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权力这玩意儿烫手，但对1929年只有28岁的张学良来说，这权力更像一块冰，一块从他父亲张作霖尸骨上刮下来的、带着血的冰。
他必须把它攥在手里，攥到融化，否则，冻僵的就是他自己。
故事的高潮，也是终点，就定格在1929年1月10号那天。
奉天大帅府，天阴得跟铅块似的，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子。
府里的老虎厅却烧着暖气，热得发闷，可这热气怎么也烘不散屋里那股子要命的凉意。
张学良坐在主位上，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他对面是杨宇霆和常荫槐，奉系的老臣子，他父亲的左膀右臂。
这二位是来下命令的，不是来商量的。
他们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要成立个什么“东北铁路督办公署”，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你张学良今天必须把字签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那口气，不像跟上司说话，倒像是在教训一个不听话的晚辈。
张学良没接那茬，只是淡淡地说，天晚了，不如先吃饭，吃完饭再慢慢聊。
杨宇霆大概是觉得这话说得太软，直接一摆手，那姿态里带着一股子不耐烦和轻视，意思是“别来这套，赶紧签字”。
就是这个动作，把所有事都推到了头。
张学良站了起来，看着他俩，一字一顿地说：“我待二位，仁至义尽。”
说完，转身就进了旁边的隔间。
他的人影一消失，早就藏在屏风后面的卫队就冲了出来。
枪栓拉动的声音都没听清，枪声就炸了。
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杨宇霆，还有那个跟着他一起来的常荫槐，俩人像两条麻袋一样倒在了地上，老虎厅名贵的波斯地毯，瞬间就被染红了。
从皇姑屯那声爆炸，到老虎厅这片枪声，中间只隔了七个月。
张学半为啥非要对自己老爹留下的心腹下这种狠手？
这事儿要是只看成抢班夺权，那就太简单了。
这枪声里，藏着的是新旧两代人的决裂，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救国路线的死磕。
想弄明白这枪为什么非开不可，得把时间往前倒几年，回到1925年的那个冬天，那一年，雪下得特别大，血也流得特别多。
那年头，奉系出了件大事，叫郭松龄反奉。
郭松龄这个人，陆军大学出来的高材生，是张学良的老师，更是他最铁的哥们儿。
俩人好得跟一个人似的，都想着要把东北这摊子事儿给整顿好，弄出个新气象。
但郭松龄这人太理想，看不惯奉系里那些老派军阀的做派，尤其跟杨宇霆，简直就是天生的对头。
杨宇霆呢，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是老帅张作霖最信得过的“大脑”。
一个，是琢磨着怎么玩转权力的老江湖；一个，是琢磨着怎么实现理想的愣头青。
俩人的道不同，早晚要撞车。
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完，论功行赏的时候，郭松龄觉得自己功劳最大，结果分到的好处最少，他把这笔账，全算在了杨宇霆头上，觉得是杨宇霆在背后搞鬼，排挤他。
后来郭松龄在日本，风闻张作霖可能要跟日本人签什么密约，承认那个屈辱的“二十一条”。
家国情怀加上个人恩怨，一下子全爆了，他当即决定带兵回头，打回奉天，清君侧。
可这事儿最后还是办砸了。
日本关东军一插手，郭松龄的部队马上就垮了，他跟媳妇俩人跑路的时候被抓住。
那会儿张学良是真的急了，到处求情，跑去跟他爹张作霖哭，说郭松龄是他老师，是他兄弟，念在旧情上，饶他一命。
可这时候，杨宇霆站了出来，跟张作霖说得斩钉截铁：“这个人要是不除掉，以后必定是大祸害。”
杨宇霆心里门儿清，郭松龄在奉军那些年轻军官里威望太高了，是张学良将来真正掌握军队的王牌。
弄死郭松龄，不光是帮张作霖拔掉一根刺，更是给自己未来的政治道路清除了一个最大的对手。
最后，张作霖正在气头上，听了杨宇霆这番话，下了死命令。
郭松龄夫妇被枪决，尸体还在大冬天里被扒光了挂起来示众，挂了三天。
自己最敬重的老师、最好的朋友就这么惨死，这件事在张学良心里，就像被捅了一刀，伤口再也没好过。
他认定了，是杨宇霆的谗言和心狠手辣害死了郭松龄。
这道用血划出来的口子，从那时候起，就横在了他和杨宇霆中间。
三年后，1928年6月，皇姑屯那声巨响，把张作霖送走了，也把整个东北推到了悬崖边上。
27岁的张学良，稀里糊涂地就得扛起这个家。
他接手的，不光是权力，更是一个外面有日本人虎视眈眈，里面有一帮老家伙倚老卖老的烂摊子。
杨宇霆这时候已经是东北事实上的二把手了。
他管着保安总司令部的总参议，还捏着奉系的命根子——兵工厂。
在张作霖那会儿，他虽然权大，但对着那个土匪出身、霸气外露的老帅，多少还有点敬畏。
可现在，老板换成了他从小看到大的“小六子”，他那点敬畏心就全没了。
在他心里，张学良还是那个需要他来教导的毛头小子。
张学良刚回沈阳，为了稳住局面，特地跑到滦州去见杨宇霆，姿态放得特别低，甚至说，奉天这边的军政大事，都可以交给杨叔来管。
这话说得够意思了，既是拉拢，也是试探。
结果杨宇霆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汉卿啊，我跟你爹处得来，跟你处不来。
咱俩想的、做的，不是一回事。”
从那以后，杨宇霆就真把自己当成托孤重臣了，事事都要插一手。
他去张学良的办公室，连门都不敲，推门就进，坐下就开始对张学良的各种决定评头论足，指点江山。
更过分的是，在公开场合，他还一口一个“小六子”地叫，完全没把张学良当成东北的最高统治者。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叔侄间的别扭了，这是两种观念的正面冲突。
张学良受的是新式教育，想的是整个国家，而杨宇霆脑子里还是老一套，想的是奉系的地盘和利益。
真正把俩人彻底推向对立面的，是“东北易帜”这件大事。
1928年，蒋介石的北伐军打到了北京，名义上统一了全国。
张学良看得很清楚，东北要想不被日本人一口吞掉，唯一的出路就是跟南京的国民政府站在一起，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大家抱团取暖。
可这个想法，遭到了杨宇霆的拼死反对。
杨宇霆的算盘是，让东北继续“独立”，关起门来自己过。
他甚至想跟日本人眉来眼去，利用日本人来牵制南京，好保住奉系这块自留地。
他的逻辑很简单：地盘比国家大，奉系的利益比民族的主权重要。
为了这事，俩人在会上吵了不知道多少次。
杨宇霆拉着一帮老臣子，明着跟张学良叫板。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顶着巨大的压力，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服从国民政府，所有奉天旗帜全部换成青天白日旗。
消息一出，全国振奋。
可在沈阳，杨宇霆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愤怒——他拒绝参加换旗仪式，自己家里也坚决不挂新国旗。
这一下，张学良彻底看明白了。
杨宇霆这个人，已经不只是在挑战他个人的权威了，他是在阻碍整个东北的前途，是在破坏国家统一的大业。
只要杨宇霆还在一天，他张学良的命令就出不了大帅府，东北就永远是一盘散沙。
于是，就有了老虎厅里那场最后的摊牌。
杨宇霆和常荫槐拿着那份成立铁路督办公署的文件，实际上就是想把东北的经济命脉彻底抓到自己手里，把张学良彻底架空。
他们以为，这个“小六子”还是那个可以任由他们拿捏的晚辈。
他们没料到，这只“小老虎”已经被逼到了墙角，退无可退了。
枪响之后，东北安静了。
张学良用最直接、最血腥的方式，告诉所有人，谁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多年以后，胡适评价说，如果杨宇霆不死，东北或许不会丢。
张学良自己晚年在美国也承认，杀杨宇霆是他一生中最鲁莽、最后悔的一件事。
枪声之后不过两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的铁蹄踏遍了东北大地。
张学良成了“不抵抗将军”，背负着骂名，颠沛流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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