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2月，东京麻布区的圣路加国际医院灯光昏黄。63岁的中西功已骨瘦如柴，他轻轻拉住护士袖口，说出那句后来被记录在病历边角的话：“真想再去上海看看。”对方愣了一下，这名曾被日本军方视为“情报天才”的老人，临终却念念不忘黄浦江畔的风声雨声。
追溯这份牵挂，需要把时间拨回到1929年盛夏。那年，十九岁的他搭乘大阪商船公司客轮抵达上海滩，公费身份看似风光，真实目的却是替母国培养“汉语尖兵”。偏偏命运开了个玩笑——东亚同文书院里，一堂普通的中文课，让他遇见了中共地下党员王学文。王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平等”与“自由”两字时，教室里电扇吱呀作响，中西功的眼睛第一次亮了。
王学文不是急于拉人入党的人，他更像一位耐心的引路人。课后聊书时谈到《资本论》，提及“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中西功若有所思地反问：“那日本工人怎么办？”王学文微微一笑：“救他们，得靠自己，也得靠世界上同样受压的人。”一句话，像钉子，钉在这位日本青年的心头。
1930年秋，一张用油墨印刷的传单在书院宿舍悄悄传阅。抬头赫然写着“日支斗争同盟”，署名正是中西功与白井行幸。这不是学生恶作剧，而是第一个公开提出“反战援华”口号的秘密社团。月夜里，几名青年摸黑走上南京路，往日本水兵手中塞传单，纸张打着旋飞向苏州河，被灯火映得斑斓。翌日，他们集体被拘，关了九个月禁闭。中西功发烧、咳血，出狱时却笑着对同伴说：“没事，活着才有机会做更大的事。”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同文书院学生被催促随日军陆战队上前线当翻译。中西功带头抵制，提出集体返国申请。上峰一度严词拒绝，他却抓住海陆军嫌隙，辗转说服陆军方出面“调回”百余名学生。船舷边，他第一次见到《朝日新闻》特派记者尾崎秀实，两人谈及东亚局势，越聊越投机。尾崎回国后把中西功引进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并向上级情报机构推荐这位后起之秀。
1934年，中西功进入参谋本部情报科，身份骤变，却始终记得那句“救他们，得靠自己”。在堆积如山的电文、作战图中，他把关乎华北兵力调动、海军驻屯计划的要件逐纸摘抄，装进鞋底，漂洋过海送往上海法租界。直到1937年卢沟桥炮火点燃全面侵华，他主动请调回沪，名义上是“加强情报联络”，实则暗中与潘汉年接上线，建立代号“乌鸦组”的小队。
有意思的是，上海滩风云诡谲，各国间谍云集，相互盯梢。夜色里，乌鸦组成员躲在法租界石库门的阁楼，用针尖刻录缩微胶片，再藏进女士发髻。不到一年，延安方面便收到了数十份关于日军后勤补给、华中机动兵力的一级密报。毛泽东在窑洞里看完材料，批注：“国际同志，可敬可佩。”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东京高层正就“北进西伯利亚”还是“南进东南亚”争论不休。苏联红军极需判断日本动向，延安也急切想弄清真相。这一次，仍是中西功主动请缨。他从上海潜回东京，顶着宪兵队的暗查，辗转进入海军省机要室，掌握最新会议纪录。一个深夜，他在寒风中递给接头人一张香烟纸——上面只有寥寥数字，却清晰指向“南进”。两周后，珍珠港爆炸声验证了情报的准确。斯大林因此得以从远东抽调十万大军驰援莫斯科战场。
不过，纸终究包不住火。1942年3月，杭州宵禁森严，中西功在西湖边被特高课逮捕。审讯里，指挥官怒吼：“你是日本人，为何替中国卖命？”他淡淡答道：“结束侵略，才能拯救日本。”竹签嵌进指缝，他始终咬牙不语，只在供词上写下“独自行动，无同伙”。最终被判死刑，关进巢鸭监狱。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盟军接管监狱，他才得以重见天日。
战后，中西功拒绝高薪聘请，走街串巷演讲反战。他撰写《中国革命史》等专著，把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译介回祖国，引发右翼媒体围攻，却赢得年轻劳工的掌声。有人劝他低调，他摆手：“我欠中国一条命，也欠日本人民一句实话。”
晚年的中西功患上多种职业病，肺损伤尤甚。1973年病危那几天，他回忆最深的是上海弄堂的弄堂里巷口小店的生煎香味，还有外白渡桥夜晚的汽笛声。医师拍下他枕边的便签，上面写着：“若能再看一眼苏州河，就当此生无憾。”
他没能如愿踏上那片土地。消息传到北京，不少老地下党员默默致信吊唁。王学文在回信里写：这位“日本同志”用一生证明，信仰无国界，正义自有故乡。
如今，东亚同文书院的旧址已成为博物馆，缓缓播放着黑白影像。墙上中西功的手迹静静躺着，那行遒劲的汉字依旧清晰：“愿百年后，和平不再只是一种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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