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50年深秋的开封，皇宫走廊下的血腥味压过了寒意。
19岁的后汉隐帝刘承祐一声令下，几十名武士一拥而上，将刚刚上完早朝的宰相杨邠、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当场斩杀。
随后，三人的家族被尽数诛灭，一场震动朝野的血腥清洗，源于这三位辅政大臣数年如一日的专横跋扈。
后汉高祖刘知远临终前，将17岁的儿子刘承祐托付给杨邠、史弘肇、王章等五位辅臣，其中杨邠主政、史弘肇掌军、王章管财政，三人联手成为后汉政权的实际掌控者。但这份托孤之重，很快变成了对皇权的公然凌驾。
一次朝堂议事，杨邠与王章在刘承祐面前商议政务，全程自作主张拟定政策，完全没有征询皇帝意见。刘承祐忍了许久，终于插言：“事行之后，勿使有言也！” 本意是提醒大臣们实施政策时顾及百姓感受，避免怨言。
某次宰相苏逢吉与他商议事情，偶然提到“书生之言或许可用”，史弘肇立刻怒目圆睁：“孔夫子那套东西，能安天下吗？” 当场拂袖而去，丝毫不顾及同僚体面。
三人的专权早已形成惯例：杨邠拟定官员任免名单，往往直接下发执行，事后才象征性地告知皇帝；史弘肇的禁军在京城横行霸道，即便无故伤人，地方官也不敢过问；王章处理财政事务，哪怕是涉及国计民生的赋税调整，也从不向刘承祐请示。
朝堂之上，皇帝更像个摆设，而三位权臣的言行，渐渐突破了君臣之礼的底线。
如果说朝堂专权还能归咎于“辅政责任”，那么干涉刘承祐的私人事务，则彻底点燃了皇帝的杀心。
刘承祐的舅舅李业，与皇帝年纪相仿、性情相投，深得宠信。当时宣徽使一职空缺，李业一心想要补缺，太后和刘承祐都点头同意，苏逢吉等大臣也无异议，唯独杨邠和史弘肇坚决反对。
杨邠不仅驳回了任命请求，还当面劝谏刘承祐“远离小人”，明指李业不配担任要职。这让李业怀恨在心，更让刘承祐觉得颜面尽失——自己连提拔亲近之人的权力都没有。
而更让皇帝无法容忍的，是对宠妃丧葬之事的干涉。刘承祐十分宠爱耿夫人，曾想立她为皇后，被杨邠以“不合礼制”驳回；后来耿夫人去世，刘承祐悲痛欲绝，打算以皇后之礼安葬，杨邠再次出面阻拦，坚持认为“妃嫔不可越制”。
史弘肇则在无意间加剧了矛盾。他与郭威关系密切，某次两人在朝堂上相遇，史弘肇直言不讳地对郭威说：“如今主上年少，身边小人太多，我们这些老臣必须同心协力，才能稳住局面。”
这番话被眼线告知刘承祐，让皇帝误以为三人与郭威勾结，想要架空甚至取代自己。
而史弘肇对宫廷事务的干预更无分寸，某次宫中举行宴会，有伶人表演助兴，史弘肇当场怒斥：“国家多难，岂能贪图享乐！” 硬是让宴会不欢而散，让刘承祐在群臣面前难堪至极。
王章在财政上的严苛举措，让三人彻底失去了官心民心。
后汉建立之初，历经契丹寇犯，国库空虚，王章虽然通过节省开支、聚集财赋，保障了西征叛军的军需，甚至让国家有了结余，但他的手段却极为残酷。
原本百姓缴纳秋夏租赋时，每斛需附加二升“鼠雀耗”，用于弥补仓储损耗，而王章将其增至两斗，改称“省耗”，赋税凭空增加十倍。官府借贷缗钱，百姓偿还时需按八十缗为一陌缴纳，而官府放贷时却只给七十七缗，差额被直接盘剥。
有人因田产纠纷告状，哪怕只涉及十几户人家，王章也会下令在全州普查田地，目的就是多量出土地以增加税收，短短几年就让百姓困苦不堪。
对官员，王章同样刻薄。郡官请求发放月俸，他从不给现钱，只发放军中不用的“闲杂物”，还命人高估价值，甚至随意抬价，称为“抬估”。
史弘肇掌管司法时，更是“专刑杀，不问罪之轻重”，手下军校在京城抢掠民女、敲诈勒索，他不仅不制止，反而纵容包庇，导致京城百姓白天都不敢开门。
大臣之间的矛盾也因三人的专横不断激化。苏逢吉本是辅政大臣之一，却被杨邠、史弘肇排挤，两人甚至在朝堂上公开羞辱他。
有次苏逢吉推荐官员，杨邠当场驳回，还嘲讽道：“这种人也配当官？” 史弘肇更是曾在酒后拔剑要杀苏逢吉，若非旁人阻拦，早已酿成血案。
这一天，杨邠、史弘肇、王章像往常一样毫无防备地进入皇宫，刚走到走廊下，早已埋伏好的武士突然冲出，将三人乱刀砍死。
随后，刘承祐下旨，将三人的家族全部诛灭，无论老幼无一幸免。史弘肇的部下军校，凡参与过作恶的，也都被一网打尽。
京城百姓听闻消息后，有人暗自庆幸，有人胆战心惊，而这场屠杀并没有让后汉政权稳定下来。
当时手握重兵的郭威正在邺都驻守，刘承祐派人前往诛杀，却不料消息泄露，郭威起兵反叛，率军直指开封。
同年十二月，郭威的军队攻破京城，刘承祐在逃亡途中被亲信郭允明所杀，年仅19岁。后汉政权随之覆灭，郭威不久后登基称帝，建立后周。
三位权臣用专横跋扈断送了自己的性命，而年轻的皇帝用血腥反击夺回权力，最终却也葬送了整个王朝，这段历史留下的，是权臣乱政与皇权反击的双重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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