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1945年，眼瞅着日本人都要举白旗投降了。
重庆那边的国民党高层圈子里，突然爆了个大雷：中统局的一把手徐恩增，硬生生被逼得递了辞职信，灰头土脸地滚蛋了。
这事儿怎么看怎么不对劲。
你想啊，徐恩增是谁？
那是“二陈”兄弟的心腹，手里捏着“生死簿”，专门整治党内看着不顺眼的人，妥妥的蒋介石统治基石。
本来都要分胜利果实了，正是加官进爵的好时候，这位“党务大管家”却在天亮前一脚被踹出了局。
不少人觉得这纯粹是徐恩增走了背字，或者是戴笠这人心太黑。
可要是你把这两位几年的过招记录翻出来细看，就会发现，这压根不是运气好坏的问题，而是两种活法撞在了一起，必须碎一个。
在那个乱糟糟的年代，徐恩增手里其实是一把“天胡”的牌，可偏偏他非要拿和平年代当官的那套规矩，去打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烂仗。
再看他的死对头戴笠，打一开始就把规矩这两个字踩在脚底下。
这俩人的输赢，其实早在1943年徐恩增的一声长叹里就注定了。
那会儿他在高层会议上吃了瘪，一脸无奈地感慨：“戴雨农那些手段，我这辈子是学不会了。”
这话听着像是在谦虚，说白了就是举手投降。
为啥学不会？
因为这两个人的“出厂配置”就不是一个路子。
瞧瞧徐恩增的底子：书香门第出来的少爷，性子慢吞吞的，能爬上来全靠陈氏兄弟拉一把。
他脑子里装的全是“衙门思维”——干啥都得讲个规矩、走个流程、排个资历。
就像一头笨牛，在党派斗争的烂泥坑里，还非要踩着正步转圈。
回头再看戴笠。
黄埔军校那张毕业证不过是用来撑门面的，骨子里全是混社会的江湖气。
他在1932年搞军统（那会儿叫复兴社特务处）的时候，就没想过要弄个正正经经的衙门。
他要的是一支不问手段、只要结果的影子杀手团。
招进来的人，要么是军校里的尖子，要么是道上的亡命徒。
军统像个啥？
像头饿疯了的猎豹。
闻着血腥味就往上扑，别管姿势好不好看，先把猎物咬死才是正经事。
这种性格上的反差，平时可能分不出高低。
可到了炮火连天的抗战那会儿，蒋介石要的可不是个温良恭俭让的管家，而是一把能抹脖子、能去敌后偷情报的快刀。
这时候，摆在徐恩增面前的第一道坎来了：当对手把手伸到你碗里抢饭吃，咋整？
1941年，俩人的矛盾算是摆到了台面上。
面对戴笠一步步紧逼，徐恩增出了个特别“书生”的主意——他想用“阳谋”压死戴笠。
徐恩增照着党内的正规程序，搜集了一大摞黑材料，告戴笠贪污公款。
在他看来，这招稳赚不赔。
蒋介石虽然宠信戴笠，但面子上总得讲究个清正廉洁吧？
用制度去卡脖子，这是徐恩增玩得最溜的一手。
可惜，他把账算岔了。
在蒋介石的账本里，戴笠贪那点钱连个屁都不算，只要这把刀用着顺手，喂点肉怎么了？
结果戴笠咋回击的？
人家压根不跟你扯贪没贪污，反手就甩出一堆中统内部烂透了的铁证。
这下热闹了，徐恩增本来想当个“清流”去弹劾别人，结果低头一看，自己裤裆里全是屎，脸都丢到姥姥家了。
这还不算完。
到了1942年，徐恩增又挨了第二闷棍。
这回，戴笠给他演示了啥叫真正的“阴招”。
戴笠才懒得跟你走程序，直接借着“汪伪渗透案”挖了个大坑。
他在蒋介石耳边吹风，造谣说徐恩增跟汉奸不清不楚。
这一招太毒了。
对蒋介石来说，贪污那是小节，通敌可是碰了红线。
蒋介石一听就炸了毛，差点当场就要把徐恩增给撤了。
史书上记着呢，戴笠私下里嘲讽说：“姓徐的光会坐办公室，哪知道刀口舔血是个啥滋味？”
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徐恩增还在琢磨报告怎么写、流程怎么走的时候，戴笠的刀已经架在他脖子上了。
徐恩增的地盘都在党务系统，看着挺大，但在打仗那几年，权力的重心早就跑到军队那边去了。
戴笠能直接推开蒋介石的门汇报，他的手伸向部队、敌后、暗杀网，这些“干货”是蒋介石每天睁眼就想看的。
而徐恩增那些四平八稳的党务汇报，在硝烟面前简直苍白得像张白纸。
要是说前几回交手只是让徐恩增受了点内伤，那1944年的“黄金走私案”，就是戴笠精心准备的索命绳。
那一年，戴笠嗅觉灵敏地抓到了个机会：徐恩增的一个心腹卷进了一桩倒腾黄金的大案子。
这时候，戴笠有两条路：一是扔给法院管，二是自己把案子抢过来。
戴笠眼都没眨就选了后一条。
他打着“中统得避嫌”的幌子，硬生生把办案权抢到了手里。
这就是戴笠的生存哲学：趁你病，就要你的命。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要是不把徐恩增彻底踩死，凭中统那厚实的家底，早晚得翻身。
接手案子后，戴笠压根没想查什么真相，他的目标就一个：把火引到徐恩增身上烧。
军统的特务们开始做局，伪造证据，编了一张大网，直接把矛头指向了徐恩增。
当蒋介石拿着这些“铁证”拍桌子骂娘时，徐恩增的表现再一次暴露了他的官僚本性。
面对质问，他结结巴巴，想解释这是下面人瞎搞，想用中统那一套啰里啰嗦的程序给自己开脱。
可在蒋介石看来，这结巴就是心虚。
这种磨蹭劲儿，在蒋介石眼里那就是无能。
戴笠就在旁边冷眼看着，时不时还往火里浇两勺油。
他在日记里写了八个字评价这时候的对手：“徐氏优柔，终自掘坟墓。”
这八个字，不光是骂人，更是给这场权力游戏画了个句号。
后面的事儿就顺理成章了。
蒋介石一声令下，砍了中统的一大半经费，徐恩增苦心经营多年的权力大厦，哗啦一下全塌了。
到了1945年，就在大家伙准备放鞭炮庆祝胜利的时候，徐恩增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这个奋斗了半辈子的舞台。
回头再看这场打了好几年的“特务内战”，中统输得底裤都不剩，其实从一开始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这不单单是徐恩增一个人的锅。
徐恩增代表的是那种旧式的、按部就班的官僚逻辑。
这套逻辑在太平日子里或许能混个安稳，但在你死我活的战争绞肉机里，它肯定干不过戴笠那种只看结果、不择手段的强盗逻辑。
戴笠比徐恩增更懂得怎么去挠那个最高统治者的痒痒肉——既然老板需要一条咬人的狗，那我就做那条最凶的，哪怕吃相难看点，只要能把猎物叼回来就行。
况且，戴笠还懂得借力。
作为浙江老乡，他把地缘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死死抱住同样受蒋介石信任的胡宗南。
这层军政同盟的铁关系，是徐恩增那个单纯的党务圈子拍马也赶不上的。
最后，军统赢麻了，一家独大，如日中天。
但历史这玩意儿充满了讽刺。
徐恩增输了，可他保住了命，后来跑去台湾做生意，虽然没权没势，但也算得了善终。
而赢家戴笠，因为“狼行千里吃肉”吃得太猛、太独，没过多久就让蒋介石心里犯了嘀咕。
一个独霸天下的情报头子，那是任何独裁者睡觉都得睁只眼的噩梦。
就在徐恩增下野后的第二年，1946年，戴笠连人带飞机撞在了山上。
有人说那是意外，也有人说那是另一种形式的“卸磨杀驴”。
两统相争，看着是戴笠赢了面子，其实这俩人都是那个时代的燃料。
只不过一个是用旧了被扔进了垃圾桶，另一个是用得太顺手，反而把主人的手给割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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