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天，已经有了点热乎气。可病房里，那股子阴凉却像是从墙缝里渗出来的，混着消毒水的味儿，让人心里头发紧。高崇德躺在白被单底下，几乎没什么分量，只剩下微微起伏的胸口，证明着最后一点生机。
儿女们站在边上，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他们印象里的妈，是菜市场里为了一分两分钱能跟人唠上半小时的蔫吧老太太，是连掉在桌上的饭粒子都要捡起来吃了的过日子的好手。她能有什么秘密？顶多也就是哪件旧棉袄的夹层里，缝着几张折了又折的票子。
老太太的眼睛，原本一直是半阖着的，浑浊得像蒙了层灰的玻璃。可忽然间，那层灰好像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擦亮了。她眼皮一抬，目光挨个儿从子女脸上扫过去，那眼神锐利得吓人，哪里像个弥留的人。她嘴唇哆嗦了几下，声音不大，却字字砸在地上都有响：
“娘……没给你们攒下钱。”
屋里静得能听见窗外杨树叶子被风吹动的沙沙声。
她喘了口气，那股子支撑着她的精神头，像回光返照，异常地旺：“但这辈子……值了。”
紧接着，她几乎是用尽最后的气力，从喉咙深处挤出那句话，石破天惊：
“我……我就是当年……国民党军统，还有日本人……悬赏十万大洋……要抓的那个‘军火大盗’。”
话音落下，她头一歪，胸口那点起伏也停了。心电仪上，那道绿色的波浪线“嘀——”的一声，拉成了一条笔直笔直的线，刺眼地横在那里。
所有人都僵住了。儿子张着嘴，女儿忘了哭，连刚进门的医生，也捏着听诊器愣在门口。空气跟结了冰似的。军火大盗？咱妈？那个刮风天都不敢一个人出门、怕被吹倒的老太太？开什么天大的玩笑！
大家互相看着，都从对方眼里读出了茫然和荒唐。莫非是烧糊涂了？还是临走前，心神乱了？
当这些碎片一点点拼凑起来时，一股凉气从脚底板猛地窜上天灵盖，炸得人头皮发麻，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原来，是真的。
原来，那个被他们叫作“妈”的普通老人，她的前半生，真的是一场惊天动地的传奇。
咱们把目光往回拉，拉到那个山河破碎的年月。高崇德，这个名字背后，可不是一般人。她是正儿八经的官太太，丈夫是东北军里响当当的人物，吕正操将军。那会儿，她若想，完全可以过着另一种生活，穿着体面的旗袍，出入体面的场合，谈论着战争，却远离硝烟。
可她偏不。她骨子里就不是那样的人。1937年，战火烧得更旺了，前线传来的消息，一个字比一个字艰难。最难的，不是人，是手里没家伙。八路军那时候，几个人分不到一条枪，子弹金贵得要用命去换。
有一天，林伯渠同志派的人，悄悄找到了高崇德。本是想请她利用关系，帮忙弄些战场急需的药品。这已经是极其危险的任务了。谁承想，高崇德听罢，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手掌重重拍了一下桌子，声音不高，却斩钉截铁：“都这时候了，光送药，能救几个人？能打跑日本人吗？要弄，就弄枪！弄炮！”
这话，把来接头的人都震了一下。旁人干地下工作，多是传递消息，隐蔽周旋。她倒好，一张嘴，就要直接搬动那些沉甸甸、要人命的铁疙瘩。
她是怎么干的呢？她那“团长夫人”的身份，成了最好用的护身符。可这护身符里头，藏着的却是最锋利的刀。那时候队伍扩编，乱得很，手续上也漏洞多。她就自己想办法刻了印章，模仿笔迹写批条。第一次动手，就是大手笔，三百条步枪，十万发子弹，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换了主人，踏上了前往前线的路。
您想象一下那场景：夜里，几辆罩着帆布的军车，车厢上贴着“急救药品”的封条，在土路上颠簸。路过哨卡，站岗的士兵一看车牌，再一看车里坐着的那位神色平静的官太太，连忙立正敬礼，问都不敢多问一句。帆布底下，那些冰冷的钢铁，就在夜色和礼敬中，安然通行。
高崇德坐在车里，手边放着一个精巧的手提包。包里没有胭脂，没有手帕，只有两把压满了子弹、张着机头的驳壳枪。她脸上看不出什么，只有紧紧抿着的嘴角，和偶尔投向窗外黑暗处的锐利眼神，显露出这平静下的万钧风险。
这胆子，这定力，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要说最险的一桩，还得是1940年，百团大战快开打那会儿。刘伯承师长为攻坚武器急得嘴角起泡。鬼子的炮楼又厚又硬，没有重火力，拿战士们的命去填，代价太大。消息传到高崇德这儿，她只说了三个字：“我想想。”
这一想，就想出了二十门迫击炮，连带成箱的炮弹。东西有了，怎么走？陆路关卡林立，插翅难飞。她走了水路，走了步险棋。把炮拆了，零件用油布包好，塞进垫了厚厚稻草的木箱，最上头严严实实铺上一层真正的上等茶叶，箱子上大书“闽浙名茶”。一队货船，就这么沿着滹沱河下去了。
河上的关卡，伪军掀开箱子检查，扑鼻的茶香。谁会想到，这清香下面，埋着的是能开山裂石的铁家伙？这就叫，灯下黑。
东西到了地头，还得有人送进去。她亲自带着挑夫，走山路，钻林子。七天七夜，风餐露宿。遇上过飞机扫射，子弹啾啾地打在身边石头上，崩起一片火星子。她不但没躲，反而抄起一挺轻机枪，对着天上就打，吸引开火力，让运输队先冲进山洞。那份泼天的胆气，很多男人都比不上。
后来，这些炮在战场上怒吼，敲掉了一个又一个鬼子炮楼。前线欢呼震天，可没人知道，这些炮是怎么来的，是谁送来的。
这么干，迟早要出事。国民党那边也不是傻子，这么大宗的军械不见了，追查的风声越来越紧。军统的特务，日本人的宪兵，都像猎狗一样嗅着味道扑上来。
1940年秋天，在河北行唐县，她到底被堵在了一个小村子里。那是一场恶战。为了掩护身上带的联络名单，她小腹连中三枪，血把衣服浸得透湿。敌人围上来了，手电光乱晃。那一刻，她做了一件让后来所有知情者都脊背发凉的事——她把那本记满了名字和地址的小本子，一页页撕下来，塞进嘴里，混着涌上喉头的热血，拼命地嚼，拼命地咽。纸团噎得她直翻白眼，可她不管，直到把最重要的几页都吞进肚子。
最后，听着撞门声，她用尽力气翻进院角一辆等着运走的粪车，把自己埋进那污秽腥臭的所在。搜查的人到了跟前，被那气味熏得直捂鼻子，手电往里晃了晃，骂骂咧咧地走了。她在里面，一动不动，直到夜深人静，才被同志救出来。
送到延安时，她只剩下一把骨头，气若游丝。朱老总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救活她！”毛主席特意安排了一孔安静的窑洞让她养伤。在延安，大家都叫她“军火侠女”，她的故事被编成歌谣，在黄土坡上流传。
仗打完了，天亮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以她的功劳，安排个像样的位置，谁也说不出二话。好多当年的战友，都走上了重要的岗位。组织上也找她谈过，希望她继续工作。
可高崇德摇了摇头。她带着孩子，悄悄回到了沈阳，进了家被服厂，当了一名最普通的会计。住的是厂里分的小平房，二十来个平方，家具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邻居只知道她是个“特别省”的老太太，说话和气，一点看不出有什么特别。
那把跟了她多年、连枪号都磨平了的驳壳枪，被她用油布裹了一层又一层，锁进了那个铁皮箱的最底层。政府照顾她，要给她调大房子，她让给了人口多、更困难的工友。有记者不知从哪儿听到点风声，想来采访，都被她淡淡地谢绝了。
填表的时候，在“参加革命时间”那一栏，她端端正正写上“1938年”。而在“立功受奖情况”那一栏，她什么也没写，一片空白。
有老战友来看她，喝着粗茶，忍不住问：“老高，你当初那么拼命，现在怎么啥也不要？”
她望着窗外晾衣绳上飘动的旧床单，慢慢地说：“那么多好同志，骨头都不知道埋在哪座山上了。我活下来了，还看到了今天，有啥不知足的？还要个啥？”
她说这话时，脸上很平静，就像在说“今儿天气不错”一样。
如今，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展柜里，静静躺着一门旧迫击炮，炮身上刻着的外国字迹已经模糊。来来往往的人看了，或许会感叹它的陈旧。很少有人知道，半个多世纪前，曾有一个看似柔弱的中国女子，是怎样用她的智慧和胆魄，甚至是用她的血肉之躯，把这些冰冷的钢铁，从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一寸一寸地，挪到了我们自己的阵地上。
她这一生，活成了两截。前半截，是惊涛骇浪，是隐秘战线上刀刃跳舞的传奇；后半截，是波澜不惊，是寻常巷陌里深藏身与名的平凡。她把前半生所有的惊心动魄，都压缩进了那个生锈的铁箱；又把后半生所有的云淡风轻，铺展成了子孙眼里柴米油盐的日常。
什么是英雄？或许，就是像她这样，在时代需要时挺身而出，惊天动地；在尘埃落定时默默转身，不着一痕。她带走了所有的秘密，也留下了最重的遗产——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挺立的不朽脊梁。
巾帼传奇 抗战往事 #历史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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