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的一个傍晚，青居乡三村的队部灯火通明，普查员张林正挨家登记人口。忽然，有村民低声嘀咕：“杨大发家今天又炖排骨，哪来的钱？”这句看似随意的话，成为一道裂缝，让潜伏已久的杀人魔浮出水面。
在三村，吃肉是件稀罕事，可杨大发几乎隔三差五端出猪蹄、鸡汤。他被划为“贫农”，却常穿呢大衣，说话透着官气，一来二去，乡亲们纳闷：真贫农舍得这样花？
有意思的是，普查表上“籍贯”一栏，他先写“广安”，又涂改成“重庆”，神色尴尬。张林留了心眼，将这一反常情况加在情况汇报里。当时普查工作强调“不错登、不漏登”，张林担心表格被拖延，索性请示乡里：“这个杨大发，身份得再核实。”
第二天，乡干部陈裕顺去他家复核。灶台上热气腾腾，砂锅里漂着整块腊肉。陈裕顺半开玩笑：“老杨，这生活水平羡煞人啊。”杨大发愣了两秒，陪笑：“老母身子虚，偶尔补补。”陈裕顺没拆穿，只是暗暗记下炕角那件裁得合身的军呢外套。
3月底，县里组织贫农代表赴区里开学习会。杨大发自告奋勇帮忙抬椅子、搬被褥，积极得近乎用力过猛。“他要是特务，早被揪了。”有人如此评议。然而，老会计刘德华不信，他在抗战时期跑过差，见过特务扮穷。“装穷容易，改习惯难，”刘德华说，“咱盯着看。”
4月的扫盲班，老师板书“解放”二字，让学员跟写。多数老农握笔生疏，杨大发却一笔到位，字迹分明。老师夸他悟性高，他却忙把纸揉成团。此举反倒引来侧目——不识字的人怕写，识字却装不识的人更可疑。
到了春耕分种肥料，他又提出“按亩算底肥”，说得头头是道，完全不像常年佃地的贫农。加之老婆烫着大波浪，爱穿呢子短褂，这些细节汇集成一条条暗线，先传到区公安股，再呈送南充专署。
5月中旬，公安侦查员乔装成山货商贩，进村蹲点。夜半，借着昏暗油灯，他们翻阅户籍底册，发现“杨大发”在青居乡落户时，缺少迁移介绍信与原籍证明，照片也模糊不清。翌日，侦查员去广安核对，根本查无此人。
线索愈加集中，侦查员决定“请君入瓮”。6月4日清晨，区里突发通知：互助组长入城换贷款条，并顺便给区公所送新椅子。杨大发一听是表现机会，欣然答应。
那天，他挑着两把沉木椅，在闷热河风里走了十几里路。进到公所院子，他刚想放下担子，身后一声低喝：“别动！”两名便衣拧住他的胳膊，另一人迅速搜身，掏出一把旧式小手枪。杨大发脸色铁青，却强辩：“这是缴获的枪，没来得及上交。”
押解途中，侦查员递上一张泛黄相片，冷冷一句：“自己认不认？”相片里的人正是1949年大屠杀后潜逃的军统刽子手——杨进兴。沉默数秒后，他叹了口气：“算你们手快。”
审讯持续数夜。面对白纸黑字的供词和幸存者证言，他交代了自己如何在1949年9月6日夜里潜入戴公祠，亲手刺杀杨虎城将军父子，又如何泼硝镪水、掩埋尸体。提到小萝卜头那一刀，他急促地呼吸，半晌才吐出一句：“命令如此。”冷漠得令人发指。
案卷递到重庆市人民法院，1958年5月16日清晨，公审会场座无虚席。押解车停下，他被拖下车，头发凌乱，仍想昂头，却被怒吼淹没。“杀人偿命！”群众的嘶喊并非口号，而是八年追索的血债。
法庭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枪声回荡在嘉陵江畔，许多人长舒一口气。刽子手妄图用假户口、用勤快面孔遮掩血腥，可在一次看似普通的人口普查里，暴露了贪嘴、好装、不慎改字的瑕疵。细小漏洞，让正义找到了入口。
正因为群众多留了一个心眼，1953年的那份普查表才变成利刃。历史告诉人们：再周密的伪装，也逃不过人民雪亮的眼睛；再遥远的罪恶，也终有尘埃落定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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