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6日，北京的天空阴沉，细雪贴着病房窗棂。协和医院胸外科的一张病床上，五十七岁的郝治平睁开眼，护士正把上午的报纸放在桌角。纸张翻动声很轻，却还是让她下意识侧过头去。就在那抹黑白字里，她瞥见了“陈毅同志逝世”的黑体大字，心口猛地一紧。
滚烫的泪一下子冒了出来。陈毅，这位和丈夫罗瑞卿并肩浴血的大帅，竟走得如此匆忙。悲恸瞬间压下了病痛带来的麻木，令她几乎忘记自己刚做过大手术。窗外的雪片乱纷纷，像是无声的挽乐。
这一幕来得太突然，但若把时钟拨回一年，故事的伏笔已悄然埋下。1971年春，郝治平在工作间隙觉得乳房隐隐作痛，她没放在心上。直到一次例行体检，医生在片子上指出那团可疑阴影，气氛一下冷了下来——乳腺癌。她愣住，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家里已经有一个病倒的罗瑞卿，绝不能再让孩子们失去母亲。
手术定在当年八月。麻醉药涌来那刻，她掐着医生袖口，“一定要快点出来，我还得照顾老罗。”主刀医生只回了一句：“放心。”醒来时灯光晃眼，她知道自己熬过去了。大部分病灶被切除，可多年风霜落在身上，营养早已亏空，伤口愈合拖拖拉拉，每天打针、换药，疼得咬牙不敢出声。
住院的日子漫长。外面的形势又一日三变，她却被禁锢在雪白墙壁之间。罗瑞卿自“九一三”事件后处境稍有缓和，仍需在疗养院调养，而她的几个孩子则被集中安置，鲜有探视机会。郝治平心里明白，形势尚未真正转晴，自己必须活下去，哪怕白天翻书深夜掉泪，也要一口气吊住。
进入冬月，她的恢复总算见起色。周恩来前来探视时，看见病房里只有她与护士，皱了皱眉，轻声交代身边工作人员：“让孩子们来医院多陪陪母亲。”一句话，才换来这次久违的团聚。
孩子们推门那刻，连病房里的窗花都仿佛亮了。郝治平拉着老大、老二的手，逐个细看。问学业，问口粮，问父亲的腿弹伤有没有好一点。孩子们先是有说有笑，聊到家常时却对视一眼，话锋突兀地断了，仿佛有人把收音机的旋钮拧到静音。母亲的心思最敏锐，她察觉到气氛不对：“是不是最近出了什么变故？”
随口一句，房里却只剩沉默。就在这时，值班护士端着脸盆进来，手里夹着几份尚未分发的报纸。郝治平伸手一指：“同志，能否借我看看？”护士应声把报纸递来。报头下方，黑框公告分外扎眼，写着——《敬爱的陈毅同志在京逝世》。
她的指尖颤了颤，报纸差点滑落。孩子们赶紧扶住母亲的肩膀。郝治平的目光在那串日期上凝固：1972年1月6日凌晨零时十分钟，陈毅元帅病逝。她喃喃道：“怎么会这样，他还说等我出院去看他……”
情绪翻涌处，病房门外的脚步声此起彼伏，谁都没想到，消息封锁得那么严，却还是通过普通报纸冲破了层层隔绝。郝治平不便在护士面前失态，深吸一口气，压下哽咽。留心看护走远后，她把被角往上一拉，低声问道：“豆豆和老虎是什么情况？”
这是家里人才懂的暗号。动荡年代，他们用小名代替真实姓名，既为避耳目，也保一点彼此的安全感。老大俯身在母亲耳边轻语：“豆豆还好，没受牵连。老虎……去年秋天，走了。”语气里透出说不尽的惋惜。郝治平闭上眼，指尖微颤，似想把痛意揉进被褥。许久，她叹息一声。原来如此，难怪此番探视通行无阻。
说到这里，需要补上一笔：老虎并非家中孩子，而是罗家曾经并肩作战的老部下，代号“老虎”。“九一三”事件后，他在一次清查中含冤离世；而“豆豆”，则是另一位被羁管的亲近同志，脊梁未断，却仍在审查中煎熬。郝治平清楚，这两人的命运与陈毅相映成趣，牵一发而动全身。
陈毅之于罗家，是忘年交，更是患难同袍。1938年，罗瑞卿任129师参谋长时，陈毅既是领导也是兄长，常在八路军总部亲自调教这位年轻指挥员。解放后，两人在公安、军队事务上亦多有分工。1966年风暴袭来，陈毅在“二月逆流”中受冲击，罗瑞卿更因“军事俱乐部”案失足重伤，夫妇俩被隔离审查，家中孩子分散安置。如今陈毅长逝，无异于向他们昭示，旧日共事的老帅们正一一凋零。
有人说，1949年以后的那段岁月，是一条急流。陈毅身负重任，兼有外交部长要职，却在政治风波中备受煎熬。70年代初，他靠一腔倔强撑着病体，仍在向中央递交越南、柬埔寨局势的分析报告。周恩来多次劝他静养，他却摆手：“我这条命是党给的，不干活心里不踏实。”直至1972年元旦前后，病情恶化，才住进北京医院。那一回，他已自知时日无多，仍说笑：“此行若不归，诗就写到这吧。”
稍微了解陈毅诗心的人，都记得那首《梅岭三章》。寂寞？没有，他一生屡败屡战，败得起也赢得起。但郝治平忍不住担忧：昔日并肩的老帅一个个陨落，罗瑞卿若再撑不下去，谁还能替他说句话？她摸着被角，听着心跳，思绪翻飞。
好在治疗有了进展。三月里，天气回暖，主刀医生在查房时告诉她：“化验指标不错，再过两周就能出院。”孩子们听了喜形于色，纷纷说要给母亲炖鸡汤、熬鱼粥。郝治平点头，却反复叮嘱：“先照顾你们爸爸，别让他再想不开。”
就在同一时段，中央的气氛也在变化。“九大”后，“批陈整风”逐渐降温，部分干部陆续得到改正。周恩来挂念老战友，让罗瑞卿搬回北京治疗；对郝治平的医药费，也是一力承担。凡此种种，都在提示一个信息：乌云虽未尽散，但裂缝已经出现。郝治平心里清楚，转机或许真要来了。
不过，她并未沉溺于幻想。长期斗争的曲折经历，让她懂得任何乐观都须伴随谨慎。病房安静下来，她合上报纸，轻声对孩子们说：“回去告诉你们爸爸，好好活着，活着才有盼头。”窗外雪已化成细雨，沿病房窗台蜿蜒流淌，像极了岁月里不肯停歇的悲欢。
1949年以前，郝治平在地下交通线上出生入死；建国后，她转到总政任职，并非从未见过风浪。可她没想到，晚年的风口浪尖，比枪林弹雨还凛冽。她常回忆，1955年授衔典礼那天，罗瑞卿在金水桥畔整理军帽，刘伯承在一旁打趣：“小罗，你也该注意腰板了。”众人哈哈大笑。如今，仅十七年，半数元帅已在病榻或囹圄中。想起这些，胸口隐隐作痛，刀口似又拉紧。
几天后，组织上送来一份新批的休养安排：等她出院，全家可以迁至玉泉山疗养院静养。消息不大，却像冰面上的裂缝继续扩张。孩子们小声议论：“可能很快就能回到过去那样了。”究竟能不能？没人敢肯定，连最乐观的郝治平，也只是苦笑。
她将那份登有讣告的旧报纸折好，夹入病历本深处。那不只是一张报道，更像一道分水岭。陈毅的落幕、老虎的死讯、豆豆的坚守、罗瑞卿的病榻，都在提醒他们：风暴终有止息，代价却已写进每个人的生命里。孙子辈将来或许只从课本里读到“1972年1月6日”，可这天的心痛与希冀，唯有亲历者才能体会。
在协和医院的红砖楼里，走廊灯光长明。郝治平靠在枕头上，听着夜班护士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她把目光移向窗外，雪色已褪，天边露出一线暗蓝。她轻声道：“得赶快好起来，家里离不了我。”说罢，阖上双眼，似在积蓄下一场与命运的对峙。而那张印着黑框的报纸，就静静守在床头柜上，仿佛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收束，也预示着另一段历史即将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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