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时还喊不公道：被骂了36年的180师，韦杰中将一生难忘的噩梦|军长|郑其贵

1987年2月3日，北京医院的病房里，寒气比窗外的深冬还刺骨。73岁的韦杰中将躺在病床上，肺病把他折磨得只剩一口气，每说一个字，都要跟着剧烈咳嗽，胸口起伏得厉害，脸憋得通红，连抬手的力气都快耗尽了。身边的亲人看着他遭罪，劝他放下过往，安心养病，可韦杰偏不，他颤抖着抓住亲人的手，眼神里满是不甘与委屈，断断续续地念叨着：“不公道……真的不公道……那棍子，不能只打在180师的屁股上……”

这句话，他憋了整整36年。从朝鲜战场的那场惨败，到被撤职调离一线，再到晚年缠绵病榻，这句话就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从未拔出过。没人知道，这位15岁就参加红军、长征时带侦察连打下娄山关、当过朱德元帅警卫团长的硬骨头将军，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从来不是打了败仗，而是眼睁睁看着一支英雄的部队，被贴上“败兵”的标签，看着自己的老部下，替整个战局背了一辈子的黑锅。

更让人揪心的是，三年后的1990年，合肥干休所里，另一位老人临终前的一句话，更是道尽了这场悲剧的无奈与心酸——“实事求是，难啊！” 这位老人，就是当年180师的师长，郑其贵。

今天咱就拨开历史的迷雾，不唱高调，不玩煽情，用最实在的话，聊聊这两个老人，和一支被误解了几十年的部队。咱不说那些晦涩的军事术语，也不搞那些生硬的总结，就把当年的事儿，从头到尾捋一遍，你听完，自然就懂，这场所谓的“惨败”，到底冤不冤；那些被骂了一辈子的人，到底该不该背这个锅。

先说说韦杰这个人，那履历，真的硬到没话说。广西壮族人，15岁参加红军，跟着大部队爬雪山、过草地，长征路上，他带着侦察连，硬生生打下了娄山关，为大部队开辟了道路；后来，他还当过朱德元帅的警卫团长，贴身保护首长的安全，能担起这份重任，可见其能力和忠心；抗日战争时期，他带兵打香城固伏击战，打得日军晕头转向，落花流水。

就是这么一位能征善战、久经沙场的将军，1951年3月，带着60军入朝作战的时候，心里虽说有点紧张，更多的却是底气。毕竟，他手下有三个师——179师、181师、180师，都是经过战火考验的队伍，尤其是179师，前身是被徐向前元帅授予“光荣的临汾旅”称号的英雄部队，181师则是从中原成功突围的“皮旅”，战斗力都相当强悍。

可韦杰万万没想到，这一踏上朝鲜战场，他就成了整个志愿军里最“冤种”的军长，主打一个身不由己，手里的兵，硬是被一点点调空，到最后，自己成了个光杆司令，连指挥权都没剩下多少。

事情得从1951年5月说起，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打响，韦杰突然收到三兵团的命令，让179师调给15军，去大水洞方向作战，181师则调给12军，去加里山加强攻击力量。韦杰当时就懵了，心里直呼离谱——三个师，硬生生被调走俩，他这个军长，手里就剩个180师能用了。

更让他崩溃的还在后面。180师虽说不如另外两个师名气大，前身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才组建的，下辖部队基本都是二线地方武装，但打仗绝对不含糊。师长郑其贵带着180师，硬是冲过了北汉江，对着美军第7师一顿猛攻，把人数比自己多、装备比自己好的美7师，逼得连连后退，一直退到了洪川江。

三兵团司令部一看，哟，这180师挺能打啊，5月19日，直接又发来一道电报：180师归兵团直接指挥，当预备队。这下好了，韦杰彻底傻眼了，手里最后一点兵权也没了，整个60军，他能指挥的，就只剩一个300多人的工兵营，跟个摆设似的。

咱能想象韦杰当时的心情不？明明是个军长，却连一个完整的师都指挥不了，每天没事干，就只能蹲在指挥部里，收集敌情、分析地图，琢磨着万一部队能归建，该怎么安排撤退。说句实在的，韦杰这个人，心思还是很缜密的，他知道朝鲜战场形势复杂，美军飞机坦克多，后勤补给又困难，提前琢磨撤退计划，本来是个好习惯，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份细心，后来救了他自己，却没能救得了180师。

再说说郑其贵，这位被骂了一辈子“无能”的师长，其实是个实打实的老红军、老实人。他1929年就参加了红军，跟着大部队走过长征，三过雪山草地，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也立过不少战功，1955年还被授予上校军衔，后来晋升为大校，履历一点也不差。

郑其贵是政工干部出身，这辈子最信奉的就是纪律，上级说啥，他就做啥，从来不会打折扣，更不会擅自做主。这种性格，放在平时，是优点，可放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就成了致命的缺点——太死板，不懂变通，哪怕处境再危险，没有上级命令，他也不敢轻易改变部署。

5月21日，战役进攻阶段结束，志愿军司令部下令，让各部向后转移，三兵团也发来电令：60军三个师归建，担负掩护全兵团向后转移的任务。韦杰一看地图，心瞬间就沉下去了——三个师散在150多公里宽的战线上，中间隔着大山和敌人，背后还有美军死死咬住，怎么靠拢？怎么掩护？

好在他这几天没闲着，早就琢磨过撤退的方案。韦杰马上下令：181师快速赶回来当预备队，179师和180师北渡北汉江，在春川西北建立防线，统一行动时间，定在5月23日晚上。这个计划，说实话，相当周密，如果能按部就班执行，后面的悲剧，大概率不会发生。

可战场这地方，从来就没有“如果”，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意外来得比谁都快。5月22日，志愿军司令部突然给39军下了个命令：提前一天撤退，22日黄昏就走，别等23日了。理由倒是挺充分——朝鲜东部道路太窄，几十万大军一起撤，肯定会挤成一团，39军先走，能减轻道路压力。

听起来没毛病，可谁能想到，这一道命令，就像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一连串的意外，就此开始。5月23日上午，三兵团又发来紧急电报，语气特别急切：伤员太多，运力不够，各部暂不撤收，原地坚守阵地，等伤员运走再撤。

电报里说得很清楚：12军有5000伤员没运走，15军还有2000伤员在水泗洞附近动不了，60军也有1000多伤员。咱军人，哪能丢下伤员不管？韦杰看完电报，不敢耽搁，马上转发给180师，还连发4条电报，反复强调：180师必须在北汉江南岸坚守3到5天，不惜一切代价，掩护伤员转移。

郑其贵收到命令，没有丝毫犹豫，马上开始部署防御。在他眼里，这就是政治任务，哪怕拼尽全力，也必须完成。可他万万没想到，就在这天下午，一件让他彻底慌了神的事发生了——侦察兵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报告：右翼的63军阵地上，没人了，他们撤了！

郑其贵当时就愣住了，脑子一片空白。63军撤了？那180师的侧翼，不就彻底空了吗？敌人一旦迂回过来，180师就会被三面包围，背后还是冰冷的北汉江，到时候，想撤都撤不了。

他赶紧召开师常委会，手下的干部们都急坏了，有人直言不讳地建议：师长，别等了，赶紧北撤过江，趁现在敌人还没形成包围，还有机会！可郑其贵犹豫了，眉头皱得紧紧的，沉默了半天，才缓缓开口：“没有上级指示，我无权改变就地阻击掩护的命令。”

就是这句话，后来成了他一生的梦魇，也让他背负了一辈子的骂名。事后才知道，63军军长傅崇碧，当时发现侧翼出现了美军，判断部队有被包围的危险，没等请示上级，就自己拍板撤了。傅崇碧敢这么做，是因为他果断，懂变通，可郑其贵不是傅崇碧，他太老实，太讲纪律，在他眼里，上级的命令，就是底线，不能逾越。

韦杰这边，也急得团团转。他收到180师的报告，知道情况危急，赶紧给三兵团发电报，请示让180师立即渡过北汉江，避开敌人的包围。电报发出去了，韦杰坐在指挥部里，眼睛死死盯着电台，一秒钟都不敢离开，心里默默祈祷，希望能尽快收到回复。

一个小时过去了，没回音；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回音；一整天过去了，电台里除了刺耳的杂音，什么都没有。韦杰不知道的是，此时此刻，三兵团的电台，已经彻底沉默了，他们和各军的联络，断了，一断，就是整整三天。

原来，5月23日晚上，三兵团从古滩岭向沙金鹤转移，路过山阳里以东地区的时候，遭到了美军飞机的整夜轰炸。两辆电台被当场烧毁，电台人员跑散了，机要人员饿了两天两夜，才艰难走到沙金鹤，译电员也走散了，整个兵团的指挥系统，彻底瘫痪了。一直到5月26日，失散的人员才陆续到齐，电台才恢复联络。

可这三天，对于180师来说，就是从被动到被围，从危险到绝望的三天，是生与死的差距。5月24日，美军第24师特遣队，趁机进入了63军撤走后的阵地，开始向180师迂回包抄。没多久，180师的左翼、右翼，都出现了大量敌人，三面被围，背后是冰冷的北汉江，插翅难飞。

郑其贵还在等命令，他每天都盯着电台，盼星星盼月亮，希望能收到上级的撤退指示；韦杰也在等，等兵团的回复，等能让180师突围的命令。可他们都不知道，等待，本身就是最大的错误。战场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关乎生死，一秒钟的犹豫，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更何况，他们等了整整三天。

5月26日，美军彻底完成了合围。美7师占领了梧口南里、马坪里，美24师拿下了松亭里、甘滩里，南朝鲜第6师占据了鹰峰山、芝岩里，180师，被四面包围，成了瓮中之鳖。直到下午4点30分，突围命令才姗姗来迟，可这时候，一切都晚了，敌人的包围圈，已经密不透风，想突围，难如登天。

那天晚上，天降大雨，瓢泼大雨把山路浇得湿滑难行，泥泞不堪。180师的战士们，开始突围。美军的炮火封锁得严严实实，炮弹像雨点一样砸下来，爆炸声、枪声、雨声、惨叫声，混在一起，响彻山谷。战士们在山沟里乱战，冒着大雨，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北冲，雨水混着血水，顺着山坡往下流，很多战士不小心摔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更让人揪心的是，180师已经断粮好几天了。当时志愿军的补给线太长，美军飞机天天轰炸，粮食和弹药根本送不上去，战士们只能挖野菜充饥，有的战士吃多了野菜中毒，浑身无力，可就算这样，还是咬着牙，背着枪械，和敌人拼刺刀。他们都是年轻的小伙子，本该和家人团聚，可此刻，为了掩护伤员，为了完成命令，只能拼尽全力，浴血奋战。

5月27日天亮的时候，部队终于冲到了鹰峰山下，郑其贵清点人数，心里一沉——不到2000人。入朝时11000多人的部队，短短几天，就剩下这么点人了。他心里还抱着一丝希望，以为179师和181师的接应部队，就在山顶等着他们，可等战士们拼尽全力爬上山顶才发现，迎接他们的，不是战友，而是美军第24师的枪口。

韦杰收到消息，急得跳脚，赶紧改变部署，下令让180师向史仓里突围，让179师、181师转向史仓里，全力接应180师。可偏偏在这个时候，联络又断了，接应的部队没能及时赶到，突围的计划，再次落空。

郑其贵看着身边疲惫不堪、伤亡惨重的战士们，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他知道，继续硬拼，只会让更多战士牺牲，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下令：分散突围，化整为零，三路突围，能走一个是一个。师部的人，沿着悬崖往下爬，很多人不小心摔得粉身碎骨，还有的战士，为了掩护战友，主动留下来断后，最终壮烈牺牲。

等天亮回到原阵地的时候，180师，已经彻底打散了。最后统计的数字，让所有人都心痛不已：180师伤亡和被俘7644人，损失超过三分之二，这是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利。

彭德怀老总收到报告，气得火冒三丈，怒火中烧。6月25日，空寺洞，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彭老总把韦杰骂得狗血淋头，语气严厉到了极点：“你这个军长是怎么当的？180师完全可以突围出来！敌人坦克汽车从他们面前过，都没发现他们，中间也没敌人，后面也没敌人，晚上完全能走！哪有这样惊慌失措砸掉电台、烧掉密码的？像你这样的指挥员，就是该杀头！”

韦杰低着头，一句话都不敢说。他知道，自己是军长，手下的部队打了败仗，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算有再多的委屈，再多的无奈，也不能辩解，只能默默承受。可憋了半天，他还是忍不住了，抬起头，声音不大，却很坚定：“我认为，把板子都打到180师身上，是不公正的。”

可这句话，就像石沉大海，没有一个人回应他，反而遭到了更严厉的训斥。那一刻，韦杰心里清楚，180师的冤屈，恐怕很难洗清了，他这辈子，或许都要带着这份遗憾，带着这份委屈，走下去。

1951年6月中旬，北京中南海，气氛格外凝重。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被召回了北京，他心里慌得不行，知道自己要为180师的失利负责，在招待所里，整整等了7天，才接到会见通知。

晚上11点半，王近山被带进中南海，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开门见山，没有多余的寒暄，直接让他详细汇报第五次战役和180师的情况。王近山太紧张了，讲到一半，就说不下去了，脸色苍白，浑身发抖，最后只能让参谋武英补充，武英拿出阵中日记，一天天，一点点，详细地汇报了整个过程。

毛主席听完，表情缓和了一些，沉默了片刻，缓缓说道：“第五次战役，打得急了些，大了些，远了些。” 这句话，算是给这场战役，给180师的失利，定了一个基调。随后，毛主席又问：“韦杰怎么看这件事？”

几天后，韦杰也被召回了北京。6月下旬的一个深夜，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毛主席和韦杰，从晚上11点，谈到了凌晨两点。韦杰没有隐瞒，也没有辩解，老老实实地汇报了整个过程，把自己的无奈，把郑其贵的苦衷，把战场的复杂形势，一一说了出来。

讲到郑其贵的时候，韦杰说得很中肯：“郑其贵有问题，我这个军长也有责任。他对命令执行得不折不扣，这是好的，可作为军事指挥官，他的应变能力不足，危急情况下，不够果断，太死板了。”

毛主席沉思了一会儿，点了点头，说道：“180师的事，各级都有责任。彭德怀已经向我和军委作了检讨，志愿军司令部也来报告说，他们对180师的受挫，感到惭愧。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错，是上上下下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块造成的。”

可话锋一转，毛主席又说道：“郑其贵不宜也不能再担任军事指挥员了，应予以撤职。不过他毕竟是老红军，立过功，今后安排其他工作吧。你回去后，要认真发动大家总结教训，尤其是郑其贵，必须检讨，他的责任，不能推掉。”

就这样，韦杰被撤职了，1952年9月，他回到国内，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深造，一学就是5年，从此，再也没能带兵打仗。后来，周总理接见韦杰的时候，专门说了一句：“180师失利，没有你的责任。” 可韦杰心里清楚，自己这辈子，都欠180师一个公道，欠那些牺牲的战士们一个交代。

郑其贵，就更惨了。被撤职，停职审查，降了两级，评为准师级。回国后，他被安排在吉林省军区当副参谋长，后来当了白城军分区司令员，1970年离休，晚年，搬到了合肥干休所居住。

值得欣慰的是，180师的番号，保住了。1953年5月27日，距离被围整整两周年的这一天，朝鲜战场的夏季攻势中，180师担任主攻，战士们憋着一股劲，要打一场翻身仗，要为自己正名。他们打进敌人纵深18公里，打垮了南朝鲜第三师，歼敌上万，把我军阵地向前推了十多公里，受到了三兵团的通电表扬，毛主席也对他们的表现，给予了称赞。

这场翻身仗，打得漂亮，打得解气，彻底洗刷了“败兵”的污名，证明了180师，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是一支能打硬仗、能打胜仗的部队。可遗憾的是，韦杰和郑其贵，都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幕，他们早就被调回了国内，这份荣耀，这份喜悦，他们只能在远方，默默祝福，这份遗憾，伴随了他们的一生。

1986年，韦杰病重，肺病越来越严重，咳喘不停，连睡觉都成了奢望，可他还是没有放下180师的事。他颤抖着手，一笔一划，写下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第180师遭受严重损失原因的回顾》，在文章里，他详细分析了180师失利的七点原因：补给线太长，深入敌后容易被切断；敌人航空优势太大，到处炸渡口；通讯落后，命令延误，联络经常中断；作战指导上有错误，胃口太大，准备不足；兵力分散，没有足够的机动部队应变；撤退组织不够周密；师指挥部应变能力不足，危急时刻不够果断。

他反复强调一句话：“把板子都打在180师屁股上，是不公道的。” 他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推卸责任，不是为了洗白自己，而是为了还原真相，为了给180师正名，为了让那些牺牲的战士们，能被公平对待，为了让后人，能从这场失利中，吸取教训。

1987年2月3日，韦杰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心里惦记的，还是180师的冤屈，还是那些牺牲的战友们。

郑其贵的晚年，过得很低调，很平静。他住在合肥干休所里，自己种了几棵果树，每天在树林里慢慢踱步，沉默寡言，很少提起当年的事，也很少和人争论什么。有人来找他，想让他申诉，想帮他洗刷冤屈，想让他说出当年的真相，揭露那些不为人知的无奈，可郑其贵，总是摇了摇头，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地叹气。

只有在家人面前，他才会偶尔卸下防备，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事情的真相，不是结论说的那样。我对不起战友们，对不起那些牺牲的兄弟们，我个人承担了吧，只有我承担了，其他人的责任，就能减轻一点了。”

1990年1月26日，郑其贵病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已经奄奄一息。南京军区副参谋长邓仕俊，赶到了医院，来看他最后一眼。邓仕俊和郑其贵，不仅是多年的战友，还是连襟，两人感情深厚。邓仕俊俯下身子，握着郑其贵的手，声音哽咽：“过去的事情，大家都清楚，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180师的责任，不能你一个人负，功过是非，自有公论。我这么说，是实事求是的。”

郑其贵听完，眼睛里泛起了泪光，他沉思了片刻，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缓缓说了四个字：“实事求是，难啊！” 这句话，道尽了他一辈子的委屈，一辈子的无奈，一辈子的坚守。

随后，他看着邓仕俊，看着身边的亲友，用尽最后的力气，说道：“同志们，我马上要见咱们180师死去的兄弟了……参谋长，我先走一步！” 说完这句话，他缓缓闭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享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