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6月18日清晨，北京军区司令部的外线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值班参谋把话筒递到司令员杨勇手里，只说了一句：“老家来电。”长沙口音飘过来：“老太太走了，乡亲们想热闹点，准备唱三天大戏，费用怕不低，您看先寄五百块行不？”电话那头沉默了三十秒，只听杨勇低声回答：“寄二百，棺木和薄棉布够用，大戏免了。”简单一句，却让接线的小战士听得心头一震。
挂断电话，杨勇合上办公桌抽屉，里面只有半包“哈德门”香烟和一支用旧的钢笔。有人劝他：“首长，五百块对您来说不是难事，给母亲体面一点也无妨。”杨勇只是摇头：“国家还在紧日子，干部先铺张，老百姓怎么看？”一句话拦住了所有劝解。军区政治部很快将二百元汇往浏阳文家市，杨勇连随礼带挽联都一并写好，请机关汽车连顺路托带。至此，他对母亲最后的尽孝竟如此朴素。
这一幕若只看结果，很容易让人觉得他近乎冷峻，可时间往前推三十五年，故事就有了另一幅底色。1927年9月，14岁的杨勇跟一群半大孩子蹲在里仁高小围墙上，看毛泽东向秋收起义队伍讲话。那天，他第一次听见“石子砸水缸”的比喻，血液里便有了火。三年后，他正式参加红军，一别就是二十载。长征、会师、西征，他从炊事员一路干到纵队指挥员，却从未向家里要过一针一线。母亲在乡亲面前常说：“统伢子有出息，不讨家里半碗饭。”
1949年7月，解放军第五兵团进入湘赣边界慈化镇时，前沿离文家市不过六十里。彼时杨勇已是兵团司令，可他回乡却选了月夜小路。随行警卫疑惑，他轻声解释：“敲锣放炮要花钱，咱是给穷人办事的，不能让穷人破费。”即便如此，乡亲们还是堵在巷口，他拱手作揖：“还是那条老理，别把我当官老爷。”第二天族人要他捐银修祠堂，他婉拒：“祠堂是旧礼法，咱们要修的是学校。”说完转身投入进军大西南的行列，再度离家。
朝鲜停战后，1953年冬，他带志愿军部队归国。五年后调任北京军区，一家人才有稳定住所。杨勇把母亲接到前门外的小院。三岁的小闺女指着老太太问：“这是谁？”母亲笑眯眯：“我是婆婆。”孩子又追问：“婆婆的妈妈呢？”杨勇被逗得哽住，他突然发现，自己竟几十年没当着人喊过“妈妈”两字。院子里那面写着“寿”字的湘绣锦旗，是他部队在1949年赠给母亲的，他让孩子们仔细看：“这是奶奶当年受的褒奖，你们要记住。”
虽说是司令员，杨勇家里却总保持“部队口味”——高粱米、小咸菜、熬白菜。母亲偶尔想念湘菜，儿媳林彬就上街买一把辣椒给她炒干笋。老太太常念叨：“统伢子吃得清苦，可做的大事硬。”1962年秋，她坚持回乡，“城里闹腾，还是老屋睡得稳”。杨勇拗不过，只得送她回浏阳，并叮嘱地方卫生队常去看望。谁料不到一年，老人家便撒手人寰。
丧事在文家市按最朴素的规矩办完，乡亲后来给北京来信：“二百元一分不少，全用在棺木和两件寿衣，戏班子没请，茶水也是自家烧的。”信尾还加了一句：“您母亲临终念叨，不许给司令添麻烦。”杨勇看完信，伏案良久，无言。他让警卫把那封信夹进母亲当年的湘绣锦旗后面，谁来参观，他就翻给谁看：“革命几十年，母亲只要我两件东西——一条正路，一个朴素的家。”
人们喜欢讲将军戎马倥偬的传奇，却往往忽视他刻在骨子里的克俭。1959年，他随中央工作组赴河北调研，住在农村招待所，炕上只有两层麦秸，秘书想换被褥，他摆手道：“老乡冬天也就这点铺盖。”援建酒泉基地时，他为部队争取物资，却将配给自己的皮大衣让给了哨兵：“他半夜站岗更冷。”每一次选择，都与1963年那通“二百元即可”的电话遥遥相连。
值得一提的是，杨勇的节俭不止于物质。他担任北京军区司令期间，北京正大兴土木修复旧城，有人想借他名声把老胡同圈起来做高档招待所，他回绝：“伤风败俗，祠堂庙宇那一套，我早说过不干。”最终那片胡同被划作普通居民区，几十户老工人得以原址安居。
母亲仙逝后第三年，杨勇赴安徽检查部队农副业生产。途中看见路边墓碑林立，他驻足良久，随行部长小声问：“想家了？”杨勇低低回了一句：“想起母亲那口薄棺，好在她老人家心安。”再无下文。
晚年的杨勇，常把“节俭乃公仆本色”写在笔记本首页。1968年，他在内部座谈会上引用母亲的话：“做人干净，天地自宽。”说这话时，他已经历过腊子口、渡江、长津湖的枪林弹雨，可声音仍和三十年前在祠堂驳族老时一样清晰。
至此，1963年的那通电话才显得不再冷峻。五百元可以请大戏，可以吹唢呐；二百元足够让母亲安睡黄土。一个将军的选择，既是对子孙的示范，也是对自己信念的回响。或许，这就是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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