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同纠纷到刑事罪案，为何维权之路常陷“立案难”泥潭？

文/北京陈炜律师

在经济领域，一桩看似平常的商业纠纷，背后可能隐藏着复杂的刑事犯罪。然而，当受害者试图寻求刑事途径维权时，却常常在公安机关的门口遭遇“立案难”的困境。这不仅是当事人的困惑，也深刻反映出经济犯罪案件，尤其是刑民交叉案件，在司法程序衔接上的复杂性与现实挑战。

一、表象与实质：纠纷之下的犯罪暗流

经济犯罪往往并非以赤裸裸的暴力或盗窃形式出现，而是深深嵌入商事活动之中，与合同纠纷如影随形。例如，一起常见的钢材买卖纠纷：买方A公司声称已向卖方B公司支付全部货款，但B公司拒不发货，并出示一份被单方篡改过的合同，称约定的付款期限未至。表面上，这完全是一起买卖合同违约纠纷。

然而，若A公司律师深入调查，发现B公司不仅篡改了合同关键条款，其出示的所谓“已收到部分货款”的收据亦系伪造，且B公司法定代表人存在同时以类似手法与多家公司交易并失联的情况。此时，案件的性质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民事违约的“欠钱不还”，升维为涉嫌合同诈骗、伪造公司印章罪的刑事犯罪嫌疑。但这份“嫌疑”被厚厚的民事纠纷外衣所包裹，难以直观辨认。

二、程序的分野：民事审判的局限与刑事立案的门槛

当当事人首先选择民事诉讼时，程序的天平便倾向于解决“纠纷”而非追究“犯罪”。民事审判的核心在于定分止争，法官对证据的审查侧重于“形式真实性”。沿用上例，在法庭上，只要B公司出示的合同上有双方盖章（无论真伪）、收据形式完备，法官通常难以、也无权当庭启动对印章真伪、笔迹形成时间的刑事侦查级调查。法庭只能依据现有证据形式，判断法律事实，最终判决可能仅涉及是否违约、如何赔偿。而其中隐含的伪造证据、虚构事实的犯罪行为线索，很可能在民事庭审的框架下被忽略或搁置。

当受害者手持可能涉嫌犯罪的证据，转而向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部门报案时，却发现另一道门槛。公安机关对介入经济纠纷极为审慎。为了防止公权力成为解决普通经济纠纷的工具，相关司法政策三令五申，严禁公安机关违法插手经济纠纷。因此，面对一个既有民事合同纠纷表象、又有刑事犯罪线索的复杂案件，经侦部门在立案前必须进行严格初查，以准确区分“罪”与“非罪”。若线索模糊、民事特征显著，公安机关出于程序合规的考量，往往难以直接立案，否则可能面临“插手纠纷”的质疑。这便使得许多处于灰色地带的刑民交叉案件，陷入了“民事法院审不透，刑事公安难进门”的僵局。

三、破局的关键：发现线索与司法移送的桥梁作用

破解这一困局，并非无路可循。法律程序自身设计了一座关键的桥梁：人民法院的犯罪线索移送机制。这要求诉讼参与人，尤其是代理律师，具备穿透民事表象、识别刑事线索的“火眼金睛”。

再看一个案例：在一起股权转让纠纷中，原告主张被告欺诈。诉讼中，原告律师并未局限于合同条款的辩论，而是通过申请法院调查令，调取了涉案公司某一关键时间段的全部银行流水。审计发现，被告声称用于增资的巨额资金，在验资后数日内即以关联交易名义转回其控制账户，所谓“资产实力雄厚”纯属虚构。律师随即以该审计报告为核心，结合其他证据，向审理民事案件的合议庭提交了详尽的《涉嫌犯罪线索移送申请书》，论证被告行为已远超民事欺诈范畴，涉嫌构成诈骗罪。

面对如此明确、初步查证的犯罪线索，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确有犯罪嫌疑，依法裁定中止民事诉讼，将全部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收到法院正式移送函及附卷证据后，立案侦查便有了坚实的基础和明确的依据，一起以民事纠纷为外衣的经济犯罪案件由此得以进入刑事追诉程序。

结语：专业视野与程序艺术的结合

由此可见，经济犯罪“立案难”的症结，往往不在于法律存在真空，而在于如何在一个民刑交织的复杂局面中，精准定位问题、有效运用程序。它考验的不仅是法律知识，更是策略思维与程序驾驭能力。优秀的法律工作者，不仅能就案论案，更能洞察案件背后可能存在的犯罪本质；不仅精通诉讼技巧，更深谙不同司法机关的职能边界与衔接节点。通过专业、尽责的工作，在民事诉讼中固定证据、揭示线索，推动司法程序依职权正向运转，从而打通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阻隔，这既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也是对律师专业造诣与职业担当的深刻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