到2000多人次，并造成了人员伤亡。
边境冲突一旦出现伤亡，其性质就不再只是“纠纷”，
而更容易被上升为“挑衅”与“侵扰”，并为下一步的强硬行动提供理由。
与此同时，1977年至1978年间，越南驱逐了约17万华侨华人，
人口与侨民问题往往带有强烈的情绪性与政治性，
它既牵动国内舆论，也牵动国家对外立场。
领土争议同样在这一时期被推向前台。
越南于1975年派兵进入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并提出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
同时还对北部湾海域划界提出自身主张。
海上主权与海域划界问题一旦与陆上边境冲突同时出现，
矛盾就会从“点状事件”变成“结构性对立”，很难只靠外交措辞来维持表面温度。
这些事情为之后的战争埋下了隐患。
1972年2月17日，中国开始了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
当天拂晓，中国就同登地区发起了进攻，相关记录显示，
越军在作战时一直处于被动位置，没有充足的防御准备。
同登是通往谅山的重要据点，双方在这里进行激烈战斗。
越南依靠法国时期在此修建的鬼屯炮台进行防守，
抵消了部分火力差距，提升了防守方的持续作战能力。
但是最终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中国军队找到突破口并最终控制该据点。
据记载，炮台内约有800名越军官兵伤亡。
在整个战役期间，不到一个月时间里，
中国军队先后进入谅山、高平、老街、同登、东溪等20多个城镇和战略要地。
越军多个主力师遭受较大损失，包括第3师、345师、346师等。
战后统计数据称，越南正规军阵亡约27000人，受伤14526人；
越南官方后来公布的数据则显示，民兵伤亡约57000人，总体伤亡超过10万人。
至于中国军队的损失，具体数字各方说法不一。
但无论如何，这是一场强度很高、消耗很大的军事行动。
关键节点出现在1979年3月5日上午。
中国通过新华社发布撤军声明，表示惩戒目的已经达到，军队将撤回国内。
大约3个小时后，越南方面发布全国总动员令，要求18岁至45岁的公民参军。
中方据此强调撤军是主动的、有计划的；越方则调整叙事，强调是动员迫使对方撤军。
从地理位置看，当时中国军队已经进入谅山，距离越南首都河内约130公里，中间地形相对平坦。
如果继续推进，在军事上被认为是可行的。
也正因为这种“可行性”的存在，撤军行为更容易被拿来反复解读，
中方可以把它解释为“达到目的即收兵”，越方也可以把它解释为“对方不敢再进”。
战争叙事经常在这里分叉——不是看发生了什么，而是看如何解释“为什么在这里停下”。
而且在撤离过程中，中国对越南北部部分基础设施进行破坏，
包括公路、铁路、桥梁等，且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此前中国和苏联援建的。
基础设施被毁对战场后方的影响往往比战斗本身更持久，
它不仅影响军事机动与补给，也影响民生恢复与经济运转。
越南媒体战后分析提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目标不只是给越南一个教训，
而是要摧毁越南，并认为中国做到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越南官方也承认北部边境地区遭受严重破坏，
学校、医院、城镇、经济设施、军事设施都受到很大影响。
从中国的角度，目的被定义为惩戒性的，是对越南此前一系列行为的回应。
中国军队在达到预定目标后撤回，没有长期占领越南领土。
这里的差异，本质上来自目标定义的不同，
如果把“战争目的”理解为迫使对方付出代价、改变行为，
那么撤军本身可以被视为目标完成后的动作；
如果把“战争目的”理解为守住国土、打退入侵，
那么对方撤军就自然会被解释为“抵抗胜利”。
因此，双方的不同叙事并不是简单的“谁撒谎、谁诚实”，
而是各自都在用最能服务本国政治与社会需要的方式讲述战争。
中方强调这是自卫反击战，是对越南侵犯中国边境、迫害华侨、侵占南沙岛礁等行为的正当回应，
强调战争达到了预期目的，展示了维护领土完整的决心。
越方则强调自己进行了英勇抵抗，强调中国进攻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撤军是因为遭到越南军民顽强抵抗。
对越南而言，在经历巨大破坏之后维持社会凝聚力，
需要一个能解释“为何付出如此代价”的叙事；
对中国而言，在将行动定义为惩戒与自卫的前提下，撤军则是“有限战争”逻辑的一部分。
这两套叙事并行存在，就会导致同一场战争在两国公众心中形成截然不同的“胜负感”。
越南方面的军事损失很大，总体伤亡超过10万人，20多个城镇被攻占，
北部边境基础设施大面积被破坏。
中国军队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完成作战并主动撤退，没有陷入持久战。
从作战进程看，这样的节奏与收束方式，
确实更接近“短促、集中、达成目的后撤离”的模式，也更符合中方对战争目的的表述。
越方当然可以强调抵抗与动员的意义，
但越南官方承认的破坏范围与恢复成本，
也意味着这场战争在实际层面给越南北部造成了沉重负担，
这一点很难被叙事完全抹平。
战争的长期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两国边境地区仍有零星冲突，
直到1991年，中越关系才逐步走向正常化。
对越南来说，战争打破了其扩张势头，
黎笋集团试图建立“印支联邦”的计划受到严重挫折，越南不得不重新评估战略处境。
对中国来说这场战争表明了中国维护本国利益的决心，
也想向外展示了自己军事实力，在此之后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都有所调整。
不过，这次战争也推动了之后的军事改革。
从历史角度来看这场战争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越南统一后的政策转变、中苏关系的变化等等都是促成这场战争的因素。
从这场战争也能看出来，我们不惹事但是也绝对不怕事，
像越南这种挑衅侵犯我国主权的行为一定会遭到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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