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去世前，与家人吃饭眉头紧皱，保姆：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中央办公厅|保姆

1950年春天的一个清晨，北海还笼在薄雾里，李佩提着一个旧藤箱，第一次走进中南海西门。她被派到一户年轻人家中当保姆，与她想象中的高门深宅不同，四合院不大，院中种着丁香，男主人笑着迎了出来，自报家门：“我叫田家英，以后得多劳烦您。”那一年，28岁的田家英刚从西柏坡随中央进京，成了毛主席的秘书；而李佩，一个出身没落旗人家庭的寡妇，只带着十四岁的女儿在城里谋生。谁也没想到，这次相遇会让她用一生感念“那几年才像过日子”。

李佩的人生颠簸得早。清末出生、家境殷实，父母怕她受苦，硬是将婚期一拖再拖。谁知北平城风云骤变，她最终嫁进一个衰败的宗室旁支。丈夫是黄埔二期，热血退潮后却沉迷鸦片，不到四十岁便死在东安市场的后巷。婆家仍沿袭祖上传下的家法，动辄拳脚。到了1949年冬，城头红旗落地，她背上小包袱，躲在解放军的进城队伍旁，从此与旧日恩怨一刀两断。

给人做保姆，图的不只是口饭。李佩在天津、北平辗转雇主多家，有的苛刻不让上桌，有的私扣工钱。直到田家英夫妇张开双臂，事情起了变化。田家英爱书，见她识几个字，便把家里翻旧出来的鲁迅全集送她：“您看看，喜欢哪一本尽管拿。”董边性子直，不惜甜点心巧让雇工先尝。李佩头一次觉得，“自己不是个下人，而像亲戚”。

这种温暖对一位长年受白眼的中年妇人而言分量有多重，可想而知。八角楼里夜深灯亮，田家英伏案写材料，李佩悄悄给他续茶。她的气管炎一犯，只敢躲到灶间咳嗽。董边听见，走来递药，还拍拍她的背，说自己儿时也喘，“别憋着，家里哪有外人”。柔声一句，李佩红了眼圈。

不久，田家有了女儿。孩子吃奶时，父母常被文件电话拉去忙，只剩李佩抱着哄睡。夜里断奶，婴声大作，她披衣而起，生怕影响男人写作。那一年里，她不止一次见到田家英整夜伏案，起身时已是晨钟。日后人们提起，一篇篇中央文件、毛主席的讲话稿，背后都有这盏彻夜不灭的昏黄灯光作伴。

1955年夏，李佩的女儿德利突然吐血，被确诊为肺结核。那是谈虎色变的病，医药昂贵，她几乎绝望。田家英知道后，二话没说，托卫生部朋友弄来六十支法国链霉素，还从自己的工资里拨出一笔钱，交代李佩：“治病要紧，别有后顾之忧。”两个月后，德利转危为安，上学的事也由田家英夫妇做了担保，报了师大附中。一份恩情，从此埋在李佩心里。

日子就这样流过去。中南海的春花秋月都见证这家人互相扶持。可谁也挡不住时代的风向。1966年5月，政治风暴乍起，曾在廊下温言叮咛的男主人，成了众矢之的。文件一张接一张，指责声席卷而来。田家英仍按时回家，却愈发沉默。李佩隐约感觉到什么，却不敢多问。有时她端汤进书房，见他独坐窗前，稿纸摊作散叶，目光却定在远处梧桐。那神情，说不清是悲怆还是困惑。

5月22日晚，家里气氛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晚餐是家常面，调料放重了盐。田家英一言不发，把面挑进碗里，眉心拧得死紧。李佩私下揣着心事，筷子都险些握不住。她抬头，对上他的目光，只来得及捕捉到一丝决绝。她后来回忆：“那时候心里咯噔一下，冷飕飕的。”

次日拂晓，他的书房传出低沉闷响。年轻的生命在悄无声息间断裂，留下未写完的稿纸，也留下一个天塌下来的家。田家英，时年仅四十四岁。那天距离他陪毛主席南行归来，不过半月。

噩耗传开，董边晕厥过去。两个还在上学的孩子懵懂无声，李佩抱着他们，一个劲抹泪。更大的风暴紧随其后。调查组进门，查抄、退房、遣散雇员。为了不连累李佩，董边含泪把她送出门：“姐，赶紧走，千万别回头。”李佩却在墙角蹲了整夜，天亮时只留下两句嘱托，“记得喝点水，孩子别饿着”。

往后的岁月，将近十年，李佩东挪西借，自己靠在缝纫社补鞋维生，却把省下的糠菜干粮偷偷送到董边手里。她知道田家英若地下有知，也会嘱她如此。有人劝她：“人都死了，你图个啥？”她摇头：“人情得还，不能让他寒心。”

田家英为党工作时间虽短，却留下不少手迹。1956年，他曾陪毛主席南下考察，写成十四万字纪要，为破除浮夸、恢复实情提供了依据。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他敢直言“钢铁指标过高”，提醒不能脱离实际。毛主席对他向来器重，说他“讲实话，敢碰硬”，还请他去庐山“当面提意见”。然而在特殊年代，敢言有时成了风险。1966年春，批判风云乍起，他陷入无休止的审查，精神重压之下，终于走到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