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东北抗日联军，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冰天雪地里的血性与坚守。
他们没有精良的装备，没有充足的补给，却在白山黑水间，与日军殊死搏斗了14年。
这14年里，他们啃过树皮、嚼过草根，熬过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用鲜血和生命，守护着民族的尊严。
可一个令人痛心的疑问，始终萦绕在后人心中：抗联部队舍命打鬼子，为何没能得到东北民众的广泛支持？
有人说，是百姓冷漠自私，不愿伸出援手。可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沉重、更复杂。
那些沉默的百姓，不是不愿帮，是不能帮；那些孤军奋战的战士，不是不想要民心，是被时代和环境，困住了脚步。
要读懂这一切，我们得从1931年的那个秋天说起。
1931年9月18日，日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
短短四个多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
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军主力奉命撤入关内，只留下少数部队和民间武装，自发抵抗。
东北抗日联军，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逐步组建起来的。
它不是一支单一的部队，而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东北军余部、民间义勇军，甚至部分接受改编的土匪，拼凑而成。
这支队伍里，有杨靖宇、赵尚志这样的民族英雄，也有谢文东这样摇摆不定的投机者；有坚定的革命者，也有立场不坚的叛徒。
这种复杂的组成结构，从一开始，就为它的困境埋下了隐患。
先说说我们最熟悉的杨靖宇。他原名马尚德，1905年出生于河南确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
1927年，他领导确山农民起义，之后辗转来到东北，投身抗日斗争。
他身材高大，作战勇猛，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智慧，在东北的深山老林里，多次重创日军。
日军对他又怕又恨，悬赏重金捉拿，却始终没能得逞。
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位铁血英雄，到最后，竟是被自己人逼入了绝境。
逼死他的，是叛徒程斌。程斌曾是杨靖宇最信任的得力助手，担任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他有文化，作战勇猛，曾跟随杨靖宇打了不少漂亮仗，深受器重。
可在1938年7月，面对日军的围剿和诱惑，程斌率所部115人叛国投敌。
他最清楚杨靖宇的作战习惯，也最清楚抗联的命脉——密营。
密营是抗联在深山老林里修建的秘密宿营地，储存着粮食、布匹、枪械和药品，是战士们赖以生存的补给线。
程斌投敌後，第一件事，就是带领日军，摧毁了蒙江县境内的70多个密营。
一夜之间，杨靖宇和他的部队，失去了所有补给，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
更残忍的是，程斌还组建了“程斌挺进队”，专门追踪杨靖宇。
他们熟悉抗联的游击战术，甚至能通过枪声，判断出杨靖宇的大致去向。
过去，日军不敢在山林里过夜，抗联战士白天艰苦作战，晚上还能喘息休整。
可程斌带领的挺进队，却不分昼夜地追踪，让抗联战士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1940年2月23日，在蒙江县三道崴子，杨靖宇孤身一人，与日军激战数日。
他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35岁。
日军解剖他的遗体时发现，他的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未能消化的棉絮、树皮和草根。
就连参与围剿的日军将领西谷，在得知杀死杨靖宇后，也没有丝毫喜悦，反而忍不住哭了起来。
而叛徒程斌的结局，也充满了讽刺。日本战败后，他混入华北野战部队，妄图隐姓埋名。
1951年，在沈阳的一个雨天，他偶遇另一位叛徒，两人相互举报，最终都被执行枪决，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杨靖宇的悲剧，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抗联困境的缩影。
除了叛徒的出卖，日军的残酷毒计，才是切断抗联与民众联系的最主要原因。
日军占领东北后，很快就发现，抗联之所以能在深山里坚持斗争，离不开百姓的支援。
百姓们偷偷给抗联送粮食、送衣物、传递情报，是抗联最坚实的后盾。
为了斩断这条“鱼水之链”，1936年，日本关东军正式启动“归屯并户”政策。
所谓“归屯并户”，就是把散居在各地的百姓，强行驱赶到指定的“集团部落”里居住。
这种“集团部落”，说白了就是一个个集中营，围墙高达八尺，底座宽五尺，四角建有碉堡，伪军日夜把守。
百姓们被迫毁家迁居，很多人一辈子的积蓄，都在迁徙中化为乌有。
虎林县康德屯的吕海臣家族，原本有28间房院，家境还算殷实。
可在“归屯并户”的命令下，他的房院被强行焚毁，一家人只能挤在简陋的草房里，苟延残喘。
贫农曲吉成，更是凄惨。他没有钱盖房子，只能用草包搭起一个简易的棚子，抵御严寒。
冬天的时候，气温低至零下三十多度，他的孩子只能赤身躲在地窨子里，不敢出门。
进入“集团部落”后，百姓们的生活，更是失去了自由。
出入部落要接受严格的搜身，哪怕是带一粒粮食出屯，都会被认定为“通匪”，遭到严厉惩罚。
更可怕的是“连坐法”——只要一个村子里，有一个人支援抗联，整个村子的人，都会遭到机枪扫射，无一幸免。
日军还推行“粮食出荷制”，每亩地的产量，都经过精密计算。
农民们留下自己的口粮后，剩余的粮食，会被日军全部强征，一粒都不能多留。
这就意味着，百姓们自己都吃不饱，根本没有多余的粮食，支援抗联。
农民曲吉福，曾买了30斤豆油，想改善一下家人的生活。
可这件事，被伪警长知道后，对方直接上门勒索：“分我半桶，否则就把你送进宪兵队！”
曲吉福敢怒不敢言，只能乖乖把豆油分给他，自己一家人，依旧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
康德屯的老农曲吉成，是个有血性的人。归屯之前，他曾偷偷给抗联送粮80余次。
可归屯之后，他再也不敢轻易帮忙了。
有一次，他冒着生命危险，躲过伪军的盘查，偷偷藏了一些粮食，想送给山里的抗联战士。
可就在他快要到达抗联营地的时候，却发现日军的巡逻队正在逼近。
他知道，一旦被日军发现，不仅自己会死，整个村子的人，都会受到牵连。
无奈之下，他只能忍痛，把粮食全部抛入冰河，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心血，付诸东流。
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的东北，比比皆是。
百姓们不是不爱国，不是不愿支援抗联，而是日军的高压政策，让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支援抗联，就是死路一条；不支援，又要承受内心的煎熬。
在生存和道义之间，大多数百姓，只能选择前者。
除了日军的残酷镇压，抗联自身的战略缺陷，也让他们难以赢得民众的广泛支持。
毛泽东曾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
可当时的抗联，却没能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也没能找到发动群众的正确方法。
关内的八路军、新四军，之所以能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推行了土地革命。
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减轻农民的负担，让农民们真正感受到，这是一支属于自己的队伍。
可东北的情况，却有所不同。
东北的地主势力，比关内更为强大，而且很多地主，都拥有自己的武装。
抗联成立初期，力量比较薄弱，为了争取更多的力量，他们不得不顾虑东北的地主势力。
因此，他们没有在东北推行分田地、减租减息的政策，也没有真正发动起广大的农民群众。
农民们没有从抗联的斗争中，获得实际的利益，自然也就没有太大的动力，去支援抗联。
在他们眼里，抗联更像是一支“外军”，而不是属于自己的子弟兵。
当日军推行“归屯并户”政策时，没有被发动起来的农民，只能被动服从，根本没有反抗的意识和勇气。
除此之外，抗联的建军原则，也存在很大的问题。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抗联是由多种力量拼凑而成的，队伍内部，成分复杂，立场不一。
很多部队，虽然名义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却不愿意服从党的指挥，也抵触党的政工干部。
谢文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原本是一名土匪，九一八事变后，拉起一支队伍，加入了抗联。
他的第八军，鼎盛时期，有2000多人，是抗联的一支重要力量。
可谢文东本人，却胸无大志，而且极其自私。他抵触党的政工干部，不愿意接受党的改造，甚至还经常欺压友军。
他加入抗联，并不是为了民族解放，而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谋求更多的利益。
当日军的围剿越来越残酷，抗联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时，谢文东的动摇，也就成为了必然。
最终，他选择了叛变投敌，成为了一名人人唾弃的汉奸。
除了谢文东，抗联内部的叛变事件，还有很多。
九师师长王子孚，为了投敌叛国，竟然残忍地将26岁的政治部主任刘曙华，绑在大树上，割下了他的舌头。
刘曙华是一名坚定的革命者，他发现王子孚有叛变的阴谋后，多次与他进行坚决的斗争。
他利用各种机会，向部队的干部战士，宣传抗日的道理，讲解党的政策，希望能唤醒大家的斗志。
可王子孚，却把刘曙华的劝说，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
他恼羞成怒，对刘曙华下了毒手。刘曙华虽然被割掉了舌头，却依然威武不屈，用眼睛怒视着叛徒。
最终，他被王子孚等人，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年仅26岁。
这样的叛变事件，不仅削弱了抗联的力量，更损害了抗联在民众心中的形象。
百姓们看到，抗联内部，竟然有这么多叛徒，自然也就不敢轻易相信，这支队伍，能真正带领他们，走出亡国的困境。
更致命的是，抗联长期孤悬敌后，与中央失去了联系，陷入了无人指挥、各自为战的境地。
1935年，上海中央局被日军破坏，东北党组织与中央的联系，彻底中断。
之后，东北抗联，只能接受共产国际的遥控指挥。
可当时的共产国际，由王明、康生等人主导，他们远在莫斯科，根本不了解东北的实际情况。
他们下达的命令，大多是“无实际、无针对、无操作”的空洞指令，不仅不能帮助抗联，反而让抗联陷入了更大的混乱。
比如，当日军推行“归屯并户”政策时，王明、康生竟然下令，让抗联“不要公开反对并大屯”。
这个指令，让抗联错失了反抗的最佳时机，也让百姓们，误以为抗联，不敢与日军对抗。
更荒唐的是，共产国际的指挥，还充满了不公和混乱。
赵尚志，是抗联的另一位民族英雄，他作战勇猛，性格耿直，始终坚持抗日到底。
可就因为他直言不讳，反对共产国际的错误指令，就被开除了党籍。
而那些叛变投敌的叛徒，比如戴鸿宾，却反而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青睐，获得了发展党员的资格。
除此之外，抗联的指挥体系，也极其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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