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国正处于剧烈转型与民族危亡的十字路口，这些老照片并非孤立的碎片，而是历史的奇遇与回响：它们捕捉了合作的热烈、宣传的虚伪、创新的奇思、个人的沉浮与民族的担当。
1926年9月，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身着军装，双手背于身后，正与左侧的苏联顾问铁罗尼热切交谈，右侧的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同样一身戎装，双手叉腰，目光望向远方。
这一时期正值北伐战争的关键阶段，邓演达与郭沫若率领的政工团队承担着宣传动员、凝聚军心的重要使命，而苏联顾问的参与，正是当时中苏合作支持北伐的直接体现。一年后，在国共合作破裂的危急时刻，郭沫若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更坚定地投身于革命事业。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8月7日，距离国民党军3月19日占领延安已过去近5个月。蒋介石此次飞抵延安，在胡宗南“攻占延安”的虚假捷报下，为了营造“剿共胜利”的政治声势，亲自赴延安进行宣传造势。
当时延安已是中共主动撤离的空城，国民党军仅占领了一座没有实质抵抗的城市。照片中的95式“哈戈”轻型坦克，是日军侵华时期的主力装备之一。抗战胜利后，这辆坦克被八路军在华北战场缴获并转运至延安，用于训练和防御。1947年延安保卫战中，因中共军队主动战略转移，这辆坦克被胡宗南部缴获，随即成为国民党军展示“战果”的道具。蒋介石特意视察该坦克，正是为了向外界营造“重创共军、缴获重装备”的假象。
这辆95式坦克在国民党军手中仅作为宣传道具短暂使用，并未投入实战。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时，该坦克被解放军再次缴获，后编入解放军装甲部队，成为见证国共博弈的“历史物证”。
这组影像记录了20世纪初一项极具开创性的实验——信鸽航拍，它背后是德国药剂师尤利乌斯·诺伊布隆纳的奇思妙想。
右侧照片是“飞行摄影师”的肖像。一只信鸽身上固定着诺伊布隆纳设计的微型相机，相机通过特制铝制背带绑定，小巧轻便的设计让鸽子可以轻松携带飞行。这个装置配备了机械或气动定时器，能在鸽子飞行途中自动触发快门。
左侧这三张就是信鸽从约2000英尺高空传回的航拍成果。画面带着柔和的模糊感，呈现出当时人们从未见过的高空俯瞰视角，无论是错落的城镇建筑，还是起伏的地形轮廓，都以一种梦幻般的质感展现在世人眼前。
在飞机和无人机尚未普及的年代，这些“鸽子摄影师”不仅成为当时展览上的全球焦点，更在一战期间被用于军事侦察任务。尽管后来随着飞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信鸽航拍很快被取代，但诺伊布隆纳的创举，不仅留下了人类最早的一批民用航拍影像，更以跨领域的想象力，为后来的空中观测技术埋下了创意的种子。
这张照片定格于1938年（戊寅年）仲春，是时年55岁的末代摄政王载沣迁居时的留影。
他身着一袭素面长衫，端坐在桌前，面容沉稳平和，眉宇间褪去了当年摄政时的锋芒，只剩历经世事的沧桑与淡然。桌上的茶盏与木盒透着居家迁居后的平实气息，两侧亲笔题写的“戊寅仲春遷居寫照”“載灃書”，更添一份沉静的个人印记。
这张泛着岁月痕迹的老照片里，两名中国军人的训练的瞬间。左侧的士兵弓步沉腰，一手高抬、一手前探，身姿如弓满弦；右侧的战友单腿高抬，一手擎着长枪，一手紧握布掸，动作刚劲利落。他们身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腿上扎实的绑腿、磨旧的军帽，都透着训练场上的风尘气。
这是中国陆军87师或88师的年轻官兵，他们正以最鲜活的姿态，为保家卫国打磨着筋骨与意志。没人能想到，这些在镜头前虎虎生风的身影，很快就将投入淞沪会战的血肉磨坊，继而在南京保卫战里血洒孤城。他们的青春永远凝固在这帧旧影里，而这张照片最终落入侵华日军的私人相册，成了对这些无名忠魂最沉重的注脚。
1939年，南洋华侨机工（简称“南侨机工”）在昆明潘家湾训练所接受军事训练，照片里数千名机工整齐列队，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这是因为滇缅公路不仅路况艰险，还时常遭遇日军轰炸与袭扰。他们除了要学习驾驶、汽车维修等专业技能，还需掌握防空、自卫等军事技能，以应对运输途中的危险。
1938年滇缅公路通车后，这条公路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唯一的国际物资补给线，但国内极度缺乏熟练的司机与维修人员。在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号召下，东南亚3200多名华侨机工毅然回国，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这张照片正是他们抵达昆明后，接受军事与技能训练的一幕。
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抢运了大量武器、汽油等战略物资，是抗战时期维系中国对外补给的核心力量。他们中超过1000人牺牲在运输线上，用生命诠释了海外华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也成为中外反法西斯合作的重要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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