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三年，许都宫门外，天子刘协一度下诏，命全国州郡严加防备地方军阀。诏书写得很庄重，可真正能立刻执行下去的地方，却屈指可数，多集中在曹操的势力范围之内。朝廷还在，诏书照发，但在许多诸侯眼里，这份诏书的分量，已经远不如曹操、刘备、孙权的一道军令。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问题慢慢浮出水面：东汉的官制和“编制”，还在继续运转，可地方诸侯纷纷自封官爵，朝廷任命的“在编人员”，和诸侯自封的“编外人员”，界线越来越模糊。到了刘备集团崛起时，他身边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关羽、张飞、诸葛亮、赵云、法正、庞统、糜竺、孙乾、马超、黄忠——到底有几位真的算东汉朝廷命官？又有几位完全游离于东汉官方体系之外？
这个问题，看似细枝末节，却恰好能看出东汉末年政权的“名分”和“实权”之间，究竟错位到什么程度。
一、曹操替朝廷“发编制”，刘备先吃了红利
东汉末年，官职不缺，缺的是谁说了算。皇帝刘协名义上仍是大汉天子，但他能决定的事情很有限，尤其是军政要职的任命，大多落在曹操手里。换句话说，许多“汉朝命官”的名号，其实是曹操帮忙跑下来的。
刘备就是典型例子。
他早年在北方辗转，做过安喜县尉、平原县令、平原相，这些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东汉地方官，官秩从百石往上，但影响有限。转折点在建安三年，刘备暂时归附曹操，带着关羽、张飞进了许都。曹操很精明，没有把他们当普通降将，而是给足了面子：刘备被任命为左将军，领豫州牧，并封宜城亭侯，这是妥妥的二千石高级官员，位列九卿行列。
在这个任命里，刘备是“在编”的，而且是高配。关羽、张飞也跟着沾光，各自获授中郎将。中郎将虽不算顶级，但已属于朝廷正式军职，有品级，有俸禄，有记录。
这些官职，从程序上看，都出自汉献帝之手，诏书也确实由朝廷发出。可要说谁真正拍板，多数人心里都明白，是曹操。刘备后来每每自报家门，“左将军领豫州牧、宜城亭侯”，听上去风光，其实是曹操给他戴上的“汉家桂冠”。
不过，这顶桂冠，他戴得很不安心。
建安二十四年，形势已经发生巨变，刘备在蜀地站稳脚跟，自号汉中王之后，干脆写信把自己在汉献帝那儿领的印绶统统退回去。那封信的实质意义，不止是辞官，更像是对东汉体制说了一句：“从今天起，不在你们这个系统混了。”
从这一步开始，他身边的人，也逐渐从“朝廷在编”变成“自家编外”。
二、刘备集团十人名单，谁算“官面上的人”？
刘备集团的核心人物，通常会提到五大将：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加上文臣：诸葛亮、庞统、法正、糜竺、孙乾。十个人，名声各有高低，形象也被《三国演义》塑造得极具传奇色彩。但若回到史书，放在东汉官制里，一个个去看履历，情况就不太一样了。
关羽、张飞属于大家公认的“体制内人员”。《三国志》记载很清楚：刘备归附曹操时，二人并为中郎将。建安五年，关羽斩颜良后，又升为偏将军，并封汉寿亭侯。这个“亭侯”虽是低级爵位，但毕竟是侯，有食邑，有正式爵号。偏将军也是朝廷建制内的将军号，并非刘备自封。
张飞就简单一些，史书只说他为中郎将，后续是否再升，不见明确记载，至少可以确定的是，他在曹操系统里，已被认作“汉朝将官”，ただ未必有爵。
除了刘、关、张，刘备集团里还有两位明显拿朝廷俸禄出身的——糜竺与糜芳兄弟。曹操在试图拉拢刘备力量时，也没忘记这对豪族兄弟的价值，“表竺领嬴郡太守，竺弟芳为彭城相”。太守、相，这两职都是东汉正经地方长官，太守为郡主官，二千石；国相则是诸侯国或侯国的行政、军政一把手，职权非常实在。
这样算下来，刘备集团这十人里，至少有五人明确属于“东汉朝廷在编人员”：刘备本人、关羽、张飞、糜竺、糜芳。只不过糜芳一般不会被算在最核心的十人之列，所以表面看，是“十人中已有三、外加一个没算在十人名单里的糜芳”。
但仅凭这样一笔带过，有点不够过瘾，还是得逐个捋一捋。
三、“五虎上将”当中，谁真在册，谁根本没领过汉家的饷？
说到武将，绕不开“五虎上将”这个组合。虽然“五虎”这个称呼，是后人总结出来的，《三国志》只是把关、张、马、黄、赵合传，但不影响他们在蜀汉军中的核心地位。真正放在东汉体制来看，这五个人的“编制状况”差别很大。
关羽、张飞前面已经提过，都有实打实的东汉官衔。关羽还加封了汉寿亭侯，这一层身份，哪怕他后来跟着刘备离开曹操阵营，名义上依旧是“汉朝列侯”。只不过等刘备退还印绶、彻底与汉献帝的官爵切割后，这个身份自然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马超的情况，比关羽、张飞要复杂得多。
马超本是西凉军阀马腾之子，早年就受到朝廷正式任命。《三国志·马超传》里说得很清楚：马腾被征入朝为卫尉，马超则为偏将军、都亭侯，“领腾部曲”。卫尉是九卿之一，管理宫廷警卫；马超的偏将军、都亭侯，同样是诏命在身的正式官职。都亭侯爵位略低于汉寿亭侯，但毕竟是侯。
之后马超又升任徐州刺史，甚至还曾官至谏议大夫。刺史在东汉本就是朝廷派出的监察、军政双重代表，横跨州郡之上。马超有没有真正赴任，史书不太强调，可这不影响“编制上有他名字”的事实。
这么一来，“五虎”之中，关羽、张飞、马超三人，都可以肯定属于东汉朝廷在编军职。不过马超后来起兵反曹，投奔刘备，再入蜀汉阵营，不得不说，他的官场履历比其他人更曲折一些。
黄忠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他早年在荆州刘表幕下，为中郎将。刘表是荆州牧，中郎将这个职务，理论上可以由州牧自行设置，属于地方武官。后来曹操入荆州，“假行裨将军”，让黄忠继续统属长沙守将韩玄。这个“假行裨将军”的“假”，就是临时委任，有点类似试用或权任。若黄忠一直留在曹操体系中，按理说有机会转正，成为朝廷正式裨将军。可偏偏刘备南下，局势大变，黄忠选择了“委质于先主”，带着部曲投靠刘备。
试想一下，这就属于“试用期内跳槽”，东汉军官名册上，肯定不会为他长期保留正式的将军记录。因此，从严来说，黄忠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东汉朝廷正式军号，只能算半只脚踏进过门槛。
赵云则更干脆。
他跟着刘备南征北战，立下功劳无数，却几乎完全没在东汉朝廷的任官系统里露过脸。赵云出仕时，天下格局已经大乱，地方势力纷纷自立，他的官职，几乎全部来自刘备的内部任命。无论“牙门将军”也好，“翊军将军”也罢，名头虽响，却不在东汉官方编制之内。朝廷给的饷银、粮米，压根没他的份。
综上来看，就五虎将而论，真正“体制内”的是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半在不在，赵云则一直是标准的“编外精英”。
不得不说，这种情况挺耐人寻味：在民间传说中名气最响的赵云，没有汉朝官身；反而是后来风头稍逊的马超，履历里官爵一串接一串。
四、诸葛亮是刘备“自造岗位”，法正却曾是朝廷县令
武将这边分出个大概以后，再看文职核心。
诸葛亮在三国故事里，是绕不过去的人物，但如果从“东汉朝廷官员”这个角度看，他的起点就很特别。隆中时的诸葛亮，只是个隐居南阳的寒门士人，与朝廷没有任何任命关系。直到赤壁之战前后，被刘备请出山，才取得了“军师中郎将”的头衔。
严格说，“军师中郎将”这种职务，本非东汉标准官名，是刘备在荆州自创的职务，拿的是刘备的“军饷”，受的是刘备的节度。刘备入蜀后，诸葛亮官阶水涨船高，做到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这些名号听上去颇有声势，但从东汉官制角度看，依旧属于刘备集团自己发明的岗位。
刘备称汉中王后，再称帝于章武元年，也没有按汉武帝旧制，为诸葛亮册封侯爵。要知道，按旧例，丞相、将军中的顶级重臣，多半要有列侯身份才“名正言顺”。刘备这一安排，某种程度上等于自己重新“立规矩”，与汉家旧制拉开了距离。
所以，说诸葛亮是东汉“编外人员”，并不夸张。他的全部公共身份，都是和刘备政权绑定，而不是和汉献帝所在的中央朝廷绑定。
和诸葛亮相对，法正的出身有点“更传统一点”。
法正早年主要在益州一带活动，曾为益州新都县令。这是标准的东汉地方官，县令多为百石或二百石不等，其任命途径、俸禄支付，都在朝廷官制框架之内。之后他离开刘璋，投奔刘备，被任命为军议校尉。这个“军议校尉”则类似诸葛亮的军职，同样属于诸侯自设军官范畴。
换句话说，法正的“出身”在体制内，是有过正式东汉官职的；到了刘备帐下，才转为“新体系”的军政骨干。
庞统则是另一路。
他早年以“南郡功曹”身份出现，功曹是郡守所辖属官，承担举荐人才、文书政务。功曹的任命，多由州郡首长自行决定，属于地方自设佐官，朝廷不会一一录入中央官员名册，不发俸禄，只允许在地方财赋中列支。刘备用人时，让庞统任“军师中郎将”，与诸葛亮并列，这个职务仍旧是地方军权体系的一部分，在汉献帝这边，不算官。
孙乾则更偏向“外交秘书”的角色。
他在刘备“领徐州”时，被辟为从事。从事也属于州牧、刺史幕僚系统中的属僚，类似秘书、参议官。东汉制下，州牧的从事任免权多掌握在地方本身，中央只是承认州牧这个大框架，至于州牧府里的治中、别驾、各类从事，朝廷不具体过问，更不会单独册命官职。所以，无论是徐州从事孙乾，还是南郡功曹庞统，归根结底都不能算东汉“在册官员”。
数到最后，刘备集团这十个核心人物中，真正有东汉正式官职经历的，是刘备自己、关羽、张飞、马超、糜竺、法正，再加一个常被忽略却有实职的糜芳。赵云、诸葛亮、庞统、孙乾，则从头到尾是“编外干员”，他们的舞台，直接跳过了东汉朝廷，落在诸侯自建的政权之中。
五、名分、编制与实力：乱世中的另一张“考勤表”
从某个角度看，这十个核心人物的“编制问题”，像是一张别样的考勤表。谁曾拿过汉家的俸禄，谁的名字写入过官方任官册，谁从始至终只对诸侯负责，都在这张表里有迹可循。
有一点颇值得玩味：在后世口碑最高的几个人里，诸葛亮、赵云都是典型的“编外人士”。诸葛亮的声名，来自蜀汉政权本身的记忆与塑造，尤其是丞相时期的内政、北伐；赵云则靠一次次救主、护旗、稳军心的战功赢得赞誉。但从“东汉朝廷”的角度说，他们甚至不能算“汉官”，只是地方政权中的重要将佐。
反过来看，马超、法正这类人物，哪怕后来改换门庭，站在刘备这边，履历里却始终带着一段东汉官职经历。他们一度代表过汉家正统的地方管理力量，再投身地方诸侯阵营，身上的那点“体制印记”，多少还在。
刘备身边那几位豪族出身的人物，糜竺、糜芳，更凸显了这个时代一个常见的路径：地方大族通过接受朝廷任命，进入官场体系，再借势投向合适的诸侯。糜竺能做到嬴郡太守，糜芳为彭城相，这说明糜氏在东南一带实力雄厚。等到他们跟随刘备，身份不只是“刘备幕僚”，更是代表着一股地方士族的资本力量。
黄忠则介于两者之间。他在刘表军中为中郎将，技术上说，可进可退。曹操击破荆州时，看中他的本领，给了个“假行裨将军”的头衔做试探，想进一步把他纳入东汉军官序列。黄忠最终选择“改换门庭”，把这条路掐断在半截，历史上也就很难再把他列入正式的东汉官员之列。
从官制角度去剖开刘备集团，表面上是算人头、点履历，其实，它反映出来的，是东汉末年的一个怪现象：朝廷与诸侯之间，形成了两套并行的“用人体系”。
一套，仍保留在汉献帝名下，由曹操主导。官员的册命、升迁、记载，都按老规矩走，只不过权力集中在一个权臣手里。另一套，则是以刘备、孙权、刘璋、张鲁等地方势力为核心，自己设计官名、任命属臣，俸禄也从自己的地盘里开。两套体系在一定时期内并行不悖，甚至互相交叉——像马超那样，一边在汉朝记录里挂着“偏将军、都亭侯”，一边在地方又拥有自己的部曲与地盘。
当刘备在建安二十四年退还左将军、宜城亭侯印绶时，他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很明确的选择：不再依赖东汉那一套官僚体系的合法性，转而完全依靠自建的刘氏政权体系来证明自己的地位。由此，他身边人的身份，也随之从“兼有朝廷官身”逐步转变为“纯粹蜀汉臣子”。
单从“是不是东汉朝廷命官”这一条来区分，刘备集团的十个核心人物，横跨了这两套体系：有人靠朝廷起步，有人从民间直接被诸侯启用，有人在中途半路跳槽，还有人一辈子都没与朝廷官制真正发生过关系。乱世之中，名分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它已经不再是唯一的门槛，真正决定一个人在历史上留下多重印记的，还是他在具体政权中的位置与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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