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明末乱世，很多人都觉得是“无贤才、无良方”的绝境——朝堂党争不断，战场屡战屡败，内有李自成、张献忠流寇肆虐，外有后金虎视眈眈，仿佛大明的灭亡早已注定。可很少有人知道，当时曾有一位大臣拿出过一套堪称“千古奇策”的战略，差点一举平定内忧，为明朝续命。
他就是杨嗣昌，一个被后世争议颇多，却实实在在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大家。崇祯皇帝三次下诏，硬生生把正在守孝的他从老家请出山，而他也怀着“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决心为大明鞠躬尽瘁。这套十面张网的计划，把流寇逼到绝境，眼看胜利就在眼前，却突然功亏一篑，杨嗣昌最终悲愤交加，忧惧而死。
一个看似能拯救王朝的完美战略，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是战略本身有漏洞，还是执行过程出了岔子？崇祯皇帝的急功近利，百官的掣肘弹劾，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今天咱们就顺着历史的脉络，一步步揭开杨嗣昌和他那个“救得了后世，救不了大明”的战略背后的真相。
1、从守孝官员到帝国救火队长
要讲杨嗣昌的故事，得先说说他的处境和崇祯这位“老板”的纠结。杨嗣昌出身官宦世家，父亲杨鹤是万历年间的进士，后来做到了兵部右侍郎，负责过陕西的流寇招抚工作。可杨鹤的招抚政策最终失败，被崇祯下狱问罪，杨嗣昌为了救父亲，多次上书求情，甚至愿意用自己的官职为父亲赎罪，崇祯最终网开一面，免了杨鹤的死罪，贬为平民。
这件事对杨嗣昌影响极大，一方面让他亲眼见识了流寇之乱的棘手，另一方面也让他看清了崇祯皇帝的性格——刚愎自用，急功近利，既想解决问题，又缺乏耐心和定力。崇祯十年（1637年），杨嗣昌的母亲去世，按照明朝的礼法，他必须辞官回乡守孝三年，这在当时叫“丁忧”。可就在他守孝还没满一年的时候，崇祯皇帝的第一道诏书就来了。
此时的大明，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在陕西、河南、湖广一带四处劫掠，官军围剿了好几年，不仅没消灭他们，反而让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关外的后金（后来的清朝）也时不时突破长城，骚扰京畿重地，明朝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崇祯皇帝换了好几个督师，要么能力不行，要么互相掣肘，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这时候，有人向崇祯推荐了杨嗣昌，说他“博涉经史，工笔札，有口辩”，而且之前在兵部任职时，对军事和政务都很有见解。崇祯早就听说过杨嗣昌的名声，于是不顾“丁忧”的礼法，下旨让杨嗣昌“夺情起复”，回京担任兵部尚书，负责围剿流寇。
可杨嗣昌却拒绝了。倒不是他不想为国效力，而是有两个原因：一是母亲刚去世，他确实想尽孝道；二是他心里清楚，父亲杨鹤就是因为处理流寇问题失败而获罪，这个差事就是个烫手山芋，搞不好自己也会身败名裂。更重要的是，他守孝的原因，本质上也是崇祯皇帝造成的——如果不是崇祯当初严惩杨鹤，或许他也不用这么狼狈地守孝避祸。
崇祯见杨嗣昌拒绝，并没有放弃。没过多久，第二道诏书又来了，语气比之前更恳切，还特意提到“国家多故，卿当以社稷为重，暂弃私情”。杨嗣昌还是没答应，他上书崇祯，说自己“心在草土，情难自已”，请皇帝允许他守满孝期再出山。
这时候，崇祯皇帝急了。当时流寇已经攻破了凤阳，挖了明朝的皇陵，这可是天大的耻辱，崇祯气得下了“罪己诏”，可还是没人能搞定流寇。于是，崇祯下了第三道诏书，这一次，他几乎是带着哀求的语气：“朕以天下多故，不得已夺情，卿若再辞，便是辜朕一片苦心，天下事谁与朕共理？”
这三道诏书，让杨嗣昌彻底动摇了。在中国古代，“君为臣纲”，皇帝如此低声下气地求自己，这是莫大的荣耀，堪比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杨嗣昌觉得，自己就算再想守孝，也不能辜负皇帝的知遇之恩。而且，他心里也憋着一股劲，想完成父亲没完成的事业，证明杨家不是只会失败的软蛋。
于是，杨嗣昌擦干眼泪，告别了家乡的亲人，踏上了回京的路。临行前，他对着母亲的灵位发誓：“臣此行，必为大明扫平流寇，若不成功，愿以死谢罪！”可他没想到，这一去，等待他的不是功成名就，而是一场注定悲剧的结局。
回到北京后，崇祯皇帝亲自在文华殿召见了杨嗣昌。一见面，崇祯就拉着他的手说：“朕盼卿久矣，如今内忧外患，卿可有良策？”杨嗣昌早就胸有成竹，他向崇祯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战略构想，核心就是六个字：“攘外必先安内”。
杨嗣昌解释说：“如今流寇是心腹之患，后金是肢体之疾。流寇在国内作乱，烧杀抢掠，动摇民心，消耗国力；而后金虽然强悍，但一时半会儿打不进关内。如果我们先集中所有力量消灭流寇，安定内部，再回头对付后金，就能事半功倍。如果内外同时用兵，兵力分散，财力耗尽，最后只会两头落空。”
崇祯听了，连连点头。他之前也想过同时解决内外问题，可事实证明根本行不通，杨嗣昌的话，说到了他的心坎里。接着，杨嗣昌又抛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四正六隅，十面张网”。这个计划一出来，不仅崇祯眼前一亮，连在场的大臣都觉得不可思议，没人想到，这个刚守孝回来的官员，竟然能拿出如此周密的战略。
2、明末最惊艳的战略构想如何出炉
“四正六隅，十面张网”，光听名字就觉得气势十足，可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计划呢？咱们掰开揉碎了说，其实一点都不复杂，核心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分区域围剿，压缩流寇生存空间”。
杨嗣昌经过仔细分析，发现流寇之所以能横行多年，根本原因就是“流”——他们没有固定的根据地，打不过就跑，官军围剿时，他们要么化整为零，要么跨省流窜，官军疲于奔命，根本抓不住他们。而且，之前的围剿没有统一的指挥，各个省份的官军各自为战，互相推诿，经常出现“你追我逃，你停我扰”的情况，导致流寇越剿越多。
针对这个问题，杨嗣昌制定了“四正六隅”的区域划分：把陕西、河南、湖广、凤阳这四个流寇最集中、最猖獗的地方定为“四正”，也就是四个主战场；再把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这六个周边省份定为“六隅”，也就是六个协防区。“四正”的主要任务是主动围剿，“六隅”的主要任务是防守堵截，一旦流寇从“四正”逃跑，“六隅”就必须把他们拦住，不让他们流窜到其他地方。
为了让这个计划落地，杨嗣昌还提出了具体的执行方案：每个“正”和“隅”都派一名巡抚负责，统一指挥当地的官军；再设立一名“督师”，统筹协调全国的围剿工作，相当于“十面张网”的总负责人，确保各个区域之间不会互相拆台，而是协同作战。
除此之外，这个计划还有两个关键支撑：一是增兵，二是增饷。杨嗣昌算了一笔账，要实现十面张网，需要在原有兵力的基础上，增兵十二万，其中包括九万步兵和三万骑兵，这样才能保证每个区域都有足够的兵力围剿和防守；兵力增加了，军饷自然也要跟着加，大概需要新增饷银两百五十万两，这笔钱主要从“剿饷”中筹集，也就是向百姓额外征收的专项军费。
杨嗣昌对崇祯说：“陛下，只要按照这个计划执行，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这句话简直说到了崇祯的心坎里。崇祯当了十年皇帝，就被流寇折腾了十年，早就想快点解决这个麻烦，杨嗣昌的承诺，就像一根救命稻草，让他看到了彻底平定内忧的希望。
可这个看似完美的计划，真的是杨嗣昌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吗？当然不是。这背后，是他多年的积累和对历史经验的借鉴。杨嗣昌从小就喜欢读史书，尤其是兵法类的书籍，他研究过汉朝平定黄巾起义、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案例，发现这些成功的围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统一指挥、分区围剿、断绝粮道。
而且，他父亲杨鹤之前招抚流寇失败的教训，也让他深刻认识到，对付流寇，不能只靠“招抚”，必须“剿抚结合”，而且要以“剿”为主。杨鹤当年就是因为过于相信流寇的投降，没有做好防备，导致流寇降了又叛，越招越多。所以杨嗣昌的计划里，虽然也提到了“招抚”，但前提是把流寇逼到走投无路，让他们真心投降，而且投降后要解除他们的武装，分散安置，防止他们再次叛乱。
另外，杨嗣昌在兵部任职期间，曾经多次处理过边疆和内地的军事事务，他清楚地知道明朝官军的弊端：战斗力低下、将领贪生怕死、士兵缺饷逃亡。所以他在计划里不仅提到了增兵增饷，还强调了要加强对军队的训练和管理，严惩临阵脱逃、贪污军饷的将领，确保军队能打仗、打胜仗。
可就在杨嗣昌信心满满地准备推行这个计划时，却遭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对，其中反对最激烈的，竟然是崇祯皇帝最信任的几位将领——孙传庭、洪承畴、卢象升等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他们看不到这个计划的高明之处吗？
3、孙传庭洪承畴为何集体抵制
杨嗣昌的“十面张网”计划一提出，朝堂上就炸了锅。大臣们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支持派，主要是一些急于解决流寇问题的官员，他们觉得这个计划周密可行，是大明的救命稻草；另一派是反对派，人数更多，其中不仅有文官，还有孙传庭、洪承畴这样手握重兵的武将。
孙传庭当时担任陕西巡抚，是围剿流寇的一线将领，他直接上书崇祯，反对杨嗣昌的计划，说：“增兵十二万，增饷两百五十万，看似声势浩大，实则劳民伤财。如今百姓已经困苦不堪，再征收剿饷，只会激化民变，到时候流寇没剿灭，反而会冒出更多的流寇！”
洪承畴当时担任三边总督，负责陕西、甘肃、宁夏的军事，他也支持孙传庭的观点，说：“流寇的根源在于民不聊生，如果只是一味围剿，不解决百姓的生计问题，就算暂时把他们打散，过不了多久还会卷土重来。而且增兵之后，各个区域的将领都要听从督师的指挥，容易造成指挥混乱，反而影响战斗力。”
除了孙传庭和洪承畴，卢象升也反对这个计划。卢象升当时担任宣大总督，负责抵御后金，他的观点和杨嗣昌正好相反，认为“攘外应先于安内”，说：“后金才是最大的威胁，如今他们虎视眈眈，如果我们把主要兵力都用来围剿流寇，关外的防线就会空虚，一旦后金大举入侵，后果不堪设想！”
这些人的反对，听起来都很有道理，可他们真的是单纯为了国家着想吗？其实不然，这里面掺杂着很多私心和利益博弈。首先说说孙传庭和洪承畴，他们都是一线将领，常年在陕西围剿流寇，虽然没有彻底消灭流寇，但也打了不少胜仗，积累了不少军功和威望。
杨嗣昌的计划一旦推行，就要设立一名督师，统筹全国的围剿工作，这意味着孙传庭、洪承畴等人都要听从督师的指挥，他们的兵权会被削弱，军功也会被督师分走。而且，增兵增饷的计划，需要他们从自己的防区调出兵力和物资，这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实力，所以他们自然不愿意配合。
再说说卢象升，他是“攘外”派的代表，一直主张先对付后金。如果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计划得到推行，朝廷的资源就会向围剿流寇倾斜，他抵御后金的兵力和军饷就会减少，这对他来说显然是不利的。而且，卢象升和杨嗣昌在政治上也不是同一派，他属于东林党系，而杨嗣昌和阉党有一定的联系，党争的因素也让他对杨嗣昌的计划充满了敌意。
除了武将，文官集团的反对也很激烈。很多文官认为，增征剿饷会加重百姓的负担，容易引发民变，而且他们担心杨嗣昌权力过大，会威胁到自己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明朝的党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不管杨嗣昌提出什么计划，只要是他提的，反对派就会无脑反对，根本不管计划本身是否可行。
面对朝野上下的一片反对声，杨嗣昌并没有退缩。他一次次在朝堂上和大臣们辩论，耐心解释自己的计划：“增征剿饷确实会加重百姓负担，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三个月内平定流寇，剿饷就可以停止征收。如果现在不增兵增饷，流寇继续作乱，百姓受到的苦难只会更多！”
他还专门找到孙传庭和洪承畴，试图说服他们：“二位将军都是国之栋梁，流寇不灭，大明永无宁日，到时候我们大家都没有好下场。如今陛下信任我们，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机会，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一定能平定流寇，到时候军功卓著，大家都能名垂青史！”
可孙传庭和洪承畴还是不为所动，他们要么以兵力不足为由推脱，要么以军饷不到位为借口拖延，根本不配合杨嗣昌的计划。这时候，崇祯皇帝的态度就成了关键。杨嗣昌知道，只有得到皇帝的坚定支持，这个计划才能推行下去。
于是，他再次找到崇祯，语气坚定地说：“陛下，如今朝野上下议论纷纷，都是因为他们看不到长远利益。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是在我皇上赫然一震怒间！只要陛下下定决心，支持臣的计划，臣保证，三个月内一定给陛下一个交代！”
崇祯皇帝本来就急于平定流寇，杨嗣昌的这句话，彻底打消了他的疑虑。他对杨嗣昌说：“卿放心，朕全力支持你，谁敢反对，朕就办谁！”随后，崇祯下旨，正式批准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计划，任命杨嗣昌为督师，统筹全国的围剿工作，同时下旨增征剿饷两百五十万两，增兵十二万。
有了崇祯的支持，杨嗣昌终于可以放手推行自己的计划了。他很快就完成了“四正六隅”的官员任命，调兵遣将，把十面大网慢慢铺开。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个被众人反对的计划，推行没多久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流寇很快就陷入了绝境。
4、张献忠投降李闯绝境，胜利近在咫尺
崇祯十一年（1638年），杨嗣昌的“十面张网”计划正式启动。按照计划，“四正”的巡抚们开始主动出击，围剿辖区内的流寇，“六隅”的巡抚们则严密防守，堵住流寇的逃跑路线。杨嗣昌作为督师，坐镇中枢，每天都收到来自各地的战报，及时调整部署，确保各个区域之间协同作战。
首先传来捷报的是湖广战场。当时张献忠率领的流寇在湖广一带作乱，湖广巡抚余应桂按照杨嗣昌的部署，集中兵力对张献忠进行围剿。张献忠本来以为官军还是和以前一样不堪一击，没想到这次官军不仅人数多，而且战术灵活，死死咬住他不放，不让他有机会流窜。
张献忠率领流寇多次突围，都被官军堵了回来。经过几个月的激战，张献忠的部队损失惨重，粮食和弹药都快耗尽了。更让他绝望的是，周边的“六隅”省份都已经布下了防线，他就算突破了湖广的围剿，也逃不到其他地方去。
就在张献忠走投无路的时候，杨嗣昌派人给了他一个选择：投降。杨嗣昌知道，张献忠是流寇中最狡猾、最能打的一个，如果能把他招抚过来，不仅能削弱流寇的势力，还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让其他流寇知道，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投降才是唯一的出路。
张献忠本来就是个投机分子，看到形势对自己不利，立刻就答应了投降。他派人给杨嗣昌送去了降书，表示愿意解散部队，接受朝廷的安置。杨嗣昌并没有掉以轻心，他给张献忠提出了严格的投降条件：必须解除所有士兵的武装，把部队分散安置在不同的地方；张献忠本人要到襄阳拜见湖广巡抚，接受朝廷的任命。
张献忠一一答应了这些条件，随后解散了大部分部队，只留下了少数亲信随从，跟着湖广巡抚去了襄阳。杨嗣昌为了稳住张献忠，向崇祯上书，请求封张献忠为“副总兵”，让他驻扎在谷城，负责防守当地的治安。就这样，流寇中实力最强的一支，竟然不费一兵一卒就被平定了。
张献忠投降的消息传来，朝野上下一片欢呼，崇祯皇帝更是龙颜大悦，他特意下旨表扬杨嗣昌：“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愧是朕的卧龙！”杨嗣昌也更加坚定了信心，继续推进自己的计划。
紧接着，陕西战场也传来了捷报。孙传庭虽然反对杨嗣昌的计划，但在崇祯的压力下，还是按照“十面张网”的部署，对李自成率领的流寇进行围剿。李自成当时在陕西、甘肃一带活动，他的部队虽然人数不少，但战斗力不如张献忠的部队，而且缺乏统一的指挥，经常各自为战。
孙传庭率领官军，采取“步步为营，层层压缩”的战术，把李自成的部队逼到了商洛山一带。商洛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也非常偏僻，粮食和物资都很难运进去。孙传庭知道李自成的部队缺粮，于是下令封锁所有进出商洛山的通道，打算把李自成困死在山里。
李自成率领部队在商洛山里苦苦支撑了几个月，粮食早就吃完了，士兵们只能靠挖野菜、吃树皮为生，很多士兵因为饥饿和疾病死去，还有一些士兵偷偷逃跑了。到了崇祯十一年年底，李自成的部队只剩下几千人，而且大多是老弱病残，根本没有战斗力。
孙传庭见时机成熟，下令对商洛山发动总攻。官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攻破了李自成的营寨。李自成带着少数亲信突围，一路向东逃跑，可他没想到，“六隅”的防线早就已经布好，他逃到河南境内时，被河南巡抚的部队拦住，又一场激战下来，李自成的部队只剩下几百人，只能躲进深山老林里，不敢出来。
此时的杨嗣昌，已经控制了全国的局势。除了李自成的残部还在深山里躲藏，其他的流寇要么被消灭，要么投降，困扰明朝十年的流寇之乱，眼看就要彻底平定了。杨嗣昌站在督师衙门里，看着墙上的军事地图，心里充满了成就感。他觉得，自己承诺的“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马上就要实现了，只要再坚持一下，彻底消灭李自成的残部，他就能完成自己的誓言，为大明立下不世之功。
可就在这胜利近在咫尺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彻底打乱了杨嗣昌的计划，也让大明的命运再次陷入了黑暗。这件事，就是关外的清军突然兵分两路，突破了长城要塞，摆出了一副大举南下的态势。
5、一道圣旨让十年大计功亏一篑
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关外的清军在多尔衮、岳托的率领下，兵分两路，从青山口、墙子岭等地突破了长城防线，大举入侵关内。清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占了遵化、永平、迁安等地，直逼京畿重地。
消息传到北京，崇祯皇帝吓得魂飞魄散。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边是流寇即将被平定，另一边是清军大举入侵，明朝再次陷入了“内外夹击”的困境。崇祯皇帝本来就缺乏战略定力，面对这种情况，立刻就慌了神，再也顾不上什么“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了。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调兵回防！京城是大明的心脏，一旦京城失守，一切都完了。于是，崇祯皇帝不顾杨嗣昌的反对，下了一道紧急圣旨：命令正在陕西围剿李自成的孙传庭、正在河南防守的卢象升等人，立刻率领主力部队回师，拱卫京师。
杨嗣昌得知这个消息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立刻上书崇祯，苦苦哀求：“陛下，万万不可！如今流寇已经被我们逼到了绝境，只要再坚持一个月，就能彻底消灭他们。如果现在调兵回防，不仅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费，流寇也会趁机死灰复燃，到时候我们就会两头落空啊！”
可崇祯皇帝根本听不进去。他在朝堂上对着大臣们大喊：“清军都打到家门口了，难道还要让朕等着被他们俘虏吗？流寇就算再厉害，也只是在外地作乱，京城要是丢了，大明就亡了！”不管杨嗣昌怎么解释，崇祯都坚持要调兵回防。
没办法，杨嗣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精心部署的“十面张网”被撕开一个大口子。孙传庭接到圣旨后，虽然不甘心，但也只能率领部队离开陕西，回师京城；卢象升也率领部队从河南出发，赶往京畿地区。随着这些主力部队的调离，“四正六隅”的围剿力量瞬间空虚，之前被压缩的流寇，立刻就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李自成本来已经走投无路，躲在深山老林里不敢出来，得知官军主力被调走的消息后，简直是喜出望外。他立刻召集残部，从深山里走了出来，开始重新招兵买马。由于之前杨嗣昌的围剿并没有彻底解决百姓的生计问题，很多走投无路的百姓纷纷加入李自成的部队，李自成的势力很快就死灰复燃，而且比之前更加强大。
而那些已经投降的流寇，看到李自成东山再起，也开始动摇了。张献忠虽然表面上还是明朝的“副总兵”，但他一直没有真心投降，只是在等待时机。看到官军主力被调走，围剿力量空虚，张献忠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开始秘密联系以前的部下，重新集结部队，准备再次叛乱。
更让杨嗣昌头疼的是，京师的文武百官们，不仅没有想办法应对清军的入侵，反而开始玩起了“偷换概念”的把戏，把清军入侵的责任推到了杨嗣昌的身上。他们纷纷上书弹劾杨嗣昌，说：“都是因为杨嗣昌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把主要兵力都用来围剿流寇，才导致关外的防线空虚，让清军有机可乘。杨嗣昌的政策就是误国误民，请求陛下严惩杨嗣昌！”
这些官员的弹劾，简直是颠倒黑白。清军入侵的根本原因是明朝关外的防御力量薄弱，和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没有任何关系。可崇祯皇帝本来就因为清军入侵而心烦意乱，看到这些弹劾奏折后，对杨嗣昌的信心彻底动摇了。他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因为杨嗣昌的政策，才导致了清军的入侵。
杨嗣昌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不仅要面对清军入侵的外部压力，还要应对朝廷内部的弹劾和皇帝的怀疑。他每天都在督师衙门里忙得焦头烂额，一边要协调部队抵御清军，一边要安抚皇帝的情绪，一边还要防备流寇死灰复燃。可他的努力，却并没有得到任何回报。
卢象升率领部队回师后，崇祯皇帝让他负责抵御清军。可卢象升和杨嗣昌本来就有矛盾，他根本不听从杨嗣昌的指挥，而是一意孤行，率领部队和清军硬拼。结果，卢象升的部队在巨鹿被清军包围，全军覆没，卢象升本人也战死沙场。
卢象升的战死，让崇祯皇帝更加愤怒，他把这笔账也算到了杨嗣昌的头上，认为是杨嗣昌指挥不力，才导致了如此惨重的损失。杨嗣昌有口难辩，只能默默承受着皇帝的指责和大臣们的弹劾。
就这样，杨嗣昌花费了无数心血制定的“十面张网”计划，因为清军的入侵和崇祯皇帝的急功近利，彻底功亏一篑。流寇死灰复燃，清军步步紧逼，明朝的局势变得比之前更加糟糕。而此时，一个巨大的悬念也浮现在所有人的心头：如果崇祯皇帝当初能顶住压力，坚持杨嗣昌的战略，不调兵回防，明朝真的能彻底平定流寇，然后集中力量对付清军，最终起死回生吗？
6、如果崇祯坚持战略，明朝能否起死回生？
看着眼前的烂摊子，杨嗣昌不止一次地在心里问自己：如果崇祯皇帝没有调兵回防，而是坚持“十面张网”的计划，彻底消灭了流寇，明朝真的能摆脱灭亡的命运吗？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杨嗣昌，也困扰着后世无数研究明末历史的人。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看看当时的局势。如果崇祯坚持战略，不调兵回防，杨嗣昌大概率能在一个月内彻底消灭李自成的残部。李自成当时只剩下几百人，而且被围困在深山里，没有粮食，没有弹药，根本不可能抵挡官军的总攻。只要李自成一死，流寇的核心力量就会被彻底消灭，剩下的小股流寇，根本成不了气候。
平定流寇之后，明朝就能集中所有的力量对付关外的清军。当时明朝的官军经过几年的围剿，战斗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而且杨嗣昌的“十面张网”计划也锻炼了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如果把用来围剿流寇的十二万大军调到关外，再加上原来的边防部队，明朝的兵力足以和清军抗衡。
而且，平定流寇之后，明朝的内部就能安定下来，百姓的生活也能逐渐恢复。到时候，崇祯皇帝就可以停止征收剿饷，减轻百姓的负担，缓解社会矛盾，让明朝的国力慢慢恢复。只要内部稳定，国力增强，明朝就有足够的底气和清军长期对峙，甚至有可能逐步收复关外的失地。
更重要的是，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战略，并不是只针对流寇，他本来就计划在平定流寇后，推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比如整顿吏治、改革财政、加强边防等。杨嗣昌深知明朝的弊端，他知道，如果不进行改革，就算平定了流寇和清军，明朝也迟早会灭亡。
可这一切，都建立在“崇祯坚持战略”的前提上。但崇祯皇帝的性格，真的能让他坚持下去吗？崇祯皇帝虽然想做一个英明的君主，但他刚愎自用、猜忌心强、缺乏耐心和定力，这是他最大的缺点。就算他这次坚持了战略，平定了流寇，以后遇到其他的危机，他大概率还是会犯同样的错误。
而且，明朝的灭亡，并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积重难返的结果。土地兼并严重、财政崩溃、党争激烈、官员腐败、军队战斗力低下，这些问题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并不是靠一个“十面张网”计划就能彻底解决的。杨嗣昌的战略，只能解决内忧这个“标”，却解决不了明朝灭亡的“本”。
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张献忠的投降。张献忠本来就是假投降，就算明朝平定了李自成，他也迟早会再次叛乱。到时候，明朝可能还要花费大量的兵力去围剿他，这又会消耗明朝的国力。而且，张献忠的军事才能确实出众，他一旦叛乱，很可能会给明朝带来更大的麻烦。
所以，就算崇祯坚持了杨嗣昌的战略，明朝也不一定能起死回生，但至少能延续更长的时间，甚至有可能出现一次“中兴”的机会。可历史没有如果，崇祯皇帝最终还是选择了调兵回防，让杨嗣昌的十年大计功亏一篑。而接下来，张献忠的叛乱，更是给了明朝致命的一击。
7、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致命反击
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举起了反叛的大旗。他早就料到明朝会因为清军入侵而自顾不暇，所以一直在暗中准备。他不仅重新集结了以前的部下，还招纳了大量的流民和散兵，很快就组建了一支数万人的大军。
张献忠叛乱的消息传来，杨嗣昌气得差点吐血。他没想到，自己当初的仁慈，竟然养虎为患。他立刻下令，让“四正六隅”的官军再次围剿张献忠。可此时的官军，已经因为之前调兵回防而元气大伤，很多部队还没从京城回防到位，“十面张网”的防线已经不复存在。
张献忠深知，自己虽然兵力不少，但如果和官军硬碰硬，还是讨不到好处。他想起了努尔哈赤对付明朝的战术——“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也就是说，不管官军分几路围剿，自己只集中所有兵力，攻击一个方向，突破官军的防线，然后流窜作战，让官军疲于奔命。
于是，张献忠率领大军，放弃了谷城，一路向西进攻，目标直指襄阳。襄阳是“四正”之一湖广的重镇，也是明朝的藩王襄王朱翊铭的封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杨嗣昌得知张献忠的目标是襄阳后，立刻下令让湖广巡抚余应桂率军防守襄阳，同时调周边省份的官军增援。
可张献忠的部队行动非常迅速，而且战术灵活。他避开了官军的主力，专门挑选官军防守薄弱的地方进攻，很快就突破了官军的几道防线，逼近了襄阳。余应桂率领的官军虽然拼死抵抗，但寡不敌众，襄阳城很快就被张献忠的部队包围了。
杨嗣昌此时正在夷陵督战，得知襄阳被围后，他急得团团转。他一边下令让余应桂死守襄阳，一边亲自率领部队赶往襄阳增援。可张献忠根本不给杨嗣昌增援的机会，他下令对襄阳城发动总攻。襄阳城的守军本来就不多，而且战斗力低下，在张献忠的猛攻之下，很快就溃不成军。
崇祯十三年（1640年）二月，张献忠率领大军攻破了襄阳城。进城后，张献忠的部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不仅抢走了襄阳城里的大量粮食和物资，还找到了襄王朱翊铭。张献忠看着吓得瑟瑟发抖的襄王，冷笑着说：“你身为藩王，享尽了荣华富贵，却不管百姓的死活，今天我就替天行道，杀了你！”说完，张献忠下令将襄王朱翊铭斩首示众。
襄王被杀的消息传到北京，崇祯皇帝哭得死去活来。襄王是明朝的藩王，藩王被杀，这在明朝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这不仅是对明朝统治的巨大打击，更是对崇祯皇帝尊严的严重践踏。崇祯皇帝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到了杨嗣昌的身上，他下旨严厉斥责杨嗣昌：“卿当初力主招抚张献忠，如今酿成如此大祸，襄王被杀，襄阳失守，卿有何面目见朕？”
此时的杨嗣昌，已经彻底陷入了绝望。他率领部队赶到襄阳时，襄阳已经被张献忠攻破，襄王也已经被杀。他看着残破的襄阳城，想着自己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想着崇祯皇帝的斥责和大臣们的弹劾，心里充满了悲愤和愧疚。
他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回天了。张献忠攻破襄阳后，势力越来越大，而李自成也在河南重新崛起，流寇之乱已经彻底失控。清军还在关外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再次入侵。明朝的江山，已经摇摇欲坠，自己就算再努力，也无法挽救这个濒临灭亡的王朝。
8、战略家的末路与王朝的黄昏
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月，杨嗣昌率领部队退守沙市。此时的他，已经身染重病，加上连日的劳累和巨大的精神压力，身体已经垮了。他每天都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的天空，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悔恨和悲凉。
他想起了崇祯皇帝三次下诏起复自己的恩情，想起了自己当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想起了“十面张网”计划初战时的辉煌，想起了张献忠破城杀王的耻辱。他觉得，自己辜负了崇祯皇帝的信任，辜负了天下百姓的期望，更辜负了自己的初心。
身边的部下看到杨嗣昌日渐憔悴，都劝他好好休息，向崇祯皇帝上书请罪，或许能得到皇帝的宽恕。可杨嗣昌摇了摇头，说：“我身为督师，没能平定流寇，反而让襄王被杀，襄阳失守，这是天大的罪过，就算死一万次也不足以赎罪。陛下就算宽恕我，我也无颜活在世上。”
这一天，杨嗣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下了一封遗书。在遗书中，他向崇祯皇帝忏悔自己的罪过，分析了流寇之乱无法平定的原因，最后请求崇祯皇帝善待自己的家人。写完遗书后，杨嗣昌望着北方的方向，深深地磕了三个头，然后停止了进食和服药。
几天后，杨嗣昌在沙市的督师衙门里去世，年仅五十四岁。他的死，是悲愤的，是无奈的，也是绝望的。他就像一个孤独的战士，拿着一把锋利的宝剑，却面对一群强大的敌人，最终力竭而亡。
杨嗣昌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崇祯皇帝的心情非常复杂。他既愤怒于杨嗣昌没能平定流寇，又惋惜于失去了这样一位有能力的大臣。最终，崇祯皇帝没有追究杨嗣昌的罪责，反而下旨追赠他为太子太傅，赐祭葬。或许，在崇祯皇帝的心里，也知道杨嗣昌的失败，不能全怪他，更多的是因为明朝的气数已尽。
杨嗣昌死后，明朝再也没有出现过像他这样有战略眼光和执行力的大臣。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势力越来越大，他们分别在西北和西南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不断向明朝的核心区域进攻。清军也多次入侵关内，掠夺大量的人口和物资，进一步削弱了明朝的国力。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领大军攻破了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身亡，明朝灭亡。而杨嗣昌的“十面张网”计划，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它的战略思想却被后世多次“抄作业”。
9、杨嗣昌的战略为何被后世抄作业却救不了大明
杨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计划，虽然没能挽救明朝的命运，但它的战略思想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的很多统治者和军事家，都借鉴了这个计划的核心思路，用来对付农民起义或叛乱。
比如清朝乾隆年间，清政府在平定白莲教起义时，就借鉴了杨嗣昌的“十面张网”计划。他们把白莲教起义最猖獗的湖北、四川、陕西等省份定为“主战场”，周边省份定为“协防区”，统一指挥，分区围剿，最终成功平定了白莲教起义。
再比如近代，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也借鉴了杨嗣昌的战略。他提出了“结硬寨，打呆仗”的战术，其实就是“十面张网”的变种——通过建立坚固的营寨，逐步压缩太平天国的生存空间，最终将其消灭。曾国藩自己也承认，他的战术灵感来自于杨嗣昌的“十面张网”。
可为什么这么高明的战略，能被后世抄作业，却救不了大明呢？这背后，其实有三个核心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缺乏坚定的执行者和支持者。杨嗣昌的战略虽然高明，但需要皇帝的坚定支持和大臣们的全力配合。可崇祯皇帝缺乏战略定力，一旦遇到清军入侵，就立刻打乱了计划；孙传庭、洪承畴等将领因为私心和党争，对计划阳奉阴违；文官集团则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断弹劾杨嗣昌，拖后腿。没有统一的意志和坚定的执行，再高明的战略也只是纸上谈兵。
第二个原因，是明朝的国力已经耗尽。明朝到了崇祯年间，财政已经彻底崩溃，每年的财政收入连正常的军费都不够，更别说增兵增饷了。杨嗣昌的计划需要新增饷银两百五十万两，这笔钱只能通过增征剿饷来筹集，这虽然解决了一时的问题，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为流寇的死灰复燃提供了土壤。而且，明朝的官军战斗力低下，士兵缺饷逃亡是常有的事，这样的军队，根本无法完成“十面张网”的围剿任务。
第三个原因，是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同时面对大规模农民起义和强大外敌入侵的王朝。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战略，虽然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很难做到。因为清军不会给明朝平定流寇的时间，他们会不断入侵，打乱明朝的计划。而流寇也会利用清军入侵的机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这种双重压力，让明朝陷入了恶性循环，最终走向了灭亡。
杨嗣昌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明朝的悲剧。他就像一个孤独的棋手，在一盘注定要输的棋局中，拼尽全力想挽回败局，可最终还是无力回天。他的战略思想，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被埋在了历史的尘埃里，直到后世才被人们发现和借鉴。
回望明末的那段历史，我们不禁会想，如果杨嗣昌遇到的是一位有战略定力、能知人善任的皇帝，如果明朝的国力没有那么虚弱，如果朝野上下能够齐心协力，或许杨嗣昌的战略就能成功，明朝也不会灭亡得那么快。可历史没有如果，杨嗣昌的悲剧，早已注定。
杨嗣昌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灭亡，从来都不是因为没有贤才，而是因为制度的腐朽、政治的黑暗、人心的涣散。就算有再高明的战略，再优秀的人才，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去支持和执行，也只能沦为历史的遗憾。而杨嗣昌，就是这个遗憾中最令人惋惜的一位。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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