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448团的8连在撤退途中失联了整整三天。
等到总部终于收到他们的消息，只有一句：“被包围，请求支援。”地点是越北边境一个叫高平的山区，那会儿正是中越战争最混乱的阶段。
说起来有点让人意外。
那时候中国军队已经决定撤出越南，整场战役大体上已经结束。
可问题也就是在这撤退阶段出了事——各部队陆续从越南北部向国内撤回，越军却突然开始频繁设伏。
尤其是在一些山路、峡谷地带，埋伏、地雷、伏击几乎是接连不断。
冯增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困的。
他是8连的连长，三十出头，山东人，入伍时正赶上部队整编，算是从基层一步步干起来的。
打仗经验不算丰富，但平时训练抓得紧，在团里还算有口碑。
那天早上，部队按命令从高平以北的一段山路撤退。
按说应该走主干道，可临时接到通知，说要改走一条北边的小路，说是为了“扩大战果”。
这事儿现在回头看，很可能是情报翻译的问题，有人把“main road”翻成了“side road”。
冯增敏他们就这么顺着小路走了，结果一头撞进了越军早就设好的圈套。
当时全连两百多人，没带重火力。
最初他们还试图突围，但山地地形太复杂，越军又太熟门熟路。
几次尝试都失败了。
到第三天，士兵们的弹药吃紧，粮食也快没了。
当晚，冯增敏召集几个骨干开了个会。
有人提议继续死守，也有人说要不就分兵突围。
冯增敏没说话，只是低头看了眼地图，点了根烟。
第三天夜里，越军开始用迫击炮压制。
他们的位置完全暴露了。
冯增敏这才明白，根本没人知道他们在哪儿。
“你说我们怎么办？”副连长问。
冯增敏没立刻回答。
他说的那句话，后来很多人记了一辈子：“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都死在这儿。”
第二天上午，冯增敏决定带全连投降。
这个决定，在军法上是毫无疑问的违命。
但在战场上，尤其是当时那个局面里，有人也理解他的无奈。
投降前，他专门和全连讲了一番话，其中一句是：“罪我来担，你们活着出去。”
后来这两百多人被越军俘虏，送到后方拘押。
战后两个月，中越双方交换战俘，冯增敏他们被送回国。
回国后，他被立即隔离审查，随后以“战时投敌”的罪名，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军事法庭没有太多争议。
毕竟，这是在战争中做出的选择，按军纪来处理没有问题。
但这件事在军内外引发了很多议论。
有人批评冯增敏丢了军人的骨气，有人却觉得他担下了所有人的命。
判决那天，审判官问他：“你知不知道，这是对军队和国家的耻辱？”
冯增敏点了点头，说：“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这样做？”
他只说了四个字：“无可奈何。”
这四个字，没有申辩，也没有解释。
冯增敏后来也没再谈起这件事。
他出狱后回到老家，做了几年林场的管理员，日子很平淡。
有人问他后不后悔，他说：“那么多人命在我手上，后悔有什么用？”
这事儿在当时的军队里传得很快。8连也因此被撤编，连番号都没保留。
从那以后，部队通讯和地图使用的标准得到了严格整顿。
翻译系统也全面升级，所有战术命令都要双语校对。
再后来，有些当年参战的老兵在回忆录里提到这件事，没有批评，也没有赞扬，只是说：“那年撤退，伤亡比进攻还大。”
冯增敏的名字，在很多年里都没有再被提起。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有人做地方志，在烈士名录边上发现了当年8连的记录。
那之后，有老兵私下说：“他不是英雄，但也不是懦夫。”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8连。
参考资料：
张明金、刘立勤，《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纪实》，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
徐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战争与战役》，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
《对越自卫反击战作战总结（内部资料）》，广州军区编印，1980年。
吴东峰，《撤退中的血与火：1979年中越边境作战亲历记》，团结出版社，2009年。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