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人刘虎消失的消息，星期二（2月2日）在朋友圈里不胫而走。成都警方当晚的通报证实了外界的猜测，刘虎和另一名自媒体人巫英蛟被警方带走。
根据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分局通报，刘巫二人涉嫌“诬告陷害罪”和“非法经营罪”被立案侦查，两人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中。
刘虎被抓后，媒体圈和律师界的声援此起彼伏，人们的目光聚焦在两人被带走前发布的一篇文章上。据圈内人士推测，这篇带有调查色彩的报道，大概率是两人被盯上的导火索。
这篇题为《曾逼死教授的四川县委书记，如今又把招商企业逼向破产？》的文章，1月29日发布在“法与情”公众号上，起初并没有激起什么水花，直到刘虎被抓，才引起舆论关注。
文章目前已经删除，根据网上流传的截图，内容指向中共成都市蒲江县县委书记在招商引资中的种种作为，还翻出了这名地方官员在担任成都市成华区区长期间，负责拆迁工作时的纠纷。
直接点名地方主官，加上措辞犀利的报道，在趋紧的舆论监管环境下，风险不言而喻。报道发出后不久，刘虎就被“打招呼”了。
据财新网报道，社交媒体流传的短信截图显示，有自称成都市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曾联系刘虎，表示注意到关于蒲江县相关问题，请刘虎在接到信息后及时联系纪委监委，协助核实相关情况。
工作人员还“提醒”，“对于公职人员的举报和信访反映，应当通过合法渠道、合法方式进行”。对此，刘虎回复：“我们公开发布的文章不是举报，也不属信访，无需贵机关提醒。”
50岁的刘虎在中国媒体圈和法律界有不小的知名度，他曾在多家媒体供职，经常发表反腐调查报道，也曾在实名认证的社媒账号公开举报，“硬杠”过不少位高权重的官员，有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地方公安厅厅长和高院院长、央企一把手等等。
刘虎被抓的消息传出后，不少熟悉他的人都生出强烈的既视感。2013年8月，任职于《新快报》的刘虎在重庆家中被北京警方跨省带走，随后被羁押、立案起诉。当年警方按在他头上的罪名有诽谤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等等。
这场法理拉锯最终在2015年9月，以北京东城区检察院做出不起诉决定收场。该案引发了一场对言论自由、公民监督权、公权力边界的讨论，被法律界奉为标杆案例，检方最终守住法律底线，无罪之人不受追究。
如今刘虎“二进宫”，成都警方行动迅速，但通报只有寥寥数语，案子还有不少疑问待解。有什么证据指向刘巫二人诬告陷害和非法经营？若两人因为发表的文章获罪，文中提到的情况是否都是杜撰？对蒲江县县委书记所涉的事情，有没有正式调查结论？是否有证据证明两人收了钱，有偿发布虚假消息？
刘虎案发酵隔天，曾经揭露中国油罐车混运乱象的《新京报》记者韩福涛，星期二（3日）再度发表卧底调查湖北多家精神病院骗保的重磅报道。有中国媒体友人把两者联系起来，感慨调查新闻式微，调查记者沦为“稀有物种”。
调查记者群体在中国一度是推动公共治理进步、声张社会正义的一股重要力量。2012年之前，中国舆论一度较为开放，社会议题不断涌现，商业化媒体发展蓬勃，调查记者曾经历一个黄金时代。
随着大环境收紧、舆论监管更精细，调查记者的空间这些年来不断收缩；另一方面，媒体经营压力加大，加上调查报道本身成本高、风险大，调查记者规模缩减，好些优秀的调查记者，有的迁居出国，有的转换跑道，有的选择沉默，调查新闻一直在式微中。曾和刘虎共事过的一位媒体人，在他出事后在微信公众号“码头青年”发文，把他形容为森林里的啄木鸟，写道“在这个喜鹊成群的时代，刘虎这样的啄木鸟，难能可贵”。
刘虎案受到了广泛关注，断言事实的真相还为时过早。在大量声援刘虎的声音中，也有部分舆论提醒，调查记者并非都是“圣人”，过去也曾有过个别从业者偏离职业伦理，以负面报道相要挟，从事敲诈勒索等违法行为。这也意味着警方对刘虎案的调查取证须更加审慎，最终得出的结论也得有充分的证据支撑、有透明的信息披露，才能够服众。
此外，媒体人发起的爆料与监督，若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与事实存在偏差，要以多严苛的态度对待，是否要一律纳入“诬告”的口袋，也有讨论的空间。
刘虎案背后的法理与情理之争，才刚刚拉开序幕。舆论关心刘虎的命运，想知道事件本身的真相，但也更在乎森林中那些还在揭露真相、履行监督的“啄木鸟”，会不会慢慢绝迹。
来源：网络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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