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人说起这事，总怪吴三桂放了清兵进来，或者怪李自成打得太猛，可很少有人去琢磨，一个存粮据说能吃三年的京城，怎么就在十天之内，连一个来救驾的都没有，答案其实就藏在李邦华死前四十六天的那份密疏里，那是一份被皇帝和大臣们联手搞砸的计划，成本最低，也是唯一可能改写结局的**“南迁之议”**。
《崇祯实录》里就记了十个字，“左都御史李邦华请太子监国南京，上犹豫”，这十个字背后，是朝廷上上下下吵了整整八天，李邦华的方案其实一点不复杂，让太子先走，带着京城里一万两千人的精锐部队，顺着漕河南下，走个十天就能到淮安，崇祯自己留在北京稳住局面，等吴三桂的大军回来，形成一个**“双核”格局**，就算北京真守不住，南京那边还有一整套班子，四百万石漕粮，撑起半壁江山绰绰有余，这跟后来南明那个匆匆忙忙搭起来的草台班子，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为了让皇帝点头，李邦华真是把心都操碎了，他干了三件特别实在的事，第一，他提前派人去淮安、扬州清点家底，查出来有九十七万石米，二十七万两银子，用实打实的数字堵住那些说“没钱没粮”的嘴，第二，他让兵部的人画了一张《漕河闸座图》，把每个船闸能过多少船都标得清清楚楚，证明**“一日过闸二千艘”**是完全能做到的，第三，他亲手列了个单子，把南京那边的几个关键人物，守备太监韩赞周，魏国公徐弘基，操江提督刘孔昭，手上有多少兵，多少粮，都算得明明白白，加起来水陆五万三千人，保卫太子足够了，这一整套材料，厚厚的一百一十页，二月二十二号送了上去，崇祯当着大家的面还夸他“详明”，可就是不拍板，只说了句“再议”。
这一“再议”，事情就跑偏了，变成了官场上的拉扯，户部尚书倪元璐担心粮食一往南运，北京的兵心就散了，内阁首辅陈演更是怕“南迁”这事传出去，被人骂是**“弃地”。
影响自己的名声，两个人一合计，就把讨论的重点从“怎么走”变成了“到底要不要走”，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耗没了，等到三月初一，李自成都打下宁武关了，北京城都戒严了，崇祯才急急忙忙下令“召吴三桂入卫”，可哪还来得及，关宁军从山海关跑到北京，最快也要十二天，李自成打到城下只用了八天，李邦华在遗书里说得痛心，“臣非欲弃京师，实欲存宗社”**，我不是想扔下北京跑路，我是想保住老朱家的根啊，他把这事归结为“议论多而任事少”，其实没点透，最根本的结在崇祯自己身上，既怕背上“南逃”的骂名，又总幻想着最后能有神兵天降，就把做决定的权力扔给了满朝的空谈家，最后谁也没为这事负责。
把眼光放远点看，李邦华这个“南迁”计划也不是他凭空想出来的，朱元璋最早就是“两京”的格局，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太子朱高炽还一直留在南京监国，等于有两个政府在同时运转，制度的底子早就有了，缺的就是那个敢拍板的人，崇祯朝最大的问题，就是**“制度有余，决断不足”，漕运的河道，现成的仓库，能打的军队，南下的船只，白花花的银子，什么都有，最后全被口水给淹了，李邦华的死，就是一个缩影，不是亡于没法子，而是亡于无人敢为策负责**。
清朝人修《明史》，把李邦华放进了“忠义传”，可把他那个“南迁”计划，就简化成了“请太子监国”五个字，别的啥也不多说，乾隆皇帝更是在批语里直接定了调，“国君死社稷，正也，何迁为？”，意思就是皇帝就该跟国家一起死，这才是正道，跑什么跑，一句话，就把一个技术层面的“保存火种”问题，跟道德层面的“君王殉国”给对立了起来，彻底堵死了后人讨论“南迁”价值的路，这么一来，李邦华就被贴上了“忠臣”的标签，却丢掉了“战略家”的身份，成了明清换代那段历史里，最被低估的一个普通人，他没能上阵杀敌，也没机会像史可法那样留下“城存与存”的豪言壮语，但他用一个被错过的方案告诉后人，历史不一定都输在战场上，更多时候，是输在会议室里那几秒钟的沉默里。
今天再回头看李邦华，没必要给他加戏，说什么“要是听了他的话，清军肯定进不了关”，也不用去吹什么“神秘行军图”，真实的过去已经够扎心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在倒下之前，曾经有人把“怎么活下去”的每一步都算得清清楚楚，最后却被自己的犹豫和内耗给亲手掐死了，李邦华之所以被低估，不是他的计策不够好，而是后世的人宁愿相信那是**“气数已尽”，也不愿意承认，那其实是“本可不死”**，他留给后人最大的东西，不是什么锦囊妙计，而是一句最朴素的拷问，当危机真的来了，我们有没有那个勇气，为“活下去”这三个字，立刻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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