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12日清晨，贵阳北站薄雾未散。61岁的李金花抱着布包，站在站台边缘，不自觉地踮脚张望。布包里，有两封泛黄的信、一本借款凭证、两棵梨树苗——她说，这是给丈夫带的礼物。
三个月前，一封来自云南老山的挂号信打破了李家多年的沉默。寄信人署名李海生，当年王发坤的营长。他在信里写道：“老王长眠麻栗坡烈士陵园，墓碑完好，请嫂子放心。”李金花揉着字迹，眼泪一滴滴砸在纸上。她抬头对大儿子说了一句简单的话：“咱们去见你爸，可手里还差路费。”
说到钱，李家这些年一直紧巴巴。1979年3月，王发坤在对越自卫反击战老山地区遭遇炮火，不幸牺牲，时年29岁。那时转业申请已经批下，他原本筹划着农忙后回乡修房。为了盖房，他向亲戚朋友借了2000元，还在账本旁写了一行字：“债人走，债不能走。”
牺牲通知送到时，李金花正插秧。常年握锄头的手一松，秧苗散落水田，整个人随即瘫软。部队派来的年轻战士扶住她，哽咽了一声：“嫂子，连长让我转交信。”之后的几天，她反复打开那封信，读到“如若不幸，盼你改嫁”几个字便彻夜失声。她死拽着信，嘴里只念叨：“他逗我，准是逗我。”直至一块带血污的上海牌手表送到，幻想才被彻底击碎。
顶梁柱倒下，债务犹在。李金花没再掉眼泪，挑起田里最重的担子。白天下地，晚上给附近煤窑剥玉米皮。雪夜里，她抱着发烧的小儿子，一边烤火一边缝布鞋。邻居善意劝她改嫁，她摆手：“还欠着钱，改什么嫁。”
1990年春，家里终于攒够1200元，再加上多年扣扣搜搜攒下的粮票、布票，总算把债务了结。王发坤的小儿子此时16岁，辍学去了昆明工地。大儿子肩挑家务，跟母亲在田里摸爬滚打。兄弟俩约定：哪天找到父亲，就给他磕三个头，再告诉他“债清了”。
不过，找到父亲的坟并不容易。1995年起，兄弟俩每年轮流请假去云南，昆明、文山、广南跑了个遍，两人背包里塞满自己抄写的烈士名单和方位示意图。一次在开远，他们对着烈士陵园一排排墓碑找了整整六个小时，结果失望而归。夜里，他们点着廉价蜡烛，在旅店院子里蹲着，互相递一瓶矿泉水：“不能停，再来年接着找。”
时间就这么晃到了2007年。这一年，营长李海生退休回乡，整理老照片时发现一张编号为“0847”的碑文拓片，忽然想起王发坤坟前的编号是“0847”。他立刻联系地方民政，把陵园座标写进信里寄往贵州。
信送到那天，李金花没有哭，只是把抹布掷在水桶里：“订车票。”可是家里存款仅剩三百多元。她咬咬牙，让大儿子去信用社贷款2000元，理由写的是“家属探亲”。信贷员打量她的灰布衣裳，迟疑片刻，还是把章盖了。
12日夜，绿皮火车摇晃着进站。李金花挤在过道，手里捏着那两棵梨树苗。她心里反复盘算：“栽在坟前，正合适。”三十多个小时的车程，一家人几乎没合眼。小儿子半夜掏出那块修好的上海牌手表，轻轻擦了擦：“爸，这回一定还你。”
14日午后，麻栗坡山雨初歇。陵园青石铺路，松烟味混着潮气，空气里有淡淡的硝烟残香。李金花远远看见“0847”三个数字，脚下一软，跪在台阶口。她伸手抚摸碑面，上面的名字没有一点风化。她喃喃：“发坤，我来了。”随后重重磕头，额头碰到碑座，发出沉闷声响。
兄弟俩把梨树苗栽在碑旁，雨水顺着嫩叶滴落。李金花又拿出那本借款凭证，撕碎，埋在泥里。她对着碑低声说：“钱已还清，娃儿也长大，放心吧。”墓地静默，只有山风翻动松枝。
三天里，母子三人守在墓前，烤馍、烧青稞面，夜里披军大衣席地而眠。临走前，小儿子把手表挂在碑角。李金花转过身，目光从碑文滑到山脚下的林海，轻声说：“我们走了，明年清明再来。”
回到贵州后，地方政府和部队帮李家把旧土坯房翻修成两层新宅。云南省军区又在李家后山立了一座纪念碑，碑顶是一颗五角星，对准老山方向。李金花把二楼腾出来，摆上手表、老照片、那件沾血的军大衣，墙上贴着王发坤的军功证书。村里孩子放学后常来参观，她站在门口，指着照片说：“记住这个人，他替很多人挡过子弹。”
2010年清明，村头梨树一夜盛开，花瓣铺了整条小路。李金花披着旧军衣，慢慢走到树下，轻轻捡起一片花瓣。那是王发坤当年亲手种下的树，二十八年的风霜，它依旧年年吐芳。她把花瓣放进口袋，准备等下次去云南时，和丈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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