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里一场淅沥春雨刚停，上海法租界的石库门巷子依旧湿漉漉。傍晚时分，特务冲进一处交通站，枪口顶着三十岁的陈赓——这位红军团长刚结束一次秘密联络，身上还有未干的泥点。被捕原本是地下工作者的常态，然而这一次，敌人很快想出一种别具恶意的折磨手段：把他和一名十九岁的进步女学生李丽君关进同一间不足八平米的暗牢。
敌人知道，陈赓曾在1926年东路讨伐军时救过蒋介石一命，对其背景再清楚不过；也深知陈赓宁肯挨打也不会吐出一句真情。单靠皮鞭和老虎凳收获不多，他们索性动起了“精神摧折”的脑筋。男女混押，在当时观念里足够“羞辱”，既折磨肉体，也戳破所谓“革命气节”。放眼整个提篮桥监狱，这种做法并不常见，可一旦出现，往往让人难堪。
李丽君被抓仅因为替同学传递一张传单。推门那一刻，她见铁床上坐着一位面色苍白却眼神犀利的高个子军人，还没弄明白缘由，就被锁链“哗啦”一声铐在对面墙上。短暂对视后，彼此报了姓名，气氛反而缓和不少——他是陈赓，她是李丽君，两人的目标皆是“希望中国不再受欺辱”。
夜深。牢门吱呀推开，特务把陈赓拖出去审讯。棍棒夹杂着皮鞋声在走廊回荡，萧瑟得像风拂空井。约摸一炷香功夫，陈赓被扔回牢里，肩头血迹尚湿。李丽君低声唤道：“陈大哥，你还好吗？”这一句，是两人仅有的真实对话：“别担心，小事。”他咬着牙，仍忍不住咳笑。
严刑痛苦易熬，最折磨人的却是日常细节。牢房角落里摆着一只破木桶，既是座位也是“厕所”。男女同处，一切难以启齿——白日里特务盯梢，深夜又灯火通明，想偷空都难。陈赓深知缺水能减缓排泄，于是拒绝李丽君递上的半碗冷水。可三天后连他也撑不住，身体再硬也挡不住生理规律。
特务看得见两人焦躁，却故意冷眼旁观。时间一长，李丽君面色苍白，陈赓额上青筋暴跳，场面僵持。就在第四个深夜，他忽地扫视四周，瞥见墙角堆放的焦炭垫与麻袋片，灵光一闪。趁看守走远，他拉起麻袋扯成两截，将较大那块披在自己肩头，另一块递给女学生：“你背对我，用这遮着；我闭眼转过去，顺便敲墙子给你打节拍。三十下够吗？”短短一句，让紧绷的空气瞬间松动。
方法听似笨拙，却立刻见效。两人轮流操作：一人裹布，于角落蹲下；另一人背身、合眼、轻敲墙面。最初几回仍有人脸色绯红，次数多了也就习惯。看守偶尔探头，只见两堆麻袋影子晃动，未再挑衅。不得不说，这种“土法屏障”简单实用，也让“人之常情”的尴尬降到最低。
短暂解决生理难题后，陈赓开始谋划更大的事——把李丽君保出去。相比自己这名“要犯”，一个学生的关押期并无定论。有意思的是，特务为了拿到情报，反倒定期送医护人员给陈赓疗伤，以图换取口供。陈赓设想：若能利用换药机会，递出纸条，就有可能调换羁押安排，让女学生脱身。
数日后，机会来了。负责换药的勤务兵并非铁石心肠，看到陈赓血肉模糊多少露出几分怜悯。陈赓趁其低头收拾绷带，把写有“学生无辜，望速移女监”一句的纸片塞进纱布缝隙。勤务兵离去，纸条辗转到了看守长手里。看守长并不是真被打动，而是不愿背上“虐待女学生”之名，干脆顺水推舟，隔天就将李丽君转往女监。
送走李丽君那天，牢门剐蹭发出刺耳声，陈赓心里却像卸下一块巨石。李丽君回头的瞬间，两人对视，没有任何约定，但彼此都懂：出狱后她自会把陈赓被捕消息传到党组织。暗号无需交代，信任早已足够。
之后的一个月，陈赓继续在酷刑中周旋。体力透支到极限，却始终守住口风。11月，上海地下党与何键旧部几经斡旋，外加陈赓早年救蒋的旧事被媒体炒作，南京当局权衡利弊，最终批准“保释就医”。这一条看似给面子的说明，实则是组织营救的结果。
陈赓出狱时仅余一条军大衣，体重比被捕时轻了十三斤。步出提篮桥，他听到路边报童喊最新号外，心想：李丽君应该早已平安撤往北平学潮中心。此刻的自己还有更长的战场。
有人后来说，陈赓被捕期间最大困难是鞭挞。知情者却摇头：真正的考验是和陌生女学生共处，既要守住风骨，又得护住对方尊严。那块麻袋布，如今早已不知去向，却见证了特工斗智、同胞互助，也映出旧中国黑暗牢狱的冰冷与革命者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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