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军副营长重伤掉队后当12年奴隶，49年找上军区领导，结局如何？|军区|军徽|副营长

1949年9月的一天清晨，昆仑山口尚留着薄雪，山风卷起沙尘。一个驮着毡包的蒙古装牧民悄悄折下马背，步行朝西宁的方向赶去。谁也想不到，这名脚步蹒跚的中年人，竟曾在红四方面军30军89师担任过二营副营长，他叫廖永和。

青海解放的消息像高原的烈日，驱散了十二年的阴霾。此前的8月23日，第一野战军在临夏突破青马防线，并于9月5日进入西宁。城门一开，马步芳集团四十年的统治轰然崩解。各族百姓奔走相告，而远在草原放牧的廖永和则把这视为重返队伍的唯一机会。他熟稔地披上旧羊皮袄，却在内衬缝了一枚锈迹斑斑的八一军徽，那是他从祁连山雪窝里护住的唯一信物。

路上他几乎不敢碰面行人。十二年的奴隶生涯，让他习惯了埋着头走路。到湟中县城时，正逢县委动员大会，台上干部慷慨陈词“青海人民要翻身做主人”，台下群众热血翻腾。廖永和挤进人群，攥着军徽的手止不住颤抖。他听不太懂普通话，只凭一句句“人民”“解放军”判断自己没有走错。

会散之后，他一把抓住正在收拾稿件的县委书记尚志田，用带着浓重蒙古口音的生硬汉语急切地说：“首长，收留我，我是自己人。”话未说完已泪如雨下。尚志田愣住了，面前的中年牧民衣衫褴褛，黝黑的脸看不出昔日军官的风采。更棘手的是，对方大部分时间用蒙古语表达，让在场干部半句难懂。无奈之下，只能找翻译。

故事这才渐渐清晰。廖永和1916年生于安徽金寨，少年时代给地主放羊。1929年红军来到大别山，他成了儿童团骨干。1931年，他提着半截枪跟着部队转战川陕，两年后在苍溪火线上入党。到西征前夕，他已升任30军89师269团二营副营长。

1936年底，西路军挥师河西走廊，相继鏖战甘州、高台、梨园口。1937年1月的倪家营子增援战，他大腿中弹，却仍咬牙撑着木杖指挥突围。部队翻越托来南山时，海拔四千多米的缺氧和零下三十度的寒风像两把锯子，他终于体力耗尽，倒在雪沟。醒来时，只剩几位同样掉队的战友。众人势单力薄，只能分批突围。留守的廖永和与通讯员小何被塞进半袋炒面、一把旱烟。小何安慰道：“硬撑两天，部队准回来接咱。”话音未落，山谷里便只剩风声。

三十天后，二人被一位哈萨克女牧民带回毡房。她给他们喂酥油茶，也提醒说外面尽是马家军，出去就是死路一条。廖永和不信邪，试图寻找大部队，很快被军阀巡骑擒住。审问时，女牧民的丈夫——本地牧场主——一声冷笑：“红军？留着也无用，套上马嚼子，给我放羊去。”自此，副营长成了奴隶，“黄巴图”是牧人们对他的称呼，意为“不会说话的苦力”。

奴隶生涯灰暗而漫长。每天天不亮出圈，半夜才归，吃冷硬糌粑，住破羊圈。被驱赶、被鞭打成了家常便饭，伤腿逢寒夜撕裂般疼痛。廖永和想过用牧民惯用的长刀结束一切，可他舍不得那枚八一军徽。“只要它在，俺就还活在队伍里。”这一念，成了支撑他挺过严寒与饥饿的火种。

1942年，马步芳挑起民族纠纷，河湟地区兵荒马乱。牧场主忙着保命，无暇顾及一干奴隶。廖永和和小何趁夜遁逃，却被人贩子在途中截回。几番鞭笞后，小何并未撑下来，倒在河谷，人间再无声息。廖永和用石头掩埋战友，心里暗暗记下仇人姓名。

此后，他改名“黄志善”，混入蒙古包，靠打短工维生。1944年，他同救过自己的那位哈萨克姑娘成婚，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家人劝他忘掉过去，草原辽阔，生活总要继续。可每逢夜深人静，他会摸出军徽，对着昏暗的酥油灯自言自语：“总有一天得回去报到，哪怕让我去挑粪，也要当个堂堂正正的解放军。”

机会终于来了。1949年夏，第一野战军西进。马步芳仓皇向西撤退，牧民们纷纷传开：“红军回来了。”这四个字像春雷，让廖永和再度提起行囊。可就在临行前夜，旧主人带着几名亲兵闯入毡房，抡鞭棒恶狠狠地吼：“跑得掉吗？”邻居们一拥而上，把主人死死抱住，“让他走吧，时代变了！”廖永和深深鞠躬，踏上出走的路，身后媳妇和娃娃的啼哭声撕心裂肺。

在西宁，他见到了廖汉生副司令。当时的接待室简陋，土炕上挂着张最新的作战地图。廖永和先是敬了个并不标准的军礼，然后掏出那枚斑驳的军徽。廖汉生凝视良久，轻轻叹道：“离队十二年，没有组织关系，也无证明，按条例难以接收。”廖永和咬着嘴唇，跪而不起：“不收我，我就回去给那家当牛做马，我一辈子都是红军！”屋里安静到能听见风吹炕沿的呼呼声。

抉择并不轻松。青海刚解放，干部奇缺，但纪律又不容破。廖汉生召来政治部，反复核对西路军伤亡名单、失散人员记录。搜寻两天，终于在一份泛黄的“倪家营子伤员花名册”里找到“269团二营副营长廖永和”以及“右腿穿通伤”字样。证据虽单薄，却足以说明问题。9月中旬，军区党委决定给廖永和补办组织关系，送往西宁干部训练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