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盛夏，北京南池子胡同里发生了一件小事——罗荣桓发现家里有人想用配给的吉普车接孩子放学，他当天晚上把一家人叫到院子里，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那车是组织配给我办公用的，谁再动用，就等着挨批评。”一句话，胡同口的晚风都带了点凉意。这份对纪律的较真，四年后在病榻前又一次表现得淋漓尽致。
1963年9月，北京医院里，60岁的罗荣桓已经连续高烧多日。肾功能衰竭带来的尿毒症让他全身奇痒、无法进食，腹膜透析每半小时一次，腹腔胀得像一面鼓，他依旧咬牙不吭声。医护人员见状直皱眉，罗帅却轻描淡写：“又是一场硬仗，咬住它。”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员罗东进，9月底刚刚结束一门重要专业课，彼时肩头还带着因实习磨出的旧伤疤。10月初，学院接到总参转来的加急电话：罗帅病情恶化，家属可探视。院首长怕耽误抢救，当天下午批了假条。夜色刚落，罗东进拎着一个帆布包，从哈站登上最早一趟南下列车。
清晨6点，京奉线的蒸汽机车刚进前门站，罗东进一路小跑冲向医院。推开病房门，只见父亲嘴唇已呈紫色，呼吸微弱。为减轻缺氧，氧气袋挂在床侧，护士正调整流量。许久，罗帅睁开眼，费力辨认，“东进？你怎么来了？”声音极轻，却透出责备。罗东进红着眼，低声回答：“学校批假了。”护士在旁补了一句：“孩子挂念您，应该回来看看的。”罗帅摇头，抬手费劲，却还是把话说完：“革命干部的孩子，要把学习放在第一位，我这儿有医生。”
这一幕，让在场的老护士心里酸酸的。十多年前的长征途中，罗荣桓把襁褓中的东进寄养在老乡家，自己随部队行军；今天孩子长大，父亲却依然不许他“特殊”。纪律，是罗帅给家里的第一课，也是最后一课。
时间回拨到1946年。那年夏天，党组织决定送罗荣桓去莫斯科医治肾病。出发前，他反复叮嘱秘书：“公费报销的项目列单子，能不报的就不要报。”治病归来，东北局给他安排了一栋三层小楼，外观簇新。罗帅进门不到十分钟，便让随行干部去找谭政：“楼太气派，不住。你家二层小楼楼下空着？我过去。”直到谭政点头，罗帅才安心。旁人笑他“太抠门”，他只说一句：“干部越到高位，越要想着节省公家一分一厘。”
新中国成立后，罗帅被授予元帅军衔。然而，在军衔和惯有质朴之间，他选择了后者。1954年搬进东交民巷，院子不大，住着一家老小、秘书、警卫和司机，总计十几口人。他数次向机关总务科提出：不再置换更宽敞的房子。这座院子，他一住就是九年，直到病重。
1963年12月14日夜，北京医院灯火通明。尿毒导致的高氮血症指数已冲到110，普通人超过100就会昏迷。医护轮班为元帅做热敷缓解瘙痒，外科值班医生王声书事后回忆：“他身上被热毛巾烫起水泡，没听见一声抱怨。”凌晨两点左右，罗帅忽而清醒，拉住身旁妻子的手：“房子记得退，住普通房子。孩子们，不许搞特殊化。”
12月15日中午，中央保健局会同北京医院专家再次讨论抢救方案，增设透析频次，并紧急调用部队血库。总参、总政百余名青年军官自愿到医院待命输血。14时20分，罗帅短暂苏醒，看见守在一旁的罗东进，依旧那句话：“东进，回学校。”旁边的医生轻声劝慰：“首长，孩子放心不下您。”罗帅只是摆摆手：“部队战士生病也没人让家属请假，干部子弟不能例外。”
有意思的是，就在当晚，他向护士谈起几天前的一场“胜利”。那是一次勉强进食后没立刻呕吐，他微笑着说：“又赢了半回合。”医护笑中带泪，却被这股倔强感染，抢救积极性更高。
12月16日清晨，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陆续拨来电话询问病情，指示“尽全力抢救”。14时45分，罗帅再度陷入深昏迷，呼吸微弱。16时30分，他张嘴似乎想说话，护士俯身只听到一句模糊的呢喃：“跟着毛主席走。”随后，心电监护曲线归零。
弥留前那份坚持所折射的，并不仅是个人意志，更是老一辈革命家对自律、对群众、对理想的终生守望。罗东进后来回忆：“父亲没给我们留下遗产，却留下了做人的底线。”这句话，成为罗家子女之间代代流传的家规，也让人们在回望罗帅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时，总会想到他那句怒中带爱的提醒——“你是革命干部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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